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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升华: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 马元龙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升华是什么意思?提及这个问题,人们一般立即就会想到弗洛伊德的定义:性冲动的对象偏离了性目标而转向新的对象。但这就是升华的定论了吗?拉康虽然一直声称精神分析的关键就在于回到弗洛伊德,但他对升华所做的解释却迥异于弗洛伊德。拉康为我们提出的升华定义是:升华就是把一个对象提高到具有物的尊严的高度。
    关键词:升华/冲动/物
    作者简介:马元龙,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不管是作为美学范畴还是精神分析学范畴,升华(sublimation)这个词的性质与身份都值得商榷。从朗吉努斯到康德,似乎都赋予这个术语相对确定的意义:崇高(sublimity)。而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文本中,升华却从来不像其他范畴,如压抑、抗拒、认同、自恋等,得到过充分的理论阐释,其成为一个缺乏明确定义的不确定因素。到了拉康,其对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他对升华所做的重新解释明显迥异于弗洛伊德,更具思想穿透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libido)是人最根本的动力,但悖论性的是,人类文明正是建立在对性冲动的压制之上。性冲动的“目的”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为了得到满足,而这种满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愉快的。这种令人愉快的冲动满足之所以受到压抑,乃是因为它与其他目的和要求不相容,从而导致了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阻止它的实现。这些其他的目的和要求无疑就是文明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提醒我们:“压抑起初并不是一种防御机制,只有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出现明显的裂缝之时它才会出现。压抑的本质在于将某些东西从意识中移开,并保持一定的距离。”[1](P162)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人们一般都会错误地认为压抑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忽略这个问题,我们就难以理解弗洛伊德对原始压抑和次生压抑的区别。弗洛伊德接着指出:在心理组织未达到这一阶段之前,避开本能冲动的任务是由冲动可能出现的变化承担的。比如,转向反面或曲解自己。
    弗洛伊德在《冲动及其变化》①中指出,冲动会发生四种变化:(1)变成对立面,(2)围绕主体的自我运作,(3)压抑,(4)升华。他详细阐释了前两种变化,然后在《压抑》中专章讨论了压抑问题,但是他对升华的研究始终付之阙如。虽然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经常看见他提到升华,但他对升华只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使性冲动的力量脱离性目的并把它们用于新的目的——这个过程应该被称为‘升华’。”[2](P32-33)弗洛伊德通常将升华与压抑相提并论,仿佛它们是同一个水平上的现象,比如在《性学三论》中将升华与压抑视为影响幼儿发展的诸种因素中的两种。在《冲动及其变化》中将二者视为冲动的四种变化中的两种,但自相矛盾的是,他又经常把压抑看做升华的前提,把升华看作压抑的结果。有时他似乎又认为,有些升华是性冲动受到压抑的结果,有些升华则是性冲动没有受到压抑直接获得的。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压抑与升华具有一种逻辑因果关系:文化要求对性冲动加以压抑,但压抑并不能消灭性冲动,只能将它从意识之中排除再进入无意识,它的能量不会受到任何削减;压抑的结果不是永远的压抑,而是释放。释放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以症状的方式释放,其二便是以升华的方式释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升华可能以一种单纯的方式实现,也可能与神经症或性倒错杂糅在一起,甚至以神经症和性倒错为前提。所以弗洛伊德认为,只有在典型的性变态者身上,才会有典型的升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说:“异常先天倾向的第三种结局可能是升华过程。这使得源于某一性源的过强兴奋寻求出路,以在其他领域大展风采。因此,本身具有危险性的素质,却可使心理效率大大提高。于是我们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来源之一。通过对升华或完全或不完全的分析,关于资质颇高尤其是具有艺术素质的人的性格研究表明,它们是效率、倒错和神经症的混合体。”[3](P65)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把《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作为弗洛伊德深入研究升华的典范文本,但正是在这个文本中,弗洛伊德暴露了他在升华问题上的全部矛盾。在论及儿童性欲时,弗洛伊德指出,在大约3~5岁时,儿童的性生活达到了第一次高峰,儿童对性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弗洛伊德将这一时期称为“幼儿性研究时期”。弗洛伊德将这种兴趣宽泛地称为“求知本能”,但他认为不能将这种本能划入基本的本能之列,更不能归入性本能之中,但它确实与性问题密切相关。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这种求知本能会有三种可能的变化:第一种类型,儿童的性欲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求知欲被抑制了,自由的智力活动可能在此后一生中都受到限制,由此诱发早发性神经痴呆症。第二种类型,求知欲彻底取代了性欲,性欲被完全抑制了;科学研究成为一种变相的性活动,甚至是唯一的活动,从科学研究中获得的满足代替了性满足。关于第三种类型,弗洛伊德说:“这里确实也发生性压抑,但压抑不会把这些性欲望的本能降至无意识中。代替性本能的是力比多从一开始就直接升华为求知欲,依附于强大的研究冲动作为支援力量从而逃避了被压抑的命运。研究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强迫和性活动的替代物,但由于潜在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即性冲动直接得到了升华,而不是被压抑为无意识之后再闯入意识,因而没有表现出神经症的特点。”[4](P83-84]弗洛伊德认为第三种类型“最宝贵、最完美”,而且认为达·芬奇就是这个类型的典范。但是从弗洛伊德关于达·芬奇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又被告知,达·芬奇是一个典型的同性恋者。而且,在达·芬奇的身上,压抑是明显存在的。既然如此,达·芬奇何以能被当做完美升华的典范?
    所以说,尽管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为人们理解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种独特视野,但此理论自身的歧义与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升华与压抑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有时说升华是压抑的结果,有时说升华逃避了压抑。其次,升华与神经症或者性变态之间的关系也悬而未决,弗洛伊德一方面认为升华可以使人以一种社会认可甚至赞赏的方式顺利释放被压抑的性冲动,从而不会导致神经症和性变态,但同时又认为最典型的升华经常出现在那些具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症和性倒错的作家、艺术家身上。
    尽管弗洛伊德对升华的定义有诸多含糊和矛盾之处,但至少这个定义为我们指明了理解升华必须迈出的第一步:与升华相关的不是本能(instinkt)而是冲动(trieb)。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升华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冲动以某种其他形式、在其他对象那里得到了满足。他做出这个定义是为了表明这个事实:冲动可以与它的目标发生偏离。拉康指出,这两个词语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是有显著差别的,本能纯粹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属于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对象,动物的行为完全是由本能驱动的,这些本能是固定的,几乎不可改变,直接指向某个对象。本能不可改变,因此根本就不存在将性本能的力量脱离性目标的可能性。人作为一种动物,当然具有性本能和各种本能,但人的性欲不是一个本能问题,而是一个冲动问题,冲动是可变的,而且是善变的,决不会与一个固定的对象捆绑在一起。在力比多的发展历史中,冲动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拉康认为,将本能与冲动严格区分是理解升华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澄清二者之后,我们才能接近弗洛伊德就冲动的性质所说的东西:冲动可以通过不止一种方式为主体提供满足,特别是以升华的方式。“总之,解决升华问题的方法必须以辨认出冲动的可塑性为起点。”[5](P91)冲动的可塑性主要表现在它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任意更换对象来获得满足。为何要更换满足冲动的方式或者对象呢?因为原先的方式或对象受到了现实的否定。而对象或者方式何以能被更换呢?因为对象可以被符号化,而在符号之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由此,拉康把冲动的可塑性与符号和能指联系了起来:“这种结构(即力比多的身体结构)把人类的力比多委托给了主体,使它滑进了词语的游戏中,使它被符号世界的结构征服;而符号世界的结构便是唯一普遍的、统治性的范式。而正如皮尔斯指出的那样,符号就是为了某人而出现在别的某种事物的位置上的东西。”[6](P91)
    在冲动的四个要素,即压力、目的、对象和根源中,与升华最直接相关的是对象。冲动要得到满足,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对象,所以一旦某个对象被禁止,无论如何也要求满足的冲动指向其他对象。因此,冲动的对象与冲动没有必然的关系。正是因为对象的可变性、可塑性,才使得升华变得可能。拉康指出:“只要人们开始区分升华所涉及的事物,对象这个词就绝对不会不出现在他的笔下。如果不参照到对象,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表现那得到升华的冲动的形式特征。”[7](P94)但就升华而言,对象是什么意思呢?依据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的解释,升华的特征就是对象的改变和力比多的改变;性欲力比多在一些社会规定的对象、集体满意的对象中找到了满足,只要它们是公共事业的对象。但这个定义在拉康看来颇成问题:“一方面,满足的可能是存在的,即使只是替代性的满足,而且通过这篇文章所说的代理这个中介。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关于对象的问题,这些对象将会得到集体的社会价值。在此我们发现自己面临一个陷阱,只需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建构一个简单的对立和一个简单的和解,非常贪图方便的思想总是喜欢跳进这个陷阱。”[8](P94)
    在弗洛伊德的升华定义中,冲动的对象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的差别就是,升华所涉及的对象是社会认可的。拉康认为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当我们满足于这个对象时,我们就落入了一个陷阱而不自知。在拉康看来,升华涉及的对象绝不是社会认可的一般对象,而是一个物(Thing)。针对弗洛伊德的定义,拉康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升华就是“把一个对象提升到了具有物的尊严的高度”[9](P112)。拉康说:“我正尽力为你们提供与升华有关的必要信息,只要我们想说明升华与我们所说的物的关系——就主体对现实的建构而言,物位于升华的核心位置。”[10](P117)对比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定义,我们能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别:弗洛伊德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义升华的,得到升华的是主体的性冲动;拉康是从对象的角度来定义升华的,得到升华的是一个对象,这个对象被升华成了一个物。那么拉康所说的物究竟是什么呢?他是这样定义物的:“一种事物,只要人必须围绕它打转,它就是物;而如果他想沿着他的快乐之路前进,他就必须围绕它打转。”[11](P95)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定义,但也绝不是一个随便的定义。拉康一再强调,如果我们想在升华上取得任何进展,物都是必不可少的,是绝对本质性的。
    物是拉康精神分析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他经常直接用德语das Ding或者英语Thing来表示这个术语,而不是用法语中与之大致相应的词语chose。在拉康的语境中,物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语言的对象。它是一个业已失落但又必须不断找回来的对象,它是前历史的、难以忘怀的他者。换句话说,它是被禁忌的欲望的对象,是能把永远失落了的菲勒斯(phallus)快感带给主体的东西。只有同时从拉康一再探索的想象(imaginary)、象征(symbolic)和实在(real)三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理解拉康的物。在以镜子阶段为范式的想象界中,幼儿似乎本能地追求与他者/母亲合而为一;在这种自我与他人可以相互交换的封闭循环中,幼儿体验到了“完满”。但这种完满、极乐或者至福从来就是一个神话,即使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幼儿就已经感觉到了母亲/他者的欠缺,感觉到她的欲望总在别处,感觉到自己并非她所欠缺的东西。用拉康的话说,它尽力争取成为母亲欠缺的菲勒斯。但这时父亲介入进来了,他以阉割威胁确立了父亲的法律,幼儿从此进入了象征秩序,进入了语言。它成为一个人,但代价是永远失落了菲勒斯快感这种至福,永远失落了那给它带来至福的他者。这种永远失落了的东西就是拉康所说的物。那它失落到了什么地方呢?它失落到了实在之中。实在就是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如果把语言比喻为一张网,那么无论这张网多么细密,总有某种东西是它无法打捞住的,这种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语言打捞起来的东西就是实在。
    因此拉康说:“就这个领域,即我所说的物的领域而论,我们被投射进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远远超越了情感的范围,它是移动的、模糊的,而且因为它的注册缺乏充分的组织,所以没有参照点,它是某种更加原始的东西……就它与表象相反,是生命的本质、而生命的支柱就是它而言,它不仅只是叔本华意义上的意志的领域。它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既有善的意志,也有恶的意志;当人们在爱与恨的层面上接近它时,这种善恶就是人们难以把握的两可歧义。”[12](P103-104)拉康认为,快乐原则的作用就在于使主体与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主体围绕着它打转,但永远也不能得到它。“快乐原则的功能就是通过尽可能多地创造所需的能指,以便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保持调控精神机构的全部机能所需要的紧张,从而引导主体从能指到能指。”[13](P119)物是主体的至福,但如果主体超越了快乐原则得到了这种至福,它就变成了痛苦/邪恶,因为主体无法承受物带给他的至福。幸运的是,物始终是不可企及的。
    理解拉康所定义的物对理解拉康的升华是至关重要的。拉康认为,要跳出弗洛伊德在升华上跌入的陷阱,就必须理解对象与物的差别。拉康认为,升华的特征并不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是性冲动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社会认可的对象,而在于同一个对象本身的改变。
    物的第一个特征是:物是实在中遭受能指折磨的东西。拉康说:“如果物在精神构造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种精神构造是弗洛伊德在快乐原则这一主题的基础上界定的,这是因为物就是在实在、根本的实在之中饱受能指折磨的事物;你们将会明白,它是我们尚未限定的实在,一个完整的实在,既是主体的实在,也是外在于他而他必须对付的实在。”[14](P118)主体在阉割情结的威胁下度过了俄狄浦斯情结,它成为一个人,但永远失落了原初的菲勒斯快感,失去了物;此后终其一生,主体始终都梦想重找回这个物,但他/她不可能直接拥有它,而只能借助语言去捕捉、打捞它;但就像母亲这个原始的他者一样,语言这个他者自身也是有欠缺的(因为符号只能通过差异和对立来定义自身,能指和所指之间只有任意的关系),语言从本体论上说就绝不可能捕捉到那不可象征的东西。正如拉康所说,物就是主体围绕之打转而且不得不围绕之打转的东西,主体始终想用能指抓住它,可又始终抓不住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认为物就是饱受能指折磨的东西。
    物的第二个特征是:物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对象,因此需要发现它。但对物的发现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发现。因此,物是一个被重新发现的对象。“它已经失落了这一点是它被重新发现的结果;但它业已失落发生在这个事实之后,发生在它被重新发现之后。在我们并不知道,除非通过重新寻找,它已经被永远失落了的情况下,它被这样重新发现了。”[15](P118)失落发生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那是主体尚且不是主体的前主体阶段,而重新发现则是主体阶段的事情,换句话说,在主体阶段并不曾发生失落,而是重新发现失落。
    
    
那么“事物本身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换句话说,对象是如何被升华的呢?拉康回答说:升华是围绕一个空白发生的。梅拉尼·克兰在《艺术作品和创造性冲动中的幼儿焦虑情境》一文中记叙了精神分析学家卡林·米凯利斯所提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个病例中的患者叫鲁思·克娅,发病之前,她从来没有学习过绘画。在她的抑郁症发作最严重的时候,她总是抱怨在她的内心有一个空白,她始终无法填补这个空白。鲁思·克娅的姐夫是一个颇有名气的画家,她在自家的墙壁上挂满了姐夫的绘画作品,其中一间屋子挂得尤其多。后来她的姐夫把其中一些画从墙上取下来卖了,这就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空白。事实证明,这个空白在鲁思·克娅忧郁症的发作中发挥了一种极化作用。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她模仿她的姐夫,力求画出一张与取走的某张画一模一样的画。她到绘画用品店寻觅她姐夫使用的那种颜料,然后兴致勃勃地干了起来。最后,一件艺术品问世了。
    拉康对这个病例极感兴趣,但他的兴趣点完全不是这个传闻中的奇迹部分,相反,拉康认为作者叙述这个故事时缺乏一种批判距离,这样一种技术奇迹毕竟应该受到基本的质疑。拉康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个病例中的既外在于墙又内在于心的空白,以及患者填补这个空白的艺术努力。梅拉尼·克兰发现这个病例肯定了一个心理结构,拉康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则发现这个结构非常符合他的核心计划,因为物的问题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的。
    在拉康对升华所作的说明中,我们发现升华是围绕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空白发生的,升华是由预示了实在和能指之间的空白激发的,这个空白就是无法用能指表达、始终受能指折磨的物。“这个物,由于由人创造出的它的所有形式都属于升华的领域,这个物将始终由空白来表现,因为它不能由任何别的东西来表现——或者更精确地说,因为它只能被某种别的东西表现。但是在任何形式的升华中,空白都是决定性的。”[16](P129-130)
    我们不仅能在精神分析学中发现这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空白,而且能在鲁思·克娅的病例中确定这个空白对艺术升华的关键作用,我们甚至还能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器具中发现这个空白以一种最现实甚至可触摸的形式出现,并同时领悟这种空白对于创造的核心作用。这种器具就是壶。拉康提醒我们注意,陶壶就是围绕一种空而被创造出来的,但这种被创造出来的器具本身又创造了这种空,呈现了这种空,并通过这种虚空(emptiness)让人想起完满②。拉康提醒我们,人类最原始的艺术活动可能就是古老的制陶艺术。升华中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这种空白。正是在这种艺术中,位于升华核心深处的空白或者说物,以最为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说升华就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现在如果你们从我最初提出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陶壶,将其视为一个用于表现位于实在中心的空白的存在物——我们将这个实在的中心称为物,那么表现在这种表象中的这个空白自身就是一个虚无,什么都不是。陶工为什么要用他的手围绕着这个空白来创造陶壶,就像神话中的创始者那样从一个空洞开始,无中生有地创造它,原因正在于此。”[17](P121)
    升华的核心就是物,而物就是饱受能指折磨的东西;升华就是要重新发现这个被遮蔽的物。这一切都是围绕一个空白而发生的,但以什么为媒介发生呢?当然只能以能指为媒介。所以拉康说,在升华的过程中,要发现的东西被找到了,然而是在能指的道路上被找到的。就文学作品而言,这句话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发生在文学作品中的升华只能通过能指,只能在能指的道路上前进。但是如果升华的作品是一个陶壶,情况会怎样呢?我们习惯于将陶壶理解为一件器具,但我们难以把一个陶壶理解为一个能指,甚至当拉康指明这个事实时我们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但一个陶壶确实就是一个能指,这个能指的所指就是虚空:“就陶壶而言,我只想关注这个基本的区别,即陶壶作为—个器具的用途和它的表意功能之间的区别。如果它真是一个能指,由人的手塑造的那些能指中的第一个能指,那么,就其表意本质而言,它是一个表示虚无的能指,而不是一个有所意味的能指,或者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没有特定所指的能指……这种虚无就是那以陶壶的具体形式表现了陶壶本身之特征的东西。它创造了一个空虚并因此引进了注满它的可能性。空与满被引进了一个本身并不知道它们的世界。正是在这个被制造出来的能指、这个陶壶的基础上,空与满才不多不少地以相同的意义进入世界。”[18](P120)
    升华就是把一个对象提升为主体不可企及的物。这种提升在爱情中具有突出的表现。弗洛伊德在论及爱情时曾分析过恋爱中的“理想化”问题,即恋爱中某一方,通常是最先坠入情网中的一方会过高估计他或她仰慕的对象:被爱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可挑剔的完美,对她或他的评价比对任何没有被爱的人或者比她或他本人尚未被爱时都要高出很多,仿佛他或她爱这个人是因为她或他精神上的优点而不是性感上的魅力。这种理想化发展到极端时,一个男人往往对他仰慕的女人表现出深深的迷恋和崇拜,以致完全抑制了自己对她的性冲动,而只与他并不“爱”甚至瞧不起的女人交往。弗洛伊德明确地将升华与理想化区别开:升华是一个与对象力比多有关的过程,强调的是性的转移;理想化只是一个关系到“对象”的过程,个体在不转换对象的条件下,在心目中夸大对象。升华是一个特殊的过程,理想也许能促进它,但升华过程完全独立于这种促进作用。理想的形成增强了自我的要求,是导致压抑的最强大因素。升华则是一种出路,可以在无压抑的条件下满足自我的这些要求。
    将爱慕对象理想化的范例就是欧洲中世纪蔚然成风的典雅爱情。典雅爱情是19世纪才创造出来的新概念,出自法国的罗曼语言文学学者加斯东·帕里斯1883年的一篇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总结了典雅爱情的四个特征:(1)典雅爱情是非法的,因而必须隐秘。它包括肉体上的完全献身。(2)典雅爱情体现在男人对女人的绝对服从上。他视自己为某一贵妇的仆人,竭尽全力满足女主人的欲望。(3)典雅爱情要求男人努力变得完美,以应得贵妇的青睐。(4)典雅爱情是具有独特游戏规则的一门艺术。[19](P450-451)
    总之,典雅爱情中被爱慕的贵妇是绝对完美且不可企及,男人必须对她绝对服从。这正是弗洛伊德论述的爱情中的理想化。与弗洛伊德相反,拉康认为,这种极端的理想化正是升华:“所涉及的这个对象,这个女性对象,被非常奇怪地引进穿过了剥夺的大门,或者不可企及的大门。不管在这个角色中发挥作用的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这个对象的不可企及性都被作为一个出发点被安排了下来。”[20](P149)
    典雅爱情依赖于其对象的不可企及性,但这种不可企及性只是男人仰慕者自恋想象的结果。因此,这种不可企及性所能解释的不是受到仰慕的贵妇,而是那些男性仰慕者。典雅爱情中存在一套完整的游戏法则,这些游戏法则的根本之处在于为仰慕者设立各种为了得到仰慕对象而必须完成但又几乎无法完成的使命。因此。典雅爱情存在明显的悖论:仰慕者的最终目的是得到仰慕的贵妇,但为此他把被仰慕者提升为不可企及的对象。根据拉康的看法,在典雅爱情中,男人所要求的,他所能要求的,与其说是得到某种不可企及的对象,不如说是把某种实在的东西从他那里夺走。各种各样的约束,典雅爱情诗的各种规章制度,所涉及的那个女士随心所欲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发挥着干扰、中介、迂回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快乐原则的作用。因为物是不可企及的,拥有物的结果只能是痛苦和邪恶。所以主体必须阻止自己得到它。
    因此拉康进而指出,发生在典雅爱情中的升华显然是情欲性的。我们已经探讨了拉康与弗洛伊德在升华上的第一点差异:升华的关键不是对象的转换,而是同一个对象的提升。现在我们还注意到第二个差异:在弗洛伊德的升华中,对象的转换表现为性冲动的力量脱离性目标并把它们用于新的目标,但拉康认为,升华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去性化机制,相反,对象之所以能升华为一个不可企及的物,正是因为主体将其力比多冲动全部集中到这个对象,借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抵达)那因为象征的阉割而永远失去了的菲勒斯。换句话说,他竭尽全力用这个“崇高”的对象去填补那个空白,当然这个空白始终是无法填补的。因此,性冲动在升华中不是受到了去性化,反而是得到了过分的强化。当然,这种强化通常不会以赤裸裸的性欲形式出现。拉康的意思是说,不论是从文学与艺术的社会起源还是从它们在作家、艺术家那里的发生来看,文学与艺术都起源于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而这个空白对主体来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四
    弗洛伊德将艺术创造和文学创作当做升华的最佳途径,也就是当做最佳的去性欲化途径。但他没有注意到,正是在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中,人们往往可以强烈感觉到作者的情欲动机。不仅如此,写作或者创作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性活动。性冲动的可塑性不仅表现在满足性冲动的对象是偶然的、可以替换的,而且表现在满足的方式不必一定与身体直接相关。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面临一个又一个无法回避的绊脚石,那就是萨德的文学实践。弗洛伊德将文学、艺术创作当做性欲升华的最佳手段,但萨德的症状“不是那种虐待狂的病源学范畴,而是他的写作;在针对他所痛恨的大自然母亲而展开的不断重复的暴行幻想与他对‘他者的快感’的功能所持的严格怀疑之间,这种写作踌躇不决”[21](P108)。在萨德这里,写作不仅不能升华他的性欲,反而强化了它,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强化自己邪恶的性欲,他不得不写作。因此,在拉康看来,萨德的写作证明了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是有局限的:“如果我们对升华的思考是以其最发达的形式——其实也就是以其最强烈、最愤世嫉俗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弗洛伊德以表现它为乐;也就是说,认为升华就是性欲本能转化成了一个作品,人人都可以在这个作品中辨认出他自己的梦想和冲动,都可以酬谢这个艺术家,因为他通过赋予后者一个更充实、更幸福的生活而为他提供了这种满足,因为他一开始就为他提供了另外一条获得满足这种本能的渠道——如果我们从这种视角出发去把握萨德的著作,那么这是一种失败。”[22](P200)“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个。升华不是别的,就是一个存在者,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在接近炽热的核心或者绝对的零时所作的回答——这个炽热的核心或者绝对的零,在身体上是不能忍受的。”[23](P201)拉康认为,萨德的写作当然是一种升华,但升华不能从弗洛伊德的定义去理解,以弗洛伊德式的升华去理解萨德的写作“是一个错误”。升华的本质不是去性欲化,而是欲望的提纯,是某个对象上升成为了难以企及的物。
    在弗洛伊德看来,升华的本质在于将性冲动的力量转移到某个可以为社会认可的对象上,但拉康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文学艺术升华的本质在于“把主体从他的社会心理的停泊处解放出来”,也就是说,升华的特征之一在于抛弃社会认可度。拉康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艺术与文学创作就是一种性活动,而是要指出,在弗洛伊德的定义中,始终存在一种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一方面将升华当做一种去性欲化机制,同时又承认性冲动乃是文学与艺术创造的基本动力。
    拉康认为,正是因为弗洛伊德把升华与冲动本身联系在一起,才使得升华的理论化阐释特别困难,因为冲动的满足是悖论性的:它似乎出现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出现在它的目标的所在之处。以前它是性欲的,而现在则不是性欲的了,性欲力比多已经变成非性欲的了。但拉康认为,升华既不涉及对象的转移,也不涉及冲动的去性欲化,不能从这两个方面来考虑升华。理解升华的关键是理解作为一个真空的物,升华就是围绕这个真空进行的。这里存在着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是:升华就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就是去竭力表现那个无法象征化、能指化的物,但这种创造又只能在能指的道路上前进。为了捕捉这个物,主体拼命用能指去表达它。从这个意义上说,物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语言的对象。第二个悖论是:升华不仅可以理解为主体为了重新寻找、占有这个物而竭尽全力去创造无穷的能指;也可以理解为主体为了填补这个空白、逃避这个“绝对的空”,而不得不使用语言文字去表达它、消灭它。因为这个空就像一个黑洞会吞没主体。但寻找与消弭它都只能徒劳无功,所以,快乐原则的作用就在于使主体与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主体围绕着它打转,但永远也不能得到它。总之,要理解拉康的升华,就必须把握这个空,这个空正是能指创造的,也是能指企图消灭而又不能消灭的。
    拉康的升华理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比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更密切,弗洛伊德将升华理解为性冲动的力量脱离性目标转移到与性无关的目标,这样,科学研究也就成为一种升华的渠道;而拉康将升华理解为主体将一个对象提升到具有物的尊严的高度,也就是变成一个不可企及的对象,这就把升华的领域基本限定在了文学艺术领域。在我看来,这更加有助于人们利用升华认识文学艺术。拉康认为,艺术、宗教和科学这三种话语都与这种作为空白的物有关:所有艺术都是围绕这个空白、以之为中心而建构的特定话语模式;一切宗教都是为回避和尊重这种空白而建立起来的话语;全部科学话语都是为了拒绝这种空虚而建构出来的适合于对象的实体论。
    升华问题粗看上去很简单,细究起来却非常复杂,笔者希望阐明它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中的联系和差别,但这个目的也只得到了部分实现,因为升华与死亡冲动的关系仍不十分清楚,升华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待澄清,而这种关系是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十分关心的。尽管如此,也许本文还是阐明了二人最显著的那些差异,为有兴趣的读者提示出某个方向。


    注释:
    
①这篇文章的德语标题是“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但詹姆斯·斯特雷奇在英文版《弗洛伊德心理学标准版全集》中错误地将其翻译为“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斯特雷奇不加区别地把德语原文中的instinkt(本能)与trieb(冲动)都翻译为instinct(本能),其实这两个词语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是有显著差别的。
    ②根据具体的语境,本文对“emptiness”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有时将其翻译为“空白”,有时将其翻译为“空”,有时翻译为“虚空”。另外,只有联系到想象中的与母亲的合二为一、亲密无间,才能更好地把握这里所谓的“完满”。
    参考文献:
    
[1][2][3][4]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5][6][7][8][9][10][11][12][13][14][15][16][17][18][20][23]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1959—1960). London: Routledge, 1992.
    [19]约阿希姆·希姆克:《宫廷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1]Jean-Michael Rabaté. Jacques Lacan: Psychoanalysis and Subject of Literatur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22]Jacques Lacan. Encore, 1972—1973. New York: Norton, 1998.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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