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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文本，围绕它的主题及主人公“丙崽”形象，学界不断会有新的解读，而作者也在2006年对作品做了大面积的修改。本文对作品解读的两个阶段——自作品发表到80年代末、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不同时期的解读方式、解读内涵以及与时代的隐秘联系，同时比照了日本学者的解读，揭示出不同时代精神、文化背景及生命视野下，这种解读所呈现的新趣向。本文认为韩少功在21世纪初的修改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温暖色调，人物更多的自主性，从而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寓言化的批判性。 关 键 词：韩少功/《爸爸爸》/丙崽/“生长” 一丙崽的“生长” 这篇文章的念头，来自今年读到的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题为《〈爸爸爸〉——赠送给外界的礼物：“爸爸”》的文章①。当时给我的触动是两点。一个是《爸爸爸》的修改。文章指出，1985年《人民文学》第6期的本子，在收入小说集《诱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版)的时候，作者“稍微有些修订”，但差别不大，大的修订是2006年②，修改本收入“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③的《归去来》卷中。鉴于修改幅度很大，加藤三由纪有这样的判断：“新版本与其说是旧版本的修订，还不如说是重新创作”，“新版本《爸爸爸》包含着21世纪的眼光”。在此之前，我虽然也知道《爸爸爸》有过修订，却没有想到有这样的改动。而国内的批评家、研究者这些年在谈论这篇小说的时候，也大多没有注意到版本的这一情况，并不说明他们征引的是哪一个版本。加藤教授告诉我，日本的盐田伸一郎早就对《爸爸爸》的修改写过文章，文章中译也已在中国发表④。很惭愧，我却不知道。触动我的另一点，是“赠送给外界的礼物”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读者我对鸡头寨山民的‘想象力’(一般叫做‘迷信’)感到惊讶，对丙崽也感到钦佩。”亲切、钦佩这些词，用到丙崽身上，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自然感到突然和诧异，这跟我读过的不少评论文章的观点，与我以前阅读的印象，构成很大的反差。 由这两个方面，我想到“生长”这个词。文学作品，包括里面人物，它们的诞生，不是固化、稳定下来了；如果还有生命力，还继续被阅读、阐释，那就是在“活着”，意味着在生长。或许是增添了皱纹，或许是返老还童；或许不再那么可爱，但也许变得让人亲近，让人怜惜也说不定。“生长”由两种因素促成。文本内部进行着的，是作家(或他人)对作品的修订、改写(改编)。文本外的因素，则是变化着的情景所导致的解读、阐释重点的偏移和变异。后面这个方面，对韩少功来说也许有特殊意义。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言，他的小说世界里，留有读者的活动、参与的空间，读者是里面的具有“实质性的要素”，“读者似乎被邀请去作一种心智旅行……或者被邀请去搜集和破译出遍布在小说中的线索、密码”。⑤ 二80年代的解读倾向 《爸爸爸》诞生后的二十多年里，各个时期、不同批评家有许多相近或相反的解读。如果按照阐释倾向发生重要变化的情况划分，在时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作品发表到80年代末，另一个是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的这些年。 在80年代，对《爸爸爸》，对丙崽，最主要并得到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在现代性的启蒙语境中，将它概括为对“国民劣根性”，对民族文化弊端的揭发、批判。这样的理解，典型地体现在严文井、刘再复两位先生的文章中⑥；他们的论述，也长时间作为“定论”、“共识”被广泛征引。他们指出，鸡头寨是个保守、停滞社会的象征；村民是自我封闭的，“文明圈”外的“化外之民”。对丙崽这个人物的概括，则使用了“毒不死的废物”、“畸形儿”、“蒙昧原始”，和具有“极其简单，极其粗鄙，极其丑陋的”畸形、病态的思维方式的“白痴”等说法。严文井、刘再复的解读在“文明与愚昧冲突”的新启蒙框架下进行，这是80年代知识界的普遍性视野。在这样的眼光下，所有的人物及其活动，都在对立性质的两极中加以区分。因此，刘再复认为，鸡头寨的村民，都具有“用无知去杀掉有知，用野蛮去杀掉文明”的共同心态。而“父亲德龙”和丙崽娘也被判为分属对“苟活”的山寨传统有所怀疑的有知者和“鸡头寨文化顽固的维护者”的对立阵线的两边。这一解读方式的共通点是：强烈的“文革”批判的指向性；在文学史“血缘”关系上把丙崽和阿Q连接；与当年诚实、怀抱理想的作家、知识人一样，把批判引向自我的反思⑦。 80年代对《爸爸爸》其实也存在另外的论述。它们或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左，或是关注的方面不全相同。但这些不同的零碎论述，因为难以为思想、审美主潮容纳，它们被忽略、被遗漏。比如，一般人对“猥琐和畸形”的丙崽和丙崽娘感到嫌恶，而曾镇南倒是对他们有同情和理解。他说，要说阿Q的话，那也不是丙崽，而是仁宝；丙崽娘和仲裁缝“他们的内里，却是人性的善和勇”⑧。 在80年代的评论中，李庆西的一些意见，当时没有得到注意，也是因为他有着某些逸出“共识”的发现。他指出，作品在美感风格上并不单一，它集合着调侃、嘲讽与悲壮、凝重的诸种因素，它们构成一种复杂的关系。他并不否定这个故事有着“文明与愚昧冲突”的含义，“诚然是一些愚昧的山民，做出一些悖谬的事情”，但“其中精神的东西”却并不能在愚昧的层面上做轻易的否定。他说，在祭神、打冤、殉古等场面中，也能看到“充满义无反顾的好汉气概”。谈到小说最后的鸡头寨迁徙，说那并不是意味着失败，这是“寻找新的世界”的“何等庄严的时刻”⑨。李庆西发现这是一个“开放性”文本；在主旨、情感、态度上存在多种互相矛盾的因素。 另外的偏离80年代主流倾向的解读，表现在一些外国批评家的评论中。法国的安妮·克琳用“诘问”来指认韩少功《爸爸爸》的美学品格：“他想证实除了被描述过的或被发觉过的可能性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以及对一些定论仍然可以提出疑问”，他的表达方式“与封闭性无缘”。这和李庆西的说法有相通之处。与此相关的论述，也表现在《韩少功小说选集》英译者玛莎·琼的论述中。她说这是“一个对中国的命运提出严肃警告的寓言”：“山村及其芸芸众生可被看作象征性地代表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他们的眼光是向后或向内的，被传统和过去文明的荣耀拖住了脚步”，不过，作品又不仅写的是失败，写的也是胜利，“人类灵魂的胜利”；“人们的确失败了，但他们却以尊严和坚毅接受它。如果失败中没有恢弘，那么也就没有令人痛惜的悲哀……”⑩ 三忽略部分的彰显 到了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对《爸爸爸》和丙崽的评述，虽然大多仍沿袭着80年代那种批判“国民性”的认识，但在一些重读的论著里，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为80年代已经露出端倪却未被注意的观点的延伸。特别是对文本的开放性、复杂性的重视、强调。这种变化虽然有解读者各不相同的原因(人生体验、“知识配置”、审美取向)，但可以看出他们也共享着90年代后反思西方中心的现代化话语的时代思潮。其核心点是，从不同角度质疑将《爸爸爸》看成是单一的“国民性”批判叙事，而在文本内部多元性的基础上，挖掘其中隐含的某些“反向”的因素。 下面是两个例子。例一是贺桂梅在《“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中讨论“寻根”的部分(11)。她认为，像《小鲍庄》《爸爸爸》等，尽管可以当成批判“国民性”或中国文化“封闭性”的文学叙事，“但文本本身的话语构成的复杂性在不断的游离或质询这种化约性的指认”；“在一个看似统一的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涌动着两种以上的话语”，它们构成“彼此冲突或自我消解的喧哗之声”。她指出，《爸爸爸》文本的复杂性，或多种话语构成的冲突、消解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与空间“同时具有神话和反讽两种关系”。以庄重、特殊的笔调来写丙崽的出生这种“神话”性质叙事，却没有让丙崽成为具有救赎众生的英雄人物，相反，始终是只会说两句话且形象丑陋的傻子；但这个“白痴”又是唯一能“看见”鸡头寨“鸟”的图腾的人，而赋予他某种“神启”的色彩。这种含混性还体现在空间意涵上面：鸡头寨具有空间封闭性，却并不表现为与世隔绝，而表现为“内部”与“外部”界限的存在。这让这部作品“既不是一个‘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找到了‘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根’的故事”。这一解读虽然延续80年代李庆西的思路，却不是简单的重复和扩充。论述的重要进展在两个方面。次要方面是感受性的印象，由叙事学等的理论分析加以落实；主要方面则是将这一分析，纳入时代人文思潮观察的视野。她要说明的是，尽管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意识形态支配了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历史想象和文化实践，但那个时候，也存在质询、反抗此种意识形态和历史想象的力量。韩少功创作的意义就体现在这里。 例二是刘岩的《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12)。他也在改变着80年代对《爸爸爸》的单一化理解。他认为，作品的含混与反讽，体现了当年“寻根”者遭遇的文化困境。丙崽自幼将表示象征秩序的词汇挂在嘴边，却始终没有获得指物表意的正常语言能力；不断重复“父亲”之名，却生而无父(13)。他整日喊着的“爸爸”一词，是人们从外面的千家坪带进山里来的。他对丙崽形象的分析，不是把他看做“封闭和蒙昧所孕育”的畸形儿，而认为他的形态行为，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即权力/话语相碰撞”的文化症候：丙崽的浑浑噩噩是困境的显现，但也是抗拒性书写的投射。作家承认旧的再现系统已经失效，却拒绝沉湎、膜拜新的现代化的乌托邦话语。刘岩认为，这一以丙崽形象所作的“抗拒”是双重的，即从“边缘”同时指向西方中心主义，也指向中国民族主义。这个分析，呼应了韩少功一次谈话中的这一观点：“《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这些话讲在1987年，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注意。它被刘岩等研究者重新发现和重视，也只有待到90年代末以后这个时机。在这样的时刻，才能认识到“悖论是逻辑和知识的终结，却是精神和直觉的解放”(14)。 在解析《爸爸爸》的复杂、多元性中，程光炜则将它与中国现代小说传统链接。(15)他指出，这个文本存在两个冲突着的叙述框架，一个是鲁迅式的“现代”、“入世”的“对传统文化批判和否定”的框架，另一个是沈从文式的“寻根”、“避世”的“对传统文化欣赏和认同”的框架。作品矛盾性由是表现为：究竟是要“找回‘改造国民性’的主题，还是那个原始性的‘湘西世界’”？而丙崽这个人物，也承载了事实上他无法承载的“两种不同的”、冲突着的文化传统。由于作品为鲁迅精神世界深处的焦虑所控制，它未能抵达沈从文小说那种和谐、宁静、完美的艺术境界；导致在两个文学创作和精神向度上的预定目标都不到位，“顾此失彼”。 不管是否明确，上面这些透视《爸爸爸》文本复杂性的思路，基本上是在中国现代小说两个“传统”(两种叙事模式)的框架内进行的。1986年，黄子平等三人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美感特征概括为“悲凉”。那时李庆西说，“他们写那篇文章时未必读过《爸爸爸》”。他暗示着像《爸爸爸》这样的作品(或者还有其他作家作品)，已经显现出超越这一“传统”的可能性，已经在开创新的美感形态。当时以及后来一些作家的探索，是否突破现代叙事“传统”的这些模式，或者说，用这样的“叙事模式”是否能有效解读这些作品，这是当时留下的，现在也尚未得到更好讨论的问题。 四修订本的趋向 2004年，在说到文学作品“诗意”的时候，韩少功质疑那种将《爸爸爸》解释为“揭露性漫画”的说法，质疑将作品主旨完全归结为揭露“民族文化弊端”。他说，里面有“对山民顽强生存力的同情和赞美”，“最后写到老人们的自杀，写到白茫茫的云海中山民们唱着歌谣的迁徙，其实有一种高音美声颂歌的劲头”；它“也许是一种有些哀伤的颂歌”。他为法国批评家从《爸爸爸》中读到“温暖”感到欣慰。(16)这些感受，在两年后他对《爸爸爸》所做的修订中显然得到加强。 说到丙崽的“生长”史，2006年对作品的修订，是个重要事件。作者加进了某些新的东西：也不是全新的，是对某些存在因素的增减；但这些增减和某些语词的更动，可能会导致实质性的效果。对作品的修订，韩少功说有三个方面。一是“恢复性”的，即因当年出版审查制度删改的“原貌”恢复；二是“解释性”的，针对特定时期产生、现在理解存在障碍的俗称、政治用语；三是修补性的，“针对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适当的修补”；“有时写得顺手，写得兴起，使个别旧作出现局部的较大变化”。(17)所谓“刺眼的缺失”，有对词语细微涵义色彩的把握，有对叙述语调节奏上的考虑，而“写得兴起”增加的部分，许多是与鸡头寨的风俗有关。 拿《爸爸爸》新旧版本比较，感觉是原来某些抽象、生硬的词语被替换，语调更顺畅。段落划分也有值得称道的改变。这在我看来是在趋向“完善”。不过加藤三由纪不这么认为。她说，“生硬的文字，刺眼的缺失也是构成《爸爸爸》文本的重要因素，因为《爸爸爸》是要打破规范式书写”。据加藤三由纪论文提供的材料，日本学者盐旗伸一郎曾对《爸爸爸》新旧版本做了细致考校，称《人民文学》本是22708字，修改本是28798字，也就是增加了六千多字；如果以新旧版本不同的字数计，则有10725字之多。我比较两个本子，发现修改本增加的部分，一是有关丙崽、丙崽娘的描述，一是加重仁宝和仲裁缝的分量，还有就是打冤前吃肉仪式和交手杀戮的具体情景。对于后者，加藤三由纪颇有微词，说这些活生生的描述“是不是恢复原貌的地方，无法确定”，但“让人毛骨悚然”。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又想，这种感觉的产生，也许是我们还未能“从鸡头寨人看”的结果。 因为修订范围很大，全面、细致比对两者异同，颇不容易。这里，仅就有关丙崽和丙崽娘的几处，和最后迁徙的部分为例，来讨论这里提出的丙崽“生长”的问题。 例一：仁宝欺负丙崽，逼着给自己磕头。 1985版：他哭起来，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半个哑巴，说不清是谁打的。仁宝就这样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又一笔笔领回去，从无其他后果。 丙崽娘从果园子里回来，见丙崽哭，以为他被什么咬伤或刺伤了，没发现什么伤痕，便咬牙切齿：“哭，哭死！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碰到这种情况，丙崽会特别恼怒，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咬自己的手，揪自己的头发，疯了一样。旁人都说：“唉，真是死了好。” 2008版：他哇哇哭起来。但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一张嘴巴说不清谁是凶手，只能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出来，愤怒地揪自己的头发，咬自己的手指朝着天大喊大叫，疯了一样。丙崽娘在他身上找了找，没发现什么伤痕，“哭，哭死啊？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丙崽气绝，把自己的指头咬出血来。 就这样，仁宝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子加倍偿还，他自己躲在远处暗笑。不过，丙崽后来也多了心眼。有一次再次惨遭欺凌，待母亲赶过来，他居然止住哭泣，手指地上的一个脚印：“×吗吗”。那是一个皮鞋底印迹，让丙崽娘一看就真相大白。“好你个仁宝臭肠子哎，你鼻子里长蛆，你耳朵里流脓，你眼睛里生霉长毛啊？你欺侮我不成，就来欺侮一个蠢崽，你枯脔心毒脔心不得好死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丙崽去找凶手，“贼娘养的你出来，你出来！老娘今天把丙崽带来了，你不拿刀子杀了他，老娘就同你没完！你不拿锤子锤瘪他，老娘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这一夜，据说仁宝吓得没敢回家。 例二：摇签确定丙崽祭谷神。 1985版：本来要拿丙崽的头祭谷神，杀个没有用的废物，也算成全了他。活着挨耳光，而且省得折磨他那位娘。不料正要动刀，天上响了一声雷，大家又犹豫起来，莫非神圣对这个瘦瘪瘪的祭品还不满意？ 天意难测，于是备了一桌肉饭，请来一位巫师…… 2008版：有些寨子祭谷神，喜欢杀其他寨子的人，或者去路上劫杀过往的陌生商客，但鸡头寨似乎民风朴实，从不对神明弄虚作假，要杀就杀本寨人。抽签是确定对象的公道办法，从此以后每年对死者亲属补三担公田稻谷，算是补偿和抚恤。这一次，一签摇出来，摇到了丙崽的名下，让很多男人松了口气，一致认为丙崽真是幸运：这就对了，一个活活受罪的废物，天天受嘲笑和挨耳光，死了不就是脱离苦海？今后不再折磨他娘，还能每年给他娘赚回几担口粮，岂不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听到消息，丙崽娘两眼翻白，当场晕了过去。几个汉子不由分说，照例放一挂鞭炮以示祝贺，把昏昏入睡的丙崽塞入一只麻袋，抬着往祠堂而去。不料走到半道，天上劈下一个炸雷，打得几个汉子脚底发麻，晕头转向，齐刷刷倒在泥水里。他们好半天才醒过来，吓得赶快对天叩拜，及时反省自己的罪过；莫非谷神大仙嫌丙崽肉少，对这个祭品很不满意，怒冲冲给出一个警告？ 这样，丙崽娘哭着闹着赶上来，把麻袋打开，把咕咕噜噜的丙崽抱回家去，汉子们也就没怎么阻拦。 例三：写帖子告官。 1985版：接下来，又发生一些问题。老班子要用文言写，他(指仁宝)主张要用白话；老班子主张用农历，他主张用什么公历…… “仁麻拐，你耳朵里好多毛！”竹意家的大寨突然冒出一句。 仁宝自我解嘲地摆摆头，嘿嘿一笑，眼睛更眯了。他意会到不能太脱离群众，便把几皮黄烟叶掏出来，一皮皮分送给男人们，自己一点末卸也没剩。加上这点慷慨，今天的表现就十分完满了。 他摩拳擦掌，去给父亲寻草药。没留神，差点被坐在地上的丙崽绊倒。 丙崽是来看热闹的，没意思，就玩鸡粪，不时搔一搔头上的一个脓疮。整整半天，他很不高兴，没有喊一声“爸爸”。 2008版：接下来又发生一些问题。老班子要用文言写，他主张用什么白话；老班子主张用农历，他主张用什么公历…… “仁麻拐，你耳朵里好多毛！”丙崽娘忍无可忍，突然大喊了一声，“你哪来这么多弯弯肠子？四处打锣，到处都有你，都有你这一坨狗屎！” “婶娘……”仁宝嘿嘿一笑。 “哪个是你婶娘，呸呸呸……”丙崽娘抽了自己嘴巴一掌，眼眶一红，眼泪就流出来，“你晓得的，老娘的剪刀等着你！” 说完拉着丙崽就走。 人们不知道丙崽娘为何这样悲愤，不免悄声议论起来。仁宝急了，说她是个神经病，从来就不说人话。然后忙掏出几皮烟叶，一皮皮分送给男人们，自己一点也不剩。加上一个劲地讨好，他鸡啄米似地点头哈腰，到处拍肩膀送笑脸，慷慨英雄之态荡然无存…… 例四：迁徙时唱“简”。 1985版：作为仪式，他们在一座座新坟前磕了头，抓起一把土包入衣襟，接着齐声“嘿哟喂”——开始唱“简”。 ········ 男女们都认真地唱，或者说是卖力地喊。声音不太整齐，很干，很直，很尖厉，没有颤音，一直喊得引颈塌腰，气绝了才留下一个向下的小小滑音，落下音来，再接下一句。这种歌能使你联想到山中险壁林间大竹还有毫无必要那样粗重的门槛。这种水土才会渗出这种声音。 还加花，还加“嘿哟嘿”。当然是一首明亮灿烂的歌，像他们的眼睛，像女人的耳环和赤脚，像赤脚边笑眯眯的小花。毫无对战争和灾害的记叙，一丝血腥气也没有。 2008版：作为临别仪式，他们在后山脚下的一排排新坟前磕头三拜，各自抓一把故土，用一块布包土，揣入自己的襟怀。 在泪水一涌而出之际，他们齐声大喊“嘿哟喂”——开始唱“简”： 男女都认真地唱着，或者说是卖力地喊着。尤其是外嫁归来的女人们，更是喊得泪流满面。声音不太整齐，很干，很直，很尖利，没有颤音和滑音，一句句粗重无比，喊得歌唱者们闭上眼，引颈塌腰，气绝了才留一个向下的小小转音，落下尾声，再连接下一句。他们喊出了满山回音，喊得巨石绝壁和茂密竹木都发出嗡嗡嗡声响，连鸡尾寨的人也在声浪中不无惊愕，只能一动不动。 一行白鹭被这种呐喊惊吓，飞出了树林，朝天边掠去。 抬头望西方兮万重山， 越走路越远兮哪是头？ 还加花音，还加“嘿哟嘿”。仍然是一首描写金水河、银水河以及稻米江的歌，毫无对战争和灾害的记叙，一丝血腥气也没有。 上面举的是有比较大改动的部分。其实，个别语词的替换修改，或许更能体现作家细微的情感意向和分量。从上面的引例，也许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在庄重与调侃、悲壮与嘲讽的错杂之间，可以看到向着前者的明显倾斜，加重了温暖的色调，批判更多让位于敬重。最重要的是，写到的人物，丙崽也好，丙崽娘也好，仁宝也好，仲裁缝也好，这些怪异、卑微、固执，甚至冥顽、畸形的人物，他们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作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发言机会。即使不能发声(如丙崽)，也有了更多的表达愤怒、委屈、亲情(18)的空间。叙述者在降低着自己观察和道德的高度，限制着干预的权力。我们因此感受着更多的温情和谦卑。 五脱去象征之衣的可能 80年代，吴亮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分析韩少功1985年前后的创作(19)。对《爸爸爸》，他说“对这一虚构村落和氏族”作家表现了明确的理性批判立场；这一批判，是“经过一系列似乎是荒诞不经的描述”，“经过一番粗鄙民俗和陋习的伪装隐匿起来的”。他认为，那里面的民间故事、寓言、族谱、传说等等，是在构成一种修辞性的间距；丙崽是个“无所不包的傀儡形象”，是“符号化的面具化人物”，鸡头寨也只是一个“布景”，本身并没有自足的独立存在的价值。(20) 这个看法，相信并非吴亮一人所有。(21)在80年代，《爸爸爸》确实被普遍看成一个寓言故事，里面的人物、具体情境，被当做布景、符号看待，从“文类”的角度说，也是合乎情理的。不过，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解读朝着“去寓言化”的方向偏移。韩少功的修订就表现了这种趋向。程光炜在他的阅读中，也把丙崽受到仁宝和寨里孩子欺负凌辱的场面，直接与他“文革”期间在湖北新县农村插队的生活经验联系，说“凡是有过同样‘阅历’的读者，读到这一‘细节’，他们心灵深处的震撼，和持久难平的精神痛感，恐怕要远远大于伤痕文学所提供的东西”。(22) 但问题是，在“去象征化”阅读中，《爸爸爸》是否仍具有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季亚娅在一篇文章里涉及到这个问题(23)。她认为《爸爸爸》是个象征文本，甚至在沈从文那里，“乡土”也是作为“中国形象的隐喻存在”。而到了《马桥词典》，“乡村‘马桥’第一次不再必然是‘中国’的象征。它是特殊，是个别，是全球资本权力和国家权力之外的一块‘飞地’”。结论是，《马桥词典》的叙述呈现了与《爸爸爸》叙事逻辑相反的逃逸过程：从“隐喻”中逃逸。 自从杰姆逊第三世界国家文本的“民族寓言”性质的著名论断传入中国之后，它既打开人们的眼界，成为批评的“福音”，也转化为禁锢，成为难以驱除的“梦魇”。他所说的“寓言”，有时候仅被从“文类”意义理解，而最让人郁闷的是，中国现代众多叙事文本，便在若干“寓言”、“隐喻”模式下站队；20世纪中国有关“乡土”的书写，不是属于“国民性批判”系列，就是属于“文化守成主义”模式。季亚娅认为，“马桥”的意义，就是“它是‘特殊’，是‘个别’”；它因此构成对《爸爸爸》的反向逃逸。其实，“逃逸”与否不仅由文本自身决定，也受到阅读状况的制约。因此，“逃逸”并不一定就成功。那种竭力删削事物具体性、丰富性的“寓言”阅读方式，如果还是作为“定律”控制着我们，那么，“马桥”很快就会成为“国民性批判”、“文化守成主义”之外的，名为“个别”、“特殊”的“第三种隐喻”；人们对其价值高度肯定的“方言”，很快就会成为全球化的“普通话”。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加藤三由纪的解读。在谈她的感受之前，加藤介绍了一些日本批评家对《爸爸爸》的看法。近藤直子认为，“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为了超越这一人类宿命，人类苦苦挣扎努力奋斗，反而却加深黑暗。如此痛苦的记忆，不只是中国的而是我们共同的”。(24)这当是“努力理解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又超越差异以“共享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的阅读方式。加藤也把丙崽等同于阿Q，但她这种连接出人意表。她说，他们都是“集体”中的异类，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对于这些因面临危机所“造出”并加以“歧视”的“异类”，加藤却给予同情，对他们怀有好感。在细致列举了丙崽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叫“爸爸”的九个细节之后(她采用的是1985年版)，她写道： 丙崽活得非常艰苦，走路调头都很费力。但他喜欢到门外跟陌生人打招呼，向外界表示友好和亲切，他这个角色使我感到钦佩。(25) 这让我想到韩少功2004年访谈说到丙崽“原型”的那段话：“我在乡下时，有一个邻居的孩子就叫丙崽，我只是把他的形象搬到虚构的背景，但他的一些细节和行为逻辑又来自写实。我对他有一种复杂的态度，觉得可叹又可怜。他在村子里是一个永远受人欺辱受人蔑视的孩子，使我一想起就感到同情和绝望。我没有让他去死，可能是出于我的同情，也可能是出于我的绝望。我不知道类似的人类悲剧会不会有结束的一天，不知道丙崽是不是我们永远要背负的一个劫数。”又说，他的不死是很自然的，“他是我们需要时时面对的东西”。 我想，这就是加藤说的新版本里的“21世纪的眼光”。 这里，加藤三由纪有和韩少功感受相通的地方。当然，也不是说这就是对《爸爸爸》的唯一或全部解释。不过，这种感受，比起从里面发掘“民族”、“国民性”、“现代/传统”等隐喻、象征来，也不见得一定就浅薄，就缺乏“深度”和价值，就缺乏撼人心魂的力量。对这个侧面的强调，理由在于，他们都明白人离不开政治、经济，但也不愿意人成为政治、经济的符号，消失在这些符号的后面，“被‘历史’视而不见”。(26) 附：加藤三由纪来信(摘录) ……1998年我翻译过《爸爸爸》。从校对版本开始，一句一句地翻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向韩少功先生请教，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连发传真也不那么方便，我给他写信，他马上就给我回信，来往几次。 翻译就是细读的过程，也是转换语境的过程。丙崽的“爸爸”和“妈妈”并不是阴阳两卦，鸡头寨的山民才是把这两句解释为阴阳两卦的，而且解释权是鸡头寨的有“话分”的人在握。叙述人讲得很清楚。小说开头就说，丙崽“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他也喜欢到外面走走，他这位异形者显然对外界很友好的，我也就对他感到亲切。因为这篇小说世界很抽象(神话式)，所以读起来比较容易离开“中国的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这种感受本身可能有问题的吧？)，可以把小说世界拉近自己的语境来感受。再加上，翻译过程中小说世界好像获得更高层次的普遍性似的，容易引起我个人的种种记忆。 我小时候邻居有个小女孩，她四肢瘫痪，不能说话，也不能站起来，到外面去总得要坐轮椅，当时我对她很刻薄，几乎不理她，她却每次见到我就很友好地挥挥手。她幸而有机会受教育，用各种方法和各种机器(工具？)表现自己，喜欢作诗。 87年或88年我第一次看《爸爸爸》的时候，没有想起她，但对丙崽和丙崽妈妈很同情，同时，对于他们的生命力很受感动。98年翻译时忽然想起她，很怀念，也很惭愧我对她的刻薄。 今年，我带有一个男生。因病视力弱、视角狭窄，他只有15分钟的短期记忆。他怎么能上大学呢，因为他母亲全心全意支援他，每天回家帮他复习功课，他长期记忆力很好，把短期记忆换成长期记忆，可以作复杂的思考。他现在很喜欢学习汉语，上学期得了一百分。准备发言稿(指加藤为研讨会准备论文)时，我很可能把这位很了不起的同学投射在丙崽身上…… 再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能拿《爸爸爸》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劣根，如果这么解释，我读这篇小说有什么意义？一个外国人批评中国“劣根”有什么意义？ (2012年8月7日，立秋) 注释： ①这是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东亚系联合召开的“小说的读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7月)提交的论文。加藤三由纪任职于日本和光大学，她也是《爸爸爸》日文译者。这篇文章也受到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生季亚娅未公开发表的学位论文《“心身之学”：韩少功和他的九十年代》(1988-2002)的启发。文章的写作，在资料搜集和引述上，得益于吴义勤主编的《韩少功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廖述务编的《韩少功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里，谨向加藤三由纪、季亚娅、吴义勤、廖述务等先生衷心致谢。 ②由作者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北京大学出版社版)选入《爸爸爸》时，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008年11月)采用1985年《人民文学》版本。随后，韩少功提出应该采用他2006年修订的，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作家系列”的本子。“作品选”从第二次印刷开始改用修改本。 ③“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④盐田伸一郎：《寻不完的根》，《在曲折中开拓广阔的道路》，张志忠主编，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 ⑤[法]安妮·克琳：《诘问和想象在韩少功小说中》，肖晓宇译，《上海文学》1991年第4期。 ⑥严文井：《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大丙崽？——致韩少功》，《文艺报》1985年8月24日。刘再复：《论丙崽》，《光明日报》1988年11月4日。 ⑦严文井说，“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大丙崽？”刘再复说，“读了《爸爸爸》，老是要想到自己，……我发觉自己曾经是丙崽”。 ⑧曾镇南：《韩少功论》，《芙蓉》1986年第5期。 ⑨李庆西：《说〈爸爸爸〉》，《读书》1986年第3期。 ⑩玛莎·琼：《论韩少功的探索型小说》，田中阳译，《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3期。在张佩瑶的《从自言自语到众声沸腾——韩少功小说中的文化反思精神的呈现》(《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4期)中，也有与玛莎·琼相近的观点；或者就是对玛莎·琼观点的借鉴：《爸爸爸》“是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对中国这国家的前途，发出严厉的警告”，“鸡头寨和鸡头寨的村民就是中国这国家和她的人民的缩影”；“不过，由于在小说中屡次出现的图腾——凤凰——突出了民族性里面那种久经忧患而精神不屈的特征，而叙述者又多次引用开天辟地的上古神话传说，以及有关民族迁徙、孕育繁衍的民间故事和古歌，所以这就把愚昧、失败和挫折置于时间的长河和历史巨轮的轮转这个广阔的视野范畴。……使小说洋溢着一股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使人感到民族本身那种坚韧的生命力和面对困境时那种不屈的斗志。” (11)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211页。 (12)刘岩：《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2页。 (13)关于那个离家远走渺无音讯的丙崽“父亲”，《爸爸爸》1985版说“这当然与他没太大关系”。2008版在这之后增写一段：“叫爹爹也好，叫叔叔也罢，丙崽反正从未见过那人。就像山寨里有些孩子一样，丙崽无须认识父亲，甚至不必从父姓。”看来，在鸡头寨的“逻辑”中，“生而无父”并不一定像刘岩所分析的是个严重问题。 (14)《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代创作谈)，《钟山》1987年第5期。 (15)参见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370页。 (16)韩少功、张均：《用语言挑战语言——韩少功访谈录》，《小说评论》2004年第6期。 (17)《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18)“亲情”一次来自作家本人。《爸爸爸》第一章末尾，1985版：“丙崽娘笑了，眼小脖子粗。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模仿，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享受。”2008版：“丙崽娘笑了，笑得眼小脖子粗。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对话，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亲情享受。” (19)分别是《韩少功的感性视域》和《韩少功的理性范畴》，见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 (20)《韩少功的理性范畴》。另外，寓言分析，也是刘再复(《论丙崽》)、李振声(《韩少功笔下的“非常人”》，《文艺研究》1989年第1期)的基本分析方式。 (21)例外的是李庆西。参见《他在寻找什么？——关于韩少功的论文提纲》，《小说评论》1987年第1期。 (22)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23)季亚娅：《“心身之学”：韩少功和他的九十年代》(1988-2002)，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文库。 (24)近藤直子：《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日本《中国语》1986年5月。转引自加藤三由纪论文。 (25)加藤三由纪在来信中，进一步说明她这样的感受的由来，我把信的摘录附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另外，她说，日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有这样感受的，并不只是她一个。田井みす《韩少功〈爸爸爸〉》(《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第23号，2009年)，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26)韩少功：《熟悉的陌生人》，《阅读的年轮》，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