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申霞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经过十年周折的电影《白鹿原》终于以剪辑版公映了，电影这种强势传播媒介促使大家重新将目光聚焦于“白鹿原”。我借机重读了一次原著，加深并厘清了某些蒙昧的感受。《白鹿原》我至少买过三次。第一次是趁热打铁，但书被一个师妹借走未还，对我从书架上抽下书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又买了一本，但没看过就不见了，书长什么模样全无印象。再买是在当了老师之后，上课会不断涉及这个作品。我重读的即是这个版本①。 二十年过去，经过诸多西方现代文艺作品的洗礼之后，曾经令二十年前那个大学生无比激动的《白鹿原》已经今非昔比了，情节的枝蔓、人物出入的随意以及细节上的硬伤等等毛病都清晰地呈现出来，但瑕不掩瑜，作家的文学抱负、与电影对照之后益发彰显的丰富，尤其是与最近二十年来长篇乡土文学小说的比较让我有更深邃的感慨，作家的家国情怀、对土地的感情、对农民命运的忧戚是岁月永远不能磨蚀的光辉。 小说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显然，“史”是一种号召，是作者的理想和信念。作为一位受“十七年”文学审美范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作家，宏大叙事对陈忠实有无比巨大的诱惑力，因为宏大叙事有效地将个人、家族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杰姆逊主张以民族国家寓言来解读第三世界国家的文艺，他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讲述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②《白鹿原》尤其适合以民族寓言的理论来解读，因为作家本意就是要通过一个村庄写出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命运。《白鹿原》远承《红楼梦》开创的家族叙事传统，近接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本土资源，小说从19世纪末一直写到解放战争横跨半个世纪，将民族历史落实到平原上的一个村庄，以白、鹿两家的复杂纠葛为主线串起整个现代民族国家风云变幻的道路，开创了乡土文学的又一高潮。而且此后这种重现波澜壮阔的生活场景的笨重而结实的叙述方式和叙事雄心几乎被当代作家放弃了。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所有关于历史叙述的冲动也意在当代。写作时间是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主动对西方敞开大门，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焦点，民众对精神生活的兴趣持续下降，西方文化消费主义大面积涌入，古老的东方文化再度受到挑战，对文化出路的焦虑、对中国何去何从的思考催促作家开始将视点深入历史深处。作家穿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甬道直接返回到20世纪初扑朔迷离的历史现场，打量古老东方文化当时如何经受西方的刺激与碰撞，从而获得新生。 一、作为乡土中国的隐喻 托尔斯泰曾说：“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作为世界的基本细胞，作为主体感知的源头和存在的基础，村庄提供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本图式，成为我们想象世界的依据。正因为如此，20世纪，乡土文学几乎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③“白鹿原”就是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乡土中国的隐喻，小说倾注了作家对农民的深情和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儒家文化至今存活的最积极的部分，个人主动将自身的命运与集体、民族国家联系起来，使文本既有“小我的亲切”，又具“大我的普遍”。“修身”与“齐家、平天下”并重成为个人终生不渝的使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化为个人出路框定了边界。在《白鹿原》中，知识分子朱先生即为修身的典范，被原上的人们视为圣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他是文本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精神符号，血缘上他是白嘉轩的姐夫，实质上他是族长的精神导师，白嘉轩碰到任何重大难题都向他请教，白雪覆盖的清晨，白鹿在慢坡地显形给六娶六丧后处于人生谷底的白嘉轩，但只有朱先生看出来那是“鹿”，是美好的精灵，此举改变了白家的命运，也扭转了白、鹿两家的悬殊地位。 处于公共空间的朱先生是源远流长的白鹿书院的主持人，不管政权如何变化，所有的当政者都给他“面子”；他修县志，他掌握本县历史的叙述立场和叙述话语，也就是说他拥有评价当权者的话语权。颇有意味的是从“共匪”到“共军”这个前后不一的称呼所展示出来的明显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追求客观的历史叙事所忌讳的，但是朱先生不回避他的价值立场，不忌讳与当权者的价值差异，也间接地坐实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叙述逻辑。 朱先生的只言片语被叙事赋予神的未卜先知的功能，他一眼就能窥探到人心底的欲望世界，大至一方水土的安定、小到一头黄牛的走失，人们都希望从他身上获得启示。他重气节，讲情操，力主简单生活，以修身为本，并奉劝世人“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齐家、治天下者均须修身，修身者方能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社会制度下最普遍的信条。朱先生是这个信条的践行者，他为白鹿原立《乡约》，这个乡约的内容反映了旧时知识分子的理想秩序：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和“礼俗相交”等内容，这些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基础在此后连续的革命中不断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是双重的：既有对刻写乡约的石碑的形象破坏，也有心灵对乡约精神的背离，前者的破坏是形式性的，而后者的破坏恰是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 小说作为“时代的叙述”，开篇朱先生南行所发义愤之辞也可以视为作家当年的心迹：“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吾等责无旁贷，本应著书立论，大声疾呼，以正世风。竟然是白日里游山玩水，饮酒作乐，夜间寻花问柳，梦死醉生……”朱先生的言行为尴尬的时代确立了基本的批判向度，他是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继承古代圣人思想资源的一个典型。朱先生过世时，白嘉轩感叹：“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朱先生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或挽救一个时代的远去。这同样可理解为作家对写作时代的感慨和对未来的前瞻。 白嘉轩每到惶惑时就像冬夜靠近火炉取暖一言走近朱先生，他是精神力量的源泉，朱先生就像黑夜的明灯照亮白嘉轩，也照亮白鹿原。黑娃打小就害怕白嘉轩，不为别的，只为他的腰杆挺得太直，老让他想到祠堂里的神像，此乃事关“身正”的隐喻，强大的儒家文化(朱先生)在背后为族长撑腰，白嘉轩的言行得到《乡约》的规正，重大举措均得到朱先生的认同。白嘉轩的腰被黑娃派来的土匪打断可以解读为外来边缘文化对传统文化根本的冲击，从侧面补充了人心不古。 “鹿”在此不仅是姓氏，还是权力以及美好的事物。自古“鹿”就喻指权力等美好事物，逐鹿中原、鹿死谁手等成语即指政权、权力之争。小说开篇关于白鹿神奇的久远传说实质乃大家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小说结尾时与白鹿显性的叙述发生呼应，“远远瞅见高台正中位置就座的儿子孝文，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情景。”此时正值新县长白孝文宣判枪毙黑娃的仪式在白鹿原盛大上演。白嘉轩在戏台下只看了一下子就得了“气血蒙眼”，为了治病冷先生将他的左眼摘掉了。直到此刻，老族长清醒地意识到他看错人了，这个人就是他的长子白孝文——他曾经着力培养他为新族长。父亲对儿子的认识、族长对县长的人性发现比当年目睹白孝文与田小娥私通的打击来得更大、更剧烈。 白孝文与田小娥偷情时的性无能是一种隐喻，一位曾经迷恋性事的族长从内心到身体均被儒家文化规训了，族长身份的认同深入骨髓，在他的身体最深处建立起自律机制，使他无法与外边的女性进行不合法的性交。当然这也从侧面展现了野性诱惑的魅力，哪怕不能发生实质的身体关系仍要冒险到破窑里去。田小娥就像一方坦荡肥沃的土地，男性都渴望在这片沃土上播种。当白孝文在祠堂里被父亲当众惩罚，剥夺了族长身份并分家另立门户之后，他就能热情地呼应田小娥的身体。这印证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文明是对欲望的压抑”，“在文明的性道德的支配下，个人的健康和活力可能受到损害”。只有当文化的面具被彻底卸下来之后，充盈着活力的身体才能随心飞翔；在田小娥的引诱下白孝文吸上了鸦片，享受到精神的自由翱翔。罂粟开篇展示出商品的一面让白家发家致富，现在罂粟终于展示其毒品的一面摧毁新任族长白孝文的意志与身体，使他坠入人生的深渊。 朱先生与白嘉轩的言谈中多次以“鏊子”比喻白鹿原上政权的频繁更替和农民的困苦处境，这是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象征。祠堂、戏台等乡村的空间见证了权力的反复更替过程。不断上演的“风搅雪”式的革命与三番五次的权力变化经历了无数反复、转折、拐弯和碰撞，一点一滴地渗透到社会基层，进入农民的日常生活，集中地表现为对粮食资源的掳掠，邪恶的权力甚至对女人们进行性侵犯。未曾经历启蒙的农民的主体性尚未觉醒，身体仍是自然的身体、缺乏反抗力量的身体，只能像鏊子里的煎饼一样任其火上添油。 二、乡土中国的常与变 现代性追求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目标，具象地表现为变化和流动，不仅包括资本、人力、商品等的有形流动，更是指无形的观念、思想的交锋与融合。社会学家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现代性的后果”。改革开放将我国纳入全球化的秩序之中，社会结构、生活节奏乃至想象方式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发生蜕变。变与常的抗衡在《白鹿原》中得到细致的演绎，白嘉轩身上凝结的深刻的历史感和鹿子霖身上散发出的无常感形成常与变的分明对照。 族长白嘉轩是常量，由他横向联系着与土地相关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朱先生夫妇、鹿泰恒、白秉德和白赵氏、鹿三夫妇、被迫害的冷氏女儿以及所有无名的认同宗法制的芸芸众生。他们以勤劳节俭、克己复礼、压制欲望和感情来尊奉并延续传统。开篇“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虽有哗众取宠于市场的意味，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一种克里斯马的典型，传统封建制下权力的执行者必须被神化，充满常人不及的身体力量，克妻意味着内蕴于男人身体的强大力量。这个楔子经过后文的重重铺垫也将族长的果断与男权社会男性的特权“哗啦”一声就在读者面前抖落开来，并为白鹿两家复杂的纠葛埋下伏笔。 鹿子霖是个变量，其祖上“勺勺客”的发家史依赖新兴的商业文明，这让鹿家从血液里对变化、新事物认同。鹿子霖代表着纵向的权力系统不断地向白鹿原发布新消息，是原上不稳定力量的代表，这部分力量由田福贤、鹿氏父子、黑娃、田小娥、白灵、堕落后的白孝文等白鹿原的闯入者和逃离者共同组成，对白鹿原既成的价值观构成摧毁性的冲击。 冷先生是外来者，但已被儒家文化的规训，以医术、医德和“冷”闻名，成为平衡白、鹿两家的中间力量。为与两大家族搞好关系，他想了个两全之策，将大女儿嫁给鹿子霖的大儿子，二女儿嫁给白嘉轩的二儿子孝武，通过联姻由世交朋友变成了儿女亲家关系，他没料到这种稳固的渴望恰恰成了剧变的契机，婚姻的不自由直接刺激了鹿兆鹏的逃离，成为其革命最切身的驱动力。 白嘉轩是白鹿原内在的权力符号，族长是传统文化(不独儒家，也包含着道家文化的补充)及意识形态的执行者、传承者，集中表现为“仁义”。他自身坚守农民本色，凡事亲力亲为，以土地为本，他对土地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他的掌纹。他赖以发家的罂粟虽为毒品，然产于土地；纺织机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力量被他率先采纳，但仍是为提高土地生产服务的，他是以农耕文明为根本接纳工业文明而非相反。对于白鹿原，白嘉轩可谓尽仁尽义，他修祠堂、建学堂……身体力行地维护着白鹿原的世风，对败坏族规、搅乱人心的一切恶行进行严惩，同时又给这些人留下浪子回头的余地。他对自己的长子孝文的荒唐举措同样没有姑息，对唯一的爱女也不吝驱逐。不论是惩罚不肖子孙还是迎接浪子回头，白嘉轩带领众人到祠堂朗诵《乡约》，凝聚人心。 “乡约”在鹿子霖这里成了官名和权力，乃强占乡村资源巧立的名目，他们在戏台高高在上地对原上既有的一切进行干预和重新规训。“乡约”这无疑是对祠堂碑刻《乡约》的极大讽刺。同名异义的“乡约”拓展了从人心内部到外部权力的叙事空间。“乡约”鹿子霖不断地冒犯《乡约》，以他为代表的纵向的权力系统不断地与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民发生激烈的冲突。频繁的征粮、征丁以及各种变相的征税使农民无法对新的权力系统产生情感认同。迫于权力的淫威，原上的女性被迫委身于他，让儿子认他为干爹以获得保护。未曾获得启蒙的女性身体降为物、商品和权力的附庸。 如此这般，白嘉轩与鹿子霖之间的冲突既有家族之间源远流长的积怨，更是围绕权力展开的争夺。这种家族纠葛从阴谋换地开始，经过土地和房屋的两度易手，最后白嘉轩瞎眼、鹿子霖发疯死亡、白孝文巧夺新政府的权力对旧政权进行严厉打击报复结束。 在白鹿原的大地上，罂粟与麦穗交替着，这是另一种变与常的较量，暗示着“西方”和古老“东方”的博弈。粮食与毒品的交替种植是个巧妙的细节，它既吻合历史事实又推动叙事发展。“鸦片”标志着百多年来屈辱、痛苦的近代史的开端，鸦片贸易扭转了传统中国的命脉，使千百年来农民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乡约”作为官名和权力是对心灵世界的败坏；罂粟则以刺激欲望来摧毁身体力量。在朱先生的教诲下，白嘉轩亲自毁掉了自家土地上的罂粟，重新种上了带给人力量的小麦；随着叙事发展，政府为了高额的税收而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无论是圣人朱先生还是族长白嘉轩都对此无能为力了。商业文明战胜了古老的农耕文明，这是欲望在大地上的胜利，是现代性进程中“西方”对“东方”的胜利。 三、白鹿原与外部世界 作为乡土中国隐喻，白鹿原并非一个完全密闭的世界，逃离者和闯入者维系着白鹿原与外部世界的交换，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闯入者田小娥(黑娃)和逃离者白灵(鹿家兄弟)身上，他们打破白鹿原既有的平衡，不愿意重蹈父辈这种一眼望到尽头的人生，破坏了延续千年的古老生活准则。 外乡人田小娥成为小说中着墨最多的女性。作为闯入者，她的身体是未受族规和《乡约》规训的身体，是另类的、充满原始力量的身体，不能进入祠堂的身体。田小娥被传统价值标准认定为“破鞋”和“祸水”。她嫁给七十多岁的武举人之后，得到的不是怜爱而是他和大老婆双重压迫。武举人一个月只能来三次且不能在她房间里过夜。更让田小娥难以忍受的是大老婆让她给武举人泡枣，田小娥的反抗是一种非常微弱的、阴性的、无力的反抗，她将枣泡到尿盆里。年轻单纯的黑娃是一剂适时的催化剂，点燃了她的身体，受压迫的命运让他们迅速由同病相怜、肉身相吸上升为爱情。事发后黑娃被遣散，田小娥被驱逐回娘家。黑娃偷偷地将田小娥带回白鹿原，但是族长白嘉轩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制容不下这对“不合法”的夫妻，包括他父亲长工鹿三也不承认他们是名正言顺的夫妇，只能到村外的破窑洞里生活。他们一再被驱除，这给未受过规训的田小娥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促使她率先受到革命的感召，作为反抗的女性形象出现在农协、戏台等乡村的公共场所。后来，两党关系破裂，鹿兆鹏、黑娃被国民党追捕，田小娥只好去找鹿子霖求情。鹿子霖借机诱奸了她并唆使她去引诱新族长田孝文，就等于将尿尿到族长脸上以报当年不准入祠堂的仇。一无所有的田小娥听从了鹿的诡计，在看戏时引诱了白孝文，颜面阻碍着白孝文的身体。肉体关系尚未发生却被公开惩罚并剥夺族长的位置，斯文扫地之后田孝文正式与田小娥鬼混，卖田地卖房子吸鸦片。此时，田小娥意识到自己真正害了人。在鹿子霖寻欢时田小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意将尿撒到他脸上。 当长工鹿三见到堕落到一无所有的白孝文时，他对田小娥的痛恨无以复加，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促使他做出杀人之举。鹿三被白嘉轩认为是“最好的长工”，因为他遵守了封建等级制度给“长工”下的定义！主人的“仁义”和对习惯的沦陷已使他产生了长工的身份自觉。他不仅安于长工的人生轨迹，而且始终站在主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以主人的意志为自身的意志，且自觉地以自身的言行默默地宣扬主人的仁慈美德。他从来没有质疑过等级制度的不合理。他意志麻木，逆来顺受，就像闰土那声悲哀的“老爷”所展示的灵魂创伤。白嘉轩的意志笼罩了他的言行，所以白孝文这个新任族长的堕落要比儿子黑娃的沦落对他的打击更大。最终，寒冷的冬夜，田小娥惨死在自己亲家公的梭镖之下。与其说是鹿三杀死了田小娥，不如说是他替主人、族人杀死了亲儿媳。 和其他女性只为传宗接代而存在不一样，田小娥的魅力来自女性内心深处自我的苏醒，来自她对真与善的执着。她是一个自发的反抗形象，可以为爱情抛弃锦衣玉食的安稳生活，为营救黑娃委曲求全，也可以为捍卫自己的本性报复鹿子霖。屈死的田小娥不甘心，变成鬼魂复仇，她让原上爆发了瘟疫，夺走了族长太太吴仙草的命。同时她附鹿三的体在马号和晒土场当着许多人的面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进去了，咋么着也不容让俺呢？……”这是一位女性孤苦无依的告白，也是女性生命对宗法制和男权文化的控诉。但由于时代局限，田小娥没能自主驾驭自己的命运。女性的力量太微茫，她不屈的灵魂到底被宗法力量镇压于塔底。 在男权文化的统治下，白鹿原上的女性几乎无一不是悲剧。比田小娥命运更为悲惨的是冷先生的大女儿，她奉父母之命嫁到鹿家，而共产党人鹿兆鹏在新婚第二天就逃跑了，从此独守空房。冷先生明知自己女儿的婚姻名实不符，但当共产党鹿兆鹏被国民党俘获，冷先生将几乎全部家产送给总乡约田福贤来搭救他名义上的“女婿”，尽管他非常清楚他们的婚姻有名无实，仍希望尽全力挽回。鹿子霖酒后的非礼诱发她犯了花痴病。为了两家的颜面，冷先生不惜开重药让女儿变成哑巴最终抑郁而死。这就是封建礼教制度下父亲对女儿的“爱”，“爱”就要是要尽全力维护她的声誉，哪怕丧命也在所不惜。冷先生女儿被父亲下药毒死和田小娥被家公亲手杀害，可以见出整个封建礼教是如何“吃人”的，见血的凶器与不见血的礼教一起谋害女性的幸福、自由和生命。 贞操观已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无论是亲生父亲还是同为女性的祖母都被深受其奴役。冷先生开药使女儿抑郁与白赵氏的抑郁异曲同工，指向宗法制无言的残忍。白赵氏、吴仙草等已成为男权文化的“帮凶”。开篇白赵氏对儿子娶媳妇的说法反映了她的女性观：“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媳妇熬成婆，就被男权文化驯服了。白赵氏如此强硬的姿态给了白嘉轩一娶再娶的力量，并将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植入他心。当长孙孝文取了一个大三岁的媳妇乐于房事的时候，白赵氏出面训斥孙媳的话语非常不堪，她偏袒自己的孙子，却不将孙媳妇当成自家人；尤其是她使用了一种强权的表达方式，完全失去了女性该有的委婉与柔情。当得知小孙子孝义没有生育能力之后，他们想出的计谋是借兔娃的种，单纯的兔娃对房事还一窍不通，白赵氏负责听风，这跟武举人的大太太监视他和田小娥同房没什么区别。后来孙媳妇果然受孕了，白赵氏却再也无法忍受，孙媳妇的身体在她眼里是不洁的，甚至连她送的饭也让她厌恶，最终在重孙面世之前就离开人世。与其说白赵氏是老死的，不如说她是被自身的贞洁观念害死的，她不能忍受孙媳妇的不洁，而这个不洁是他们强加于她她不能反抗的，根源乃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时也保护孝义不受舆论的伤害。白赵氏对死去的儿媳们和两位孙媳的态度可以看出男权如何植根于女性体内，让她们成为比男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执行者。 白嘉轩死了六房妻子，第七位妻子吴仙草虽然也惧怕六个死鬼的纠缠，仍然听从父命嫁到白家，到白家后就自觉以贤妻良母的身份要求自己，积极传宗接代。当她终于为白家生下一个男婴后，她心安理得地享受婆婆的悉心服侍，母凭子贵是也。而白嘉轩对她的感激表白不是爱而是“你给白家立功了！”，因为她为白家生下了三个男孩，而他们家几代都是单崩儿。女性的家庭地位是靠生育而不是自身的价值确立的，换句话说生育和为男性提供性满足乃是女性存在的全部价值。 在叙述冷先生女儿的悲剧的同时，叙事“另表一枝”的是革命家白灵的死亡。新旧女性生命消亡的叙事并置产生了极大的张力。白灵自小受宠，念新学使她成为白鹿原上第一位女性抗婚者、离家者。尽管她的死亡超出了叙事人的视野，但是，她的辞世仍以托梦的方式带给白家不祥的预感。在整个《白鹿原》的女性中，只有白灵给我们带来一线生机和希望，其他女性都未曾获得过主体性。在男权文化的桎梏下，白灵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她与鹿家兄弟的爱情变故也丰富了革命加爱情的叙事模式，深化了我们对革命的理解。两兄弟殊途同归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个成了共产党，一个成了国民党。党派有别，然内在目标一致，就是要反戈一击，与旧家庭决裂，摧垮旧制度、旧文化。白灵是因为信仰将爱情从弟弟转移到哥哥身上。 成为国民党的鹿兆海不是战死在“中南山”，而是死于红军之手，尽管白鹿原上给了他最盛大的葬礼，朱先生以“白鹿精魂”赞誉他，然而他死于同胞之手的真相仍然是对革命莫大的讽刺。鹿兆鹏成长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员，他为革命同样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他叛亲离众、背井离乡，逃离并极大地破坏这种既定的生活。大拇指和黑娃走上土匪的道路异曲同工，也是由于爱情受挫。爱情婚姻悲剧往往是青年寻求自由追寻革命最直接的动力。 黑娃回到白鹿原的戏台上被判决，由新任县长白孝文宣判。这两位白鹿原曾经的叛逆者又回到熟悉的故乡大地，此情此景仿佛还是“族长”在惩罚长工，权力之争让父辈之间的“仁义”烟消云散。鹿子霖在听到总乡约田福贤被宣判时吓成了神经病，族长白嘉轩突然心生愧疚，对他忏悔。疯后的鹿子霖在寒夜里冻死在自家的柴禾房。 《白鹿原》的成功在于它详尽地演绎了乡土中国的常与变、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权力纠葛；还在于它恢弘的气势和百科全书式的呈现手法，除农民外，小说还塑造了皮匠、木匠、土匪、小店铺、圣人、新式学生、革命家、政客、兵痞、国、共两党成员等不同的人物形象，三教九流的生活图景大放光彩。 《白鹿原》是一幅全知视角下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乡土中国”的画像，是20世纪末现实主义的最后辉煌。 注释： ①陈忠实：《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②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载《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③费孝通：《乡土本色》，见《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