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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心：两次上书建诤言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必然是多民族的。” 1980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如若落后一步，以后就会步步落后。如果不很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很难汇入主流文学大潮之中。” 作为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颇为率直。他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状况其实有着自己的看法。 1955年初，玛拉沁夫致信中国作家协会三位领导同志茅盾、周扬和丁玲。以“上书”的形式对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批评，他在信中写道：作家协会“忽视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必然是多民族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在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上有一条讨论国内各民族文学状况的议程；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作家协会（以及原文协）对解放前或解放后国内各民族文学工作情况作过比较系统而全面的介绍和写过指导性的文字。” 写这封信时，玛拉沁夫未满25岁，他无私无畏，相信自己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两个月后，玛拉沁夫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复信。他打开信读到的第一句话是—“玛拉沁夫同志：你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已在作家协会第九次主席常务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主席团认为，你对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复信中，作协对如何改进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 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少数民族文学堂堂正正、再不容忽视地永远绽放在中国主流文学大花园之中。 十年“文革”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当时的中国文坛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挣脱出来，正在新的春天来临之际争奇斗艳。但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呢，用玛拉沁夫的话来说依旧是“一片沉寂”。此时内地的文学已经复苏，但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无心再从事文学，有些还戴着各种政治帽子。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如若落后一步，以后就会步步落后。如果不很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很难汇入主流文学大潮之中。” 怀此初衷，1980年1月，玛拉沁夫致信中共中央宣传部，希望“中央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就不会有整个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中宣部领导收到信后很快将信转给中国作协党组，并在信上做出批示，批示的内容十分具体：“我们确应为少数民族文学办些实事，比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比如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比如创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刊物等等”。 1980年5月，召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开会，讨论并经中国作协批准做出决定，这其中就有“于1980年7月召开全国少数民族创作会议；1981年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立即创办民族文学期刊”“在文学讲习所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等内容。 同年8月，玛拉沁夫被调往北京主持筹办《民族文学》杂志，随后担任《民族文学》主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1981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当年年底，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此，每三年一届的少数民族文学奖评选延续至今，到2014年该奖已经举行了十届，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最高奖。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忆起自己当年的“上书”之举，看到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作家已有万人之众，玛拉沁夫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一次国际文学会议上说：“中国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方面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作为一个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我为我的国家感到自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