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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以致道的文学教化论 一是学知天命。所谓学知天命，乃是孔子所尊崇的通过立学而达到的对人生、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P36）这可以说是孔子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说是孔子一生为之求索的心路历程。在孔子看来，知天命需要一系列的历程奠基，由少年时期的志于学，到青年时代的立于学，再到中年阶段的不惑于学，进而达到知天命的境界。这里，孔子把知天命作为君子、立学、知人的前提，是志于学、立于论，进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起点，由此打开的是更加美妙的人生风光。可见“知天命”在孔子的心目中乃是通过志学、致立而达到的一种人生境界。 二是学以致道。所谓学以致道，就是孔子一贯所推崇的求学立志、问道致知而获得的对社会人间正道的掌控与运用。孔子经常告诫弟子要“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P88）；自己也是“入太庙，每事问”[1]（P119）、“君子学以致道”[1]（P201）等等。面对孔子的高尚道德和高深学问，颜渊曾喟然而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乎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1]（P104）。子贡也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1]（P206）可见孔子求学问道、求知论道精神及其对弟子的教育与影响。 三是学有所成。《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P96）这里孔子是讲人的心志道德的修养常常是起意于诗感发，实际上是说，人常在读《诗经》作品的时候，受到感发，而起意于心志道德的修养，故曰“兴于诗”；礼是教人恭谦辞让的，人之能立身社会而有坚定的处世原则，不为世事的利害所动摇，靠的是礼，故曰“立于礼”；音乐歌舞既可以劳人筋骨，教人俯仰进退之节，又可以使人受其教育，修身养性，达到人性的完善成熟，故曰“成于乐”。 孔子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其正乐、乐教不仅体现出他自己的独特乐感、乐论，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既能演奏，如鼓琴、击磬、鼓瑟，又能歌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7]（P556） 孔子之时，诗作为礼乐文化中举足轻重的文化形式，既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委婉形式，也是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和生存方式，小至人与人之间的赋诗应对，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都离不开对《诗》的随机运用。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另一方面，学《诗》也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论语•子路》篇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P143）孔子是说：熟读《诗》三百篇，叫他去从政做官治理百姓，却不能通达行政；叫他出使四方各国，却不能恰当地赋诗应对；这样，就是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是在说明“赋诗言志”在当时内政外交中的重要意义。 《论语•季氏》记载过这样一件史实：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1]（P182）陈亢是孔子的弟子，字子禽。伯鱼，孔子之子，名鲤字伯鱼。陈亢认为伯鱼是孔子之子，一定能听到孔子的特别教诲，故问伯鱼有没有听到孔子不同于其他弟子的教诲。伯鱼告诉他：“没有！有一次，父亲一个人站在庭院里，我恭敬地快步走过中庭。（父亲）问道：‘学过诗吗？’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就不懂如何讲话。’我退下来就学习诗。”这是说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孔子在这里提出“不学诗，无以言”，一是认为，诗歌的内容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和道德品质，可以使人学会正直的交往和立足社会的能力；二是说，诗歌可以提高人的讲话的水平。先秦的“赋诗言志”就是在外交场合讲话水平的体现。 总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在他的论述中表达了文学批评的观念，主要见诸于他对《诗三百》的论述，而尤以思无邪、兴观群怨、文质并重、学以致道等为要。虽然是以语录体形式记载的，但确实反应了孔子的文学批评主张。孔子重视以诗来“教化”，从而形成后来的“教化”论和“载道”论；孔子崇尚雅正，轻视大众通俗文艺，后来中国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往往难登大雅之堂。这些观念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儒家文论的面貌。可以这么认为，中国文学在历史上总体走着一条“以诗教化”之道，归根结底是受孔子的文学观念的影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