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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意识 于命运多舛、见多识广的刘德方而言，讲述环境的变化势必引发他敏锐的观察和细心的揣摩，进而影响其讲述意识的变化。 我们原来在农村，红白喜事啊，农村叫日白。我原来讲故事是你讲一个，我讲一个。那个时候，人啊就是表现自己。一个是爱好，一个是表现自己会讲故事，也不管讲得好不好，都爱讲。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专家来评啊，那种场合就是听了几个哈哈一打就过去了。我们那个时候怎么知道讲故事吃香，只是调节气氛，整天劳动啊，活跃下气氛。[⑤] 我的妈说我爱听别人唱啊，爱听别人讲。我妈说你记些子就当到饭了啊?我妈就这样说我。那个时候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在现在还真能当得到饭。[⑥] 刘德方的这席话清晰地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故事讲述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而且被国家、学者和媒体，甚至是普通老百姓视作是一种文化传统而加以保护和研究。正是因为这样的机缘，刘德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获得了新的谋生方式和各项荣誉。 我们就是说以这个东西消除我们的苦闷。那个时候，我们成分不好哇，把你弄起去整一顿，斗一顿，日白佬把你噘(骂)一顿，你死也不得死，你还有受的。只有以这些东西来化解我们的悲痛。我就是这么度过来的。不然，我怎么记得这么些东西，我也对这个事蛮爱好，我用这个东西解除烦恼，我还用故事活跃这一方。[⑦] 讲故事对于农民刘德方来说，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尤其在那特别的岁月里，讲故事既是刘德方消愁解闷的方式，也是他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效途径。此时，刘德方同与自己一样从事相同生计，有着共同爱好的村民们一起，在和谐、自然的氛围中竞相争讲，既表现自己，又协调关系。在故事讲述现场，听众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故事传承的主体和核心，没有听众，故事讲述活动就无法展开，故事传承的文化链条就会断裂。[2]对此，刘德方深有感触。 讲故事的时候，过得蛮快活啊，也不觉得疲劳。粉白(讲故事)粉上劲了，他也不记得饿了。讲这些东西呢，要几个人都会讲。它呢你一个，我一个，它可以提高这个记忆。你在讲，我心里就在想，那你这个故事一落款(结束)，我要讲个什么玩儿陪你。那么你一个人讲呢，它有些单一。日白还是要有个群体。但是，你不会讲呢，也还要像你们这样会捧场的。对这个捧场，它你只听，不笑，他也觉得没意思，没得这种气氛。这个捧场人你一听到这个讲到，一落款了，你一笑，他这个讲的人也有兴趣，那么你也开心，你也有兴趣。那这一组合呢，那么我愿意讲呢，你就愿意听。你说是不是?它这也有个组合问题。[⑧] 刘德方认为，讲故事要看对象，要能灵活应变，要善于加工改造，这是讲故事人的功夫，也是故事赢得听众喜爱的根本。 对于领导讲故事，我心情是好的，但是有一种拘束。……没想到现在国家对民间的东西这么重视啊，还要抢救保护。我们要有一种态度啊对待领导，保护抢救。人家对得起你，你就要对得起人家。我能记得10个，恨不得写11个出来，那我才对得起人家。我也不是争多大个名誉，但是领导推荐啊，专家认可啊，这个名誉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事先啊没有这个想法。我们就回报社会，把这个东西讲好。如果有人愿意学的，我们也愿意把这个东西传承给他，那么我们后继有人。老一辈传给我们，我们再传给下一代，不忘记我们意识的根本。在旅游景点讲故事主要是迎合。他们呢说你给我讲个荤的，我就讲个荤的;你给我讲个素的，我就讲个素的;你给我讲个长的，就讲个长的;讲个短的，就讲个短的;再讲一个就再讲一个，根据客人的要求。讲故事最长就半个小时，一般十几分钟，人家叫你讲，对你还是个锻炼，也是个宣传。[⑨] 到了城市，刘德方成了唯一的故事讲述者，他的听众就是慕名而来的领导、学者、记者以及观光的游客。虽然刘德方也下乡深入基层，但是，这时他在老百姓的眼里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德方子”了。因此，作为宣扬和保护的品牌，刘德方讲故事就渐渐演变为一项义务、一种工作。这样的意识和状态深刻地影响着刘德方的故事传承和故事讲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