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余论：文化悖论中的窘境与出路 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族的标志性文化，在纳西族历史进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以来，遭受了现代性的冲击与摧残。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丽江旅游异军突起后，东巴文化成为重要的丽江地方文化身份标签之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东巴文化具备了地域性、族群性、品牌性等文化表征，它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纳西古乐一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族群文化想象空间，同时作为面向日益增长的旅游市场需求，东巴文化也可满足游客体验异文化的旅游心理动机。游客及外界媒体的赞誉、褒扬又进一步提升了族群文化荣誉感，客观上也促成了族群内部的凝聚及认同。由此，当东巴文化从作为传统的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时，也实现了族群身份与商品符号身份的统一，而东巴文化在旅游情境中民俗功能异化更多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与身份重构。从琳琅满目、层出不穷的东巴商品到东巴文化展演，无一不是利用东巴文化的象征资本进行经济资本的转化，以赢利为最终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历史上的情境不同，这种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与重构，更多层面上不再受政治意识形态任意摆布，更多是受经济利益诉求所支配，这种利益诉求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阶层中有不同的要求，由此也决定了东巴文化的再生产及其身份重构处于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中，是一个不断的解构和建构的过程中。 在这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悖论：当文化差异可以操弄为商品价值时，往往把文化差异予以放大，以此来彰显其独特性的传统性、民族性、地方性，借此提升其蕴涵的商品属性。由此东巴文化的从作为传统的文化资源向经济资本转化，实现了族群文化身份与商品符号身份的统一。商品价值中最重要的是使用属性，东巴文化作为旅游商品，其使用功能体现在满足游客的休闲、娱乐需要，体验他者文化的动机。制造商品者也洞悉这一玄机，从而对把东巴文化进行包装、宣传、复制、大批量生产、规模化经营，在提升它商品利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东巴文化的同质化、庸俗化、表层化，碎片化，伴随着游客对东巴文化的神秘感、差异感消失，族群文化个性随之淡化、消失——这或许是东巴文化的灭顶之灾。由此也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既然全球化不可避免，坐以待毙还是主动参与，是自生自灭还是自我挽救?族群文化参与旅游，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自我出路的一种选择，尤其是当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区位优势、经济实力、人才资源等市场要素比拼中均处于劣势的窘境下，把自我文化资源转化为资本，从而加速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在另一种意义上获得了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缓冲区，包含着文化自觉与自我选择的主动性。当然，因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国内体制的不完善缺陷，自我经济发展的不充分，外来游客的层次等等，这些都可以导致族群文化或文化旅游的变异或恶化。第二个问题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二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如果这些民族地区没有发展旅游，族群文化或东巴文化现今的命运会如何?如果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生不测，它的命运又会如何?希望本文对此问题的思考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和世民：《加快国际精品旅游胜地建设：丽江市2011年旅游工作综述》，《丽江日报》，2012-1-29。 [2]2011年，西藏全区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869.76万人次，同比增长26.9﹪，实现旅游总收入97.06亿元，引自新华网拉萨2月13日专电——王军、拉巴次仁：“西藏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869.76万人次”，2012-2-13。 [3] 访谈时间：2007年8月12日，访谈地点：丽江古城东巴宫，访谈人：蓝伟。 [4] 王晶，周文翰：《“纳西古乐风波”调查》，《新京报》，2005-1-24。 [5] 吴云贵：《互动中的宗教与人类社会——关于宗教现象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4期。 [6] 大东巴是指村里熟练掌握东巴经书、能够主持各种东巴仪式，制作、绘画相关仪式法器、工具，且举行过“加威灵”的大东巴受封仪式，在村里威望较高者才有资格成为大东巴。在传统纳西族村落中，大东巴既是村里家族的族长，也是村里解事者，传统知识的掌握者。 [7] 杨林军，李锡：《在丽江古城旅游中东巴字画开发现状的忧思》(未发表)，2008年12月 [8] 光映炯:《旅游场域中东巴艺术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9] 和志武著：《纳西东巴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8页。 [10] 戈阿干《东巴文化断层告急》，《玉龙山》1996年4期。 [11] 李冬“丽江出钱培训东巴传承人80人”，载于《生活新报》,2008-3-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