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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旅游为导向的社会语境中，地方传统资源向经济资本的转换成为政府、精英、民众、游客的共谋，这些多元力量之间的互动既构成了旅游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构成了丽江旅游展演的场域。当文化差异可以操弄为商品价值时，往往把文化差异予以放大，并进行、大批量复制生产、规模化经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东巴文化的同质化，从而消减了传统文化的特质性，东巴文化的民俗功能呈现出世俗化、展演化、碎片化、庸俗化、城镇化等的变异事实。 关键词：旅游展演;东巴文化;民俗变异;文化悖论 作者简介：杨杰宏，博士后研究人员，纳西族，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旅游业方兴未艾，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及民众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作为市场要素参与到旅游经济活动中，文化展演成为重要的旅游经济载体及表现方式，这一方式对提升民族文化知名度、深化旅游内涵品质都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对传统文化的生态带来了巨大冲击，导致了民俗功能的变异。本文以丽江东巴文化为个案，对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展演与民俗功能发生变异的情况予以研究与思考，以期对保护传承民俗文化有所裨益。 一、 旅游场域：多元互动中的丽江旅游 (一)丽江旅游的崛起与发展 丽江旅游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1990年8月，丽江地委把发展旅游业作为六大产业之一，标志着发展旅游业已正式进入丽江的发展战略。1994年10月，云南省政府在丽江召开“滇西北旅游规划会”明确做出“开发丽江”的思路和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一系列决定。把刚刚起步的丽江旅游推到发展的前沿。1995年5月，丽江飞机场正式通航。1995年8月，时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朱镕基同志首次视察丽江，并断言“丽江极有可能成为国际旅游景区。”1996年丽江遭遇“二.三”大地震，损失惨重，但大地震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1997年12月，丽江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更显著地提升了丽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1999年“昆明世博会”的举办，推动了丽江旅游的快速发展。到2002年旅游产业创造的税收占了全市财政收入的46.2%，旅游业创造的产值占了全市GDP的一半以上。2011年，丽江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184.05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76.12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152.22亿元人民币。[1]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大理、西双版纳等原来的“老大哥，”甚至超过了整个西藏自治区的旅游经济收入。[2] 自1997年丽江古城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诸多荣誉头衔已经加身于这一昔日“被遗忘的王国”之上：“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遗产”、“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中国最令人向往的十个小城市之首”、“地球上最值得光顾的100个小城市之一”、“欧洲人最喜爱的中国旅游城市”、“全球人居环境优秀城市”、“中国最美丽的地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十大魅力城市”…… (二)旅游展演的多元力量 1、当地政府：“文化立市”与“政绩诉求” 2005年丽江市政府把“文化立市”作为第一大战略。“文化”能够“立市”的内因在于“文化”本身经济附加值，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产业成为这一经济资本的代称，而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尤其是丽江这样一个旅游经济占了GDP大头的旅游城市，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关系非同一般;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也有利于象征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提升，这些都构成了政绩诉求的利益驱动力。丽江古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诸多荣誉桂冠也随之而至，这些都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互动、互利的关系，都可以指向政府取得的“辉煌成就”，可以说，东巴文化的产业化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语境下的政府政绩诉求行为。 2、族群精英：作为双重的“文化资本” 地方族群精英在“纳西古乐”的资本利用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自身就拥有文凭、知识也构成了“文化资本”要素，这些个人“文化资本”在“申遗”、“文化产业”、“文化立市”等资本利用实践中的作用与价值不言而喻，学者出场成为评价、判断“文化属性”、“学术价值”的关键因素;有些地方精英利用政府的“文化立市”有利时机，结合自身的社会地位、荣誉在社会关系中的有利位置，成为文化产业的引领者，达成了文化资源的资本化、提升个人的社会名望等多重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构成生产力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劳动者)和物的因素(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两大类。劳动者是指具有一定体力和智力的人，是首要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也是最革命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们的成功也有着国际、国家的大气候影响，丽江旅游崛起等客观因素，但这些因素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政策方针是面向大从的，民族文化优势也并非能个人独有，但为何又不能个个都能取得成功?主因就在于此。宣科作为纳西古乐的再造者，也是丽江文化产业的领头人，“没有宣科就没有纳西古乐”成为他与纳西古乐展演化的形象诠释。东巴宫创建于1998年，以展演东巴歌舞为主的演艺公司。其创建者蓝伟也是丽江学者，曾对东巴文化有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曾担任过丽江地区文化局局长、旅游局局长等要职，见多识广，深知东巴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所以退休后他集资创办了这一文化企业。公司每年的经济收入以8%递增，2003年达到288万元，2010年突破800万元，成为丽江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在采访蓝伟时，他一再强调：“我一直认为文化产业要发展突破，必须在特色上下功夫。特色是文化产业的灵魂，是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企业的生命线。没有特色就没有活力，没有市场，没有出路，死路一条。”[3] 3、族群民众：“我者”认同与利益选择 在这场“文化产业”运动中，族群民众成为成为政府、精英的动员的对象。通过政府的宣传工具，精英的文化阐述，使“文化产业”成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惠民、利民工程，并广泛动员族群民众参与到其中来。通过“万人签名”、“长跑比赛”、“歌舞比赛”、“书画展”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开展，丽江的每一次“申遗”活动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些行为一方面造成了“群众支持”的民意表述，同时也向国家、国际传达了“全民申报”的积极讯号。 通过近二十年的旅游发展，昔日“被遗忘的王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品牌”，“世界文化遗产”等荣誉桂冠接踵而至时，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与“他者”互构中得到了强化。旅游展演与文化产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群，与本地民众的民生经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由此看来，再造“东巴文化”不只是基于政府、精英自身的利益诉求动机，也不仅仅是国际、国家、地方层面的宏观因素起作用，除了这些综合因素外，它与族群民众的历史传统观念、族群认同、自身利益等“我者”因素息息相关，这也是“东巴议论”得以再造的深层原因。 4、他者：文化再造的共谋 丽江除了以拥有三个世界遗产闻名于世外，在众多游客中还有“艳遇之都”、“小资天堂”、“世外净土”等褒贬不一的称呼，折射出丽江在他者眼光中的多面性。丽江成为旅游城市，意味着成为一座满足、迎合游客消费的旅游产品制造、推销地，游客的品味、喜好、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制造着“丽江”。旅游的魅力在于“似曾相识”的意境体验，过于雷同、相似则失去“在异乡”的新鲜、好奇感与探知欲，而文化差异太大，甚至形成交流障碍的地方往往视为畏途。丽江契合了游客的这种独特需求而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与追捧。1997年丽江古城荣列“世界文化遗产”以后，一时“黄袍加身，”成为游客趋之若鹜的观光目的地。与玉龙雪山、虎跳峡、泸沽湖等自然景观相比，丽江古城本身所蕴涵的人文沉淀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磁场，其小桥、流水、人家所构成的美学意境让游客留连忘返。尤其对内地游客而言，丽江古城民居建筑多与内地古建筑相似，其古城美学意境又与江南风格相承接，给内地游客以似曾相识的“文化亲近感”;但其间的雪山、东巴文化、纳西服饰、纳西语言、纳西民俗等“文化差异”又组成了“与众不同”的地方文化特色，从而充分满足了游客在旅游情境中的“异乡体验”。其中，东巴文化以其“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原始拙朴的东巴画、粗犷悠远的东巴舞、沧桑深沉的东巴唱腔、神秘庄严的东巴仪式等文化特质构成了“异文化”的场域，极大地满足了游客的异乡体验需求。 在丽江旅游市场中，东巴文化中的东巴舞蹈、东巴唱腔、勒巴舞以其特有的艺术表现力成为大小旅游展演舞台的主打戏;而绘饰有东巴象形文字、东巴符号的服饰、围巾、木雕、版画、工艺品遍布丽江旅游市场;以东巴文化的主题景观——玉水寨、东巴王国、东巴谷、东巴万神园异军突起;满足游客“异文化想象”的“东巴酒吧”、“东巴婚礼”、“东巴烧烤”、“东巴美容”、“东巴香烟”也应运而生，可以说，以游客为主体的他者与地方政府、旅游业从事者、文化持有者等一同构成了东巴文化再造的共谋。 东巴文化的“产业化运动”中也有国际及国家行为因素。源于西方知识体系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挟裹在现代性中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另一场“文化运动”。“丽江是世界是丽江”，不仅成为丽江本地人的集体导游词，同时也构成了国际——国家——地方三维互动的形象诠释。“2002年、2003年以来，全国掀起了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热潮，已经有超过200个县市宣称要申报代表作。其中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文化，还多有带动当地旅游的因素在里面。”[4] 在这样一种多元利益诉求的背景中，国际、国家、地方，政府、精英、民众、游客等多元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制约这既构成了丽江旅游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构成了丽江旅游展演的场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