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散文诗的诗性问题，要从源流入手，弄清其来龙去脉。毫无疑问，她是从诗发展来的。诗歌同源，最早以民歌形式活跃于人们的口边，然后才有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但仍保留“诗歌”称谓，并以押韵与句式整齐为固定规格，这便使“无韵非诗”观念深入人心。从四言、五言、七言，到词、曲、赋的演变，走过漫长道路，规格从严到松的迹象是鲜明的。新诗诞生，从文言到白话，又经历了一次由有韵到无韵，从格律走向自由的历程。由此可以看出，形式上从严到松，即逐步解放是诗的一条发展规律。散文诗正是适应着这一规律应运而生的。我提出散文诗是自由诗的必然发展，散文诗是诗的延伸之说，其依据便在于此。
    诗观念的演变，也为散文诗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试举几种重要论点：
    郑振铎说：“只管他有没有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不必管他用什么形式来表现，有诗的本质——诗的情绪与诗的想象——而用散文来表现的是诗，没有诗的本质，而用韵文来表现的，决不是诗。”他所说的诗的本质，便是我们现在强调的“诗性”。
    昌耀说：“我是一个‘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实践者，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取。”他所强调的，同样是“诗性”。
    戴望舒则说：“韵和整齐字句会妨碍诗情，或使诗情成为畸形的。倘把诗的情绪去适应呆滞的、表面的旧规律，就和把自己的足去穿别人的鞋子一样。愚笨的人们削足适履，比较聪明一点的人选择较合脚的鞋子，但是智者却为自己制造最适合自己的鞋子。”为能得心应手地表现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为使诗的语言节奏和现代人的生活语言包括新鲜口语“顺利接轨”，散文诗便成为诗歌智者所选择和制作的“最合自己脚的鞋子”。明确了这一点，散文诗是诗的一种延伸，而不是什么诗与散文相加的“杂交”产物，便不难理解了。
    在某些文学体裁和艺术门类中，两种或两种以上艺术因素掺杂的现象并不罕见。以小说为例，它的主要素质在于讲故事，即人物与事件情节的展开，这是决定其文体性质的依据。所以，虽然它是以散文来写作，却不称之为散文，也不是什么“散文和故事的杂交品种”。再如古典戏曲中京剧和昆曲，其剧本的文学性是很强的，尤其昆曲，唱词的典雅纯然是诗，对白则是散文，但它们的“性”，却是那最关键的“戏”，没有戏剧性，再美的唱词也无用。从没有人说：京剧和昆曲，是诗歌、散文和戏剧的“杂交品种”。这是因为，为一种文体定性的，只能是作为其艺术核心、灵魂的那一关键因素。散文诗文体的关键因素是“诗性”，以之为其定性，便是天经地义的了。从“散文诗”的命名也可看出，“诗”是定语，其本质是诗，一目了然。散文诗、自由诗、格律诗，不过是诗谱系中的不同分支而已。
    二
    
    中国散文诗自草创至今，已有90多年历史，在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走过一段曲折道路，是正常现象。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诗化与散文化的“文体之争”了。最为流行的一种理论是“杂交论”，认为散文诗是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边缘文体”，有着“两栖性”；或是诗与散文相加形成的“混合物”。这种理论模糊了文体归属的界限，使散文诗出现亦诗亦文，可诗可文的不固定性。实践上则易为散文化敞开大门。上世纪30年代，散文化形态几乎成了散文诗的主流，其影响至今犹在。曾有人倡导的所谓“报告体散文诗”、“应用体散文诗”，更将其降低到报道性文字的水平，连文学散文也算不上了。还有人喋喋不休地宣扬散文诗“易读、易懂、易写”，让粗制滥造之作畅行无阻，心安理得。这些现象，都和散文化倾向息息相通，和散文诗的诗性本质背道而驰。由此可见，诗化与散文化之争，关系着散文诗的兴衰存亡，不可等闲视之。
    公正地说，杂交、边缘、混合、两栖等对散文诗的定位，在这一新兴文体的发展初期，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若不经实践的深入检验，也难预知其可能导致散文化变异的后果。问题在于，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之后，是应该重新认识，作些修正的了。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散文诗的诗性本质给予了确认。谢冕先生认为：“散文诗只是散文的近邻，而却是诗的近亲。”近亲乃血缘归属，近邻不过是文体的外部接近而已。邹岳汉先生多次提出，对于散文诗的发展来说，“对散文诗‘诗性’的确认和现代审美意识的确立最为紧要”。李耕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提到：“散文诗若不是诗，将走投无路。”他认为，余光中对散文诗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由非诗的散文诗引发的。“我们”散文诗群提出“大诗歌”的概念，理直气壮地将散文诗与自由诗并列于现代诗的谱系之中；《诗刊》前常务副主编李小雨明确提出，中国诗歌基本由三个方面组成，这就是古体诗词、新诗、散文诗。三者共同构成了当代的中国诗歌。
    我自己在初涉散文诗时，也接受过“杂交说”，随着创作实践的深入，才确认了她的诗性本质，认为散文诗是诗的延伸和发展，并提出了与“散文化”完全不同的“化散文”主张。什么是“化散文”呢？这就是：在散文因素被吸入后，要服从并服务于散文诗的诗性表达，溶入散文诗是化整为零的过程，甚至是脱胎换骨的过程。具体建议是：
    1.诗、散文诗和散文，对题材的选择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诗最精致，偏于片段性、抒情性，较宜于虚；散文往往求全，可容纳较庞大、复杂题材，容许铺叙，往往实些；散文诗或可吸取一些情节性片段，比诗的容量略宽，但毕竟不能如散文那样“开放”。其中差别，或可以点、线、面来表述。诗取其一点，散文诗连为线，散文往往铺成面，这自然也影响到它们的结构方式。
    2.散文化的散文诗在结构上沿袭散文的“块状”，很少分段。一大块，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促膝而谈；散文诗则以一当十，做简约性勾勒，结构上轻捷灵活，多节段地快速流转，省略跨越，即适应于文体的精练简洁、节奏起伏跌宕的要求，也体现了建筑美的视觉快感，这已形成了它文体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3.散文诗引入散文因素，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吸取其“散文美”的精神，求其神似，而不必照搬它的一招一式。什么是“散文美”的“神”呢？就是舒放、灵动的美。由于溶入了“散文美”的精魂，散文诗才形成了她独特的艺术魅力。
    4.至关重要，也最难处理的，是语言。由韵文到散文，从文言到白话，到以口语为主要语言资源，是一大进步。但并非所有散文语言都可以无选择地直接进入，对那些烦琐啰嗦、拖泥带水、芜杂混乱的语言，应予淘汰；进入的语言，应兼具诗美和散文美，这里有一个磨合、溶化、升华、成熟的过程。这种凝练而又舒展、自由灵动而又有所节制的语言，不仅平易亲切、活泼生动、朴素清新、充满活力，而且具备一种贯穿其间的音乐性、旋律美。这是比押韵的诗更为高级的音乐素质，它自然、自在、自由，不单调刻板，不束缚拘泥，完全顺应着诗的内容、感情的悲欢疾徐、情绪的松紧变化，起伏跌宕，婀娜多姿。前辈诗人穆木天说得好：“散文诗是诗的旋律形式的一种”，“不是用散文表诗的内容，是诗的内容得用那种旋律才能表的。”可以说，音乐性之有无，是区分散文诗和散文文体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
    三
    在认定了以诗为本，即维护散文诗的诗性本质这个关键性问题之后，我觉得，对于散文诗的文体建设来说，还要从放眼未来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在这里，难以展开来详细讨论，只能简略地提几点意见，以供参考。
    1.散文诗发展至今，已经创造和积累了一些只属于她自身的美学特色，既区别于自由诗，也区别于散文。譬如选材上的以小见大；结构上的灵活流动，跳跃性强；语言上的自由自在而又贯穿全诗的内在音乐旋律，等等。这些美学特色非常可贵，需要珍惜、巩固、发扬，并继续发展。
    2.T.S.艾略特曾惊叹：汉字天生就是用来写诗的文字。古代汉语在前辈诗人手中创造出了《诗经》、《楚辞》和古典诗词中那么多不朽之作，作为以现代汉语特别是口语为主要语言资源的散文诗，与自由诗一起，肩负着用现代汉语创造当代“唐诗、宋词”那样优秀诗歌的历史重任。我觉得，散文诗作家们要有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创造精神，将散文诗的现代汉语的诗化水平，不断提升至新的更高境界。
    3.要清醒地认识散文诗的局限性。任何一种文体，均有局限性，有所长，必有所短，不可能“万能”。扬长避短，承认局限，有所为有所不为，是科学的求实态度。譬如：散文诗较之自由诗，表现空间有所扩展，但毕竟有一个“度”，超越了这个“度”，就“不灵”了。叙事因素可以适当增加，但终难达到小说、戏剧那样的复杂程度，无力承担的，就不必强求，还要善于运用诗性特长，巧为适应和消化这些叙事性素材。再如，散文诗是高度精练、含蓄、抒情性强的文体，短小的篇幅，是其大量存在的常态。除非有十分充实的内容，且又适于诗性表达的题材，对于长篇巨制的尝试，应取慎重态度。所谓厚重，所谓“大诗歌”，不等于越长越好。作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篇幅的长短。贪大求全，盲目追求宏大叙事，往往导致大而无当、走向散文化的后果，不可掉以轻心。承认散文诗的局限性，也是维护其诗性本质的一个方面，需给予适当的注意。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