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以“文革”亲历者的身份去书写那段特殊的时代，并非易事，往往稍不留神便会被喷涌的情绪所牵引，在字句间宣泄个人满盈的愤怒、叱责、控诉、悲伤、痛苦与忏悔。上世纪的伤痕反思文学，便是这种苦难言说方式的一场集体亮相。刚从混沌历史中挣扎而出的读者，最初还能从这些文字中找到疏导伤痛的共鸣与慰藉，但久而久之，难免疲乏于一味的叫嚣与单薄的控诉。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涌入，文学的面貌也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分化而有所变更。当代作品中关于十年动乱的述说，更多地关注于血腥、暴力以及疯狂的性爱，以人的异变与集体狂欢为突破口，在饱含颠覆、解构、变形的叙述中为历史把脉问诊。然而，在这个浮躁的商业社会，这些刺激观感的关键词往往被肆意夸大渲染，以此迎合读者对禁忌年代的窥视欲望。“文革”十年在这般喧闹的语境中，成为了奇观的展览。
    如此不厌其烦地赘述他者的“文革”叙事特征，是为了确认我对《六六年》的认同。在小说中，王斌甘愿剔除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在懵懂的儿童视角与平静苍凉的成人回忆中，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以简单清澈的方式娓娓道来。这部作品是克制、理性的，又是真诚、质朴的。作者意不在宣泄苦痛与愤恨，也不玩弄晦涩奇特的叙事技巧，而是专注于以冷静的文字往返于回忆和现实之间，追问内心最深处的变化和感知。在这个快节奏的年代，选取这种沉静的、去浮华的叙述方式是需要勇气的。
    《六六年》开篇宛如梦呓般絮语道：“回忆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在我记忆的原野上任意驰骋，无拘无束……往事便纷至沓来，我的思绪也开始了天旋地转，一如影像般将往事历历重现”，作者是在此般回忆与缅怀的情愫中介入历史的。同时，他还是一位通过写作虚心地向历史问询的迷路人。在小说中，他更多地选择透过男孩若若不谙世事的视角，去观看、听说、经历历史的现场，搁置了主体解释、批判与谴责的权利。儿童叙事的独特性，剥除了成人话语中道德和政治立场的束缚，为作者提供了在场重观历史的安全距离。若若的经历，让许多拥有共同经历的人重温当年那份不甚明了的冲动、欣喜、忧伤与害怕，对于那些不曾经历“文革”的读者们，也可从儿童澄澈懵懂的目光中收获全新的审美观感。通过若若的独特视角，作者也多少再现了另一番历史的真实，并将多样阐释的空间留给了广大的读者。
    整部小说由“天、地、神、人、路”五个篇章组成，彼此看似无关实则相互串联。“天”描写的是“文革”爆发前期若若顽皮无知的童年生活。充满童趣的生活片段，弥漫着温情与怀念的情调，如天堂一般干净澄明。对其他人而言，这也是风暴登临前最后的一段弥足珍贵的记忆。作者以此开篇，透露出些许感伤与祭奠的情衷。“天”临近收尾时，随着五彩的传单在天空中如雪片纷纷散落，一场空前的劫难至此拉开了沉重的幕布。一桩桩惨痛的悲剧在若若面前徐徐展开：游斗“大哥哥”年老体弱的父母，杨老师被逼自杀，卖酒酿汤圆的小商贩被驱逐……但那时的他尚懵懂无知，在“造反有理”的旗帜下恣意释放自我，在与师道尊严的挑战中获得反叛与报复的快感。然而，至“人”一章，随着母亲被造反派打倒，本是弄潮儿的红小兵若若，遭遇了命运无情的逆转。在自己与别人的苦难中，他一次次地目睹眼泪与伤痕，一次次地触碰神秘的死亡。“文革”无情地摧毁了若若所珍惜的人、事、物，巨大的缺失反而让他的内心升腾起保护所爱的强大决心，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仪式。
    让人尤为感叹的是作者对于人性善的固守，在《六六年》中，我们意外地感受到了患难中的人情温暖。若若与陆小波知己之间的互相关心扶持；若若与婷婷懵懂爱情滋养下的关怀与鼓励；还有陆小波的父亲冒险带领若若等人看望他们被关押的父母，婷婷母亲对若若姐弟亲人般的关照……凡此种种，都让人们在透过文字回顾这个黑暗年代时生出一些慰藉和希望。正如王斌所说：“在那个苦难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还有真诚和信任”，“正是这些，让我知道了再苦涩再艰辛的人生之旅，长夜总是能度过的”。在听闻了太多的苦难与折磨之后，如此温暖的文字对重识“六六年”、重审人性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也许作者在写作中并不满足于儿童视角对于那段历史闪烁暧昧的认识，因而间或穿插以今时之“我”对于过往的追问与自责。然而，过去与现在的来回穿梭，若若与“我”之间的代言交替，多少显得有些凌乱断裂，陡生不少突兀之感。然而，王斌能够以历史为鉴，以人性为镜，观照当代人庸碌茫然的生存困境，力避悲剧的重演——如此情操、如此姿态，实在弥足可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