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黑格尔指出，艺术家“必须发出过很多的行动，得到过很多的经历，有丰富的生活，然后才有能力用具体形象把生活中真正深刻的东西表现出来”[1]。在这里，黑格尔强调了作家具备丰富人生阅历的重要性。新时期以来，方方能在当代诸多小说家中脱颖而出，这与她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方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正统的知识分子教育。虽在1974年到1978年期间中断了学业，在武汉当了四年的搬运工人，但这四年的工作经历，恰使她有机会生活在普通工人的生活场域之中，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存状况。1978年，她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系统的文学教育使她由一个具有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学青年成为一个具有了真正知识分子资历的作家。这样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她对武汉下层市民尤其是工人的生存境况和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深有体验，从而写出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和市民题材的作品。前者如《祖父在父亲心中》、《行云流水》、《无处逃遁》、《乌泥湖年谱》、《金中》、《言午》等，后者如《风景》、《落日》、《黑洞》、《一唱三叹》、“三白”系列等。
    在方方的这些作品中，城市下层市民“生存的残酷与亲情的厮杀”[2]，知识分子的“生命悲剧与代际弱化”[3]便构成了两道醒目的黑色生存风景，令读者的灵魂为之悸动。小说集《行云流水》的开篇之作《风景》为方方赢来了名誉和文坛地位，开了方方描写黑色风景的先河。从《风景》始，方方以强烈的平民意识，关注着凡庸卑琐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乐此不疲地展示出芸芸众生的一幅幅黑色的人生风景。这些人物负载着一颗颗伤痕累累的心灵，以各自的方式在人生道路上挣扎。如，生存空间遭挤压侵占的悲剧(《风景》、《黑洞》、《落日》)，爱情事业均失败的悲剧(《桃花灿烂》)，精神物质地位均得不到重视的悲剧(知识分子题材系列)。
    方方将芸芸众生的形形色色的悲剧描写得真真切切，感人肺腑，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探其原因，就是方方“把沉重的生活感觉化、心灵化、艺术化了。对生存窘况的情感体验———那不尽的烦恼成为艺术化的情绪，概括出当今国人的精神状态”[4]。试想，如果方方没有上述的人生阅历，她能使“沉闷、滞重、单调、重复的生活风景”[5]独具艺术魅力吗？巴尔扎克说得好，“同实在的现实毫无联系的作品以及这类作品全属虚构的情节，多半成了世界上的死物。至于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的书，都享有永恒的光荣”[6]。方方的创作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这样，是建立在她对生活的体验之上的，这使得她的作品拥有了一定的深度。
    二
    方方在展现芸芸众生的黑色生存风景时，不是漫无目的地堆砌日常生活，而是透过生活的表象向人们的心灵深处发掘，把审视的焦点移向那病态的灵魂、异化的人性，开掘人生隐秘的层面。
    在城市下层市民题材系列作品中，方方撕开了平静如水的生活表象，深入发掘人性的丑恶。《风景》里的七哥、《桃花灿烂》里的粞、《空中飞鸟》里的红云，还包括“三白”系列中的苇儿、李亚等有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于是，他们不择手段，努力抑制生命里的自然生理欲求，竭力张扬对功、名、利、禄的欲望。其中，被称为精神、人性“恶之花”的七哥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和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要征服整个巴黎上流社会一样，渴望着出人头地。他抛弃原来爱恋的对象，选择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某市委领导的女儿做妻子。他做出这样的选择百分之八十是因为她父亲的权力。按理，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是人之常情，但是由于采取了不正当的甚至是卑鄙的手段，它就变得不正常了，成为了丑恶人性中的一分子。
    方方对人性中丑恶因素的描写与众不同。审丑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外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戈尔丁等，中国有鲁迅、钱钟书、莫言、残雪、苏童、余华等，他们都正视人性恶的主题，以谬误、孤独、冷漠、残酷、罪恶等入题。方方的作品，即使是展现儿女们对老母亲感情沦丧，为了生活可以致母亲于死地的《落日》、姐弟反目成仇的《黑洞》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发掘人的灵魂深层邪恶的犀利笔锋”，也不进行“人性分析的哲学思考”，她只是“冷峻客观地审视人的恶行”，道出“恶是引诱人走向深渊的堕力”。[7]也就是说，作者方方对人性恶的发掘主要不是通过人物灵魂的搏斗，而是通过人物的行为表现。另外，方方在揭示人的丑恶行径时，还发掘出隐藏在这一丑恶行径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这使得方方对笔下的人物多持宽容的态度。他们要出人头地，跳出下层社会，但是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大显身手的人生舞台，所以他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不择手段和方式，干那些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粞是方方笔下的另一个人物，与七哥相比多了一种强烈的情欲，不过他对权力的渴望并不压于对情欲的渴求。地位和出身又决定了他为了事业、前途只能娶神经病人沈小妹为妻。这正如红云的认识，“我的出身注定了我与别人不同的奋斗方式”，“利用那些所有可能使她达到目的的人和物”。
    在知识分子题材系列作品中，方方同样借助人物行为的描写，深入发掘了知识分子人格的弱化与委琐。 《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父亲、《乌泥湖年谱》的丁子恒和孔繁正、《金中》、《言午》中的金中、言午等，在横遭政治权威的打击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足以证明他们人性的异化：选择屈辱，践踏人格，成为“丢失自我的‘阉人’”[8]和驯服的奴隶。如父亲的行为表现：他把头发剃短，一遍一遍地练习“坐飞机”，叫母亲尽可能地给他多造些罪状，在造反派抄家时，他堆满了讨好的笑容。父亲的这种违心的表现正符合弗洛姆所言，“受虐狂最常见的形式是力图显示他们的卑微、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的感受”，“除了轻视自己而外，他们还有一种伤害自己、折磨自己的倾向”。[9]父亲的委琐形象类似于果戈里、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形象。但是，父亲们毕竟不同于老舍笔下的张大哥，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他们想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而不能。这是一种“既无勇气选择死又不堪忍受生，既不能抗争，又无法逃避”[10]的痛苦。父亲们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中走向毁灭的。
    方方曾畅谈她的复杂的创作心态，“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让自己去适应一切，而一切却坚决不让我们去努力适应它。于是我们索性让自己呈自然状态。我们不为什么做事，也不为什么生活，不要想改变什么，也无所谓自己是否被改变。我们知道，这世上横竖是没有完人的，人人都分裂着……于是我们也就分裂”[11]。方方的这段话同时也道出了高人云(《行云流水》、严航(《无处逃遁》)的心里话。他们处于“体脑倒挂”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优越感已消失殆尽。不管采取怎样的行动，他们总是在社会现实中碰壁，这使他们陷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困顿和迷惘之中。这种精神上的痛苦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缠绕着他们的灵魂，使他们的人生处于一种永恒的冲突与困顿之中。在这里，虽然方方对人物的内心活动着墨不多，但是她却将人物的内心活动外化为人物的行为。父亲的死、高人云的病都间接反映了人物的真实内心。方方正是通过这种反映内心的行为来发掘知识者的人性。虽然这种对人性的发掘不能与鲁迅和钱钟书分别在《孤独者》、《围城》里对人性的残酷剖析同日而语，但是，方方也确实超越了有限的现象层的写实而切入人性的深处，对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进行怀疑和追问，唤起其心灵反思和深刻拷问。因此方方的作品也具有人性的深度。
    三
    
    透过黑色生存风景，我们还可以领悟到创作主体的社会批判意识。方方将芸芸众生的黑色人生放在一个被作者置于幕后的大的社会背景中展示，对造成人性异化的、有缺陷的生活环境，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暴露与批判。
    她常常在创作谈中谴责生长丑恶的“土壤”。谈到七哥时，她说，“生存环境使人这样，别人为什么就应该活得比七哥好呢”[12]。在《<黑洞>信口谈》中，她又说，“心情恶劣，家庭的纠纷常常都归结到一点上：生存环境太差”[13]。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方方那隐藏在不动声色甚至是冷漠叙述背后的深刻用意。这用意正是作家对社会的批判，对人物倒更倾向于同情。她表现七哥们的不择手段，“更多不是出于批判的目的，而是借以表现现实。在这个庞大的权利社会中，小人物如何去抗争？除了像阿Q那样自甘沉沦，也只能像七哥那样不择手段去获得世俗成功了。因此，鲁迅的怒其不争固然令我们敬佩，但方方的哀其不幸而恕其不择手段也许更合乎人情事理。这并非纵容不择手段，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更指向不合理的社会”[14]
    一方面，方方在展现人生际遇的同时，通过讽刺性的对比，寄寓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人都属于某一社会，而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所以不管何种人生际遇都带上了浓重的社会的烙印，从中可以看出某些社会问题。高人云和严航等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就揭示了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极端不重视。至于以父亲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及琀妈等人物，作者则采用对比的方式来描写他们的人生际遇。对前者，作者将他们自身前后的不同命运、不同性格进行对比，探究了他们异化的原因，这原因正如《人性论》一书所说的，“异化不是人性本身的属性”[15]，“人性是‘社会神经’，它能对来自社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压力的刺激，做出敏锐的反应”’[16]。由此，作者表达了她对社会的批判。对后者，作者拿琀妈前后的不同待遇和她与盈月老师进行对比，显示了社会的不公。总之，方方作品通过人生际遇的描写或者通过对比的手法表明：“生活原本不应该是这样，是环境造成人的性格变态，环境扭曲人性，社会使人堕落，使人变得沉重，而人在奋斗与抗争中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17]
    另一方面，方方通过人物或叙述人语言的独特运用，也体现了她对社会的批判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三白”中。不管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人语言，都是特定时代的人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同样会打上社会的烙印，反映社会的某一个侧面。以《白驹》为例，某建筑公司造了幢偷工减料的博物馆，经理为了兜住事情宴请新闻界，给的话是：“就说中央一直认为目前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把这事闹得天下纷纷乱乱的，岂不是没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样的叙述语言看似俏皮，实则蕴涵着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这种俏皮的语言在“三白”中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充满着切中时弊的批判与揭示的机锋。
    综上所述，方方善从生活的“布帛菽粟”之中发现意蕴，品出滋味。虽然所写不是生活中的大风大浪，但这丝毫不损害她小说的底蕴和深度。曹文轩在评论堕入庸常的新写实小说时也说：“‘深度’存在于一切。庸常之中自然也有‘深度’。‘深度’不厌庸常。”[18]由此可见，在方方描绘的凡俗生活背后，在她叙述的凡人故事之中，总是蕴涵着丰厚的底蕴，“使人们能透过凡俗人生，咀嚼到某种更深层的或历史、或社会、或文化、或人性……的意味”[19]，这正是方方以“庸常”显“深度”而棋高一筹之处。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9页。
    [2][3]赵树勤：《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第283页。
    [4][5][7]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第302页、第310页。
    [6]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从》第10册，第121页。
    [8]张景超：《文学：当下性之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05页。
    [9]《对自由的恐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99页。
    [10]张应杭：《人生哲学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260页。
    [11]方方：《一个人怎样生活无需要问为什么》，《小说月报》1999年第7期。
    [12]《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13]《中篇小说选刊》1989年第1期。
    [14]李平、陈林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62页。
    [15][16]曾钊新：《人性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32页、第7页。
    [17]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18]曹文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19]陈骏涛：《在凡俗人生的背后———方方小说从〈风景〉到〈一唱三叹〉阅读笔记》，《小说评论》1992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