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晖的《梦语者》被归于散文集。唐朝晖告诉我，这是本散文诗。而我，捧读之时，却顽固地将它视为一本关乎个人与时代的小说。散文与散文诗的分野何在？如果仅从分行的密度上来甄别，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那么，散文诗与小说的分野又何在？“虚构”在这里似乎成了一个检验标准。然而，是否“虚构”，真的应当成为检验的标准吗？在文学这块版图上，“真实”大约才算是惟一的量器。没有不“真实”的文学，当然，我是指好的文学；同时，也没有不借助“虚构”便能抵达文学“真实”的好作品。
    在这本集子里，唐朝晖首先在取材上遵循了我们约定俗成中对散文抑或散文诗的那种判断，它貌似有一个现实的基础，而且也的确有一个让自己起飞的根基。前者为我们大致勾勒了这样一个写作者的轮廓：来自湖南乡村，15岁在石灰窑做工，逐渐成长为一个诗人，如今于京城之中算不得功成名就，但也差强人意地游刃有余。这难道不符合一本小说通常的架构吗？所不同的是，唐朝晖假以“散文诗”的笔墨，更多赋予了自己这番成长史一派吟哦的气质。他写故土、写师友，以扑克牌的方式写今天自己的林林总总，词语成为他的入口，一副不可救药的形式主义分子派头。但恰是这副派头，让他在这个符合“散文”陈规的所谓“真实”之上凭空跃起，摸准了更为普遍的艺术规律。
    “形式主义”是一个既有魅力又有危险的词。丰富的意象有时会令人觉得不知所云，而节奏如果占据了过于重要的地位，有时也会破坏意义。然而就这本集子而言，唐朝晖以自己的文学能力，恰恰让这些破坏意义不知所云，完成了“散文诗”独特的艺术效果。他用他的形式主义，在文体上成就了更为高级的某种蒙昧。我认为，这种蒙昧正是在往小说的方向靠拢。
    在我们的文学思维中，散文与诗歌似乎更多关注朦胧，而不是明晰，相反，小说叙事的结构却周密、严整。但艺术岂是如此条分缕析的简单事？这本集子给出了艺术复杂性的上佳例证。唐朝晖以“散文诗”为名，放大语言与音律的统治地位，在一种灵巧的相互关系中，将“实”导向了“虚”，并且，从中完成了只有小说才格外强调的那种周密与严整。于是，作品开始了下一个层面的蒙昧——对应于“形式”，当然便是那个“内容”了。这是形式的骄傲，作家从形式和内容的相互关系中找到了一种巨大的可靠性。
    “人人皆梦时代的呐喊”是这本集子封面上印的字。如果所言不虚，那么，这是否可视为这本集子的“内容”？老实说，随着年逾不惑，我已经逐渐开始排斥阅读那些简单以“我”为基本对象的文字。“我”当然重要，这几乎永远毋庸置疑。我所反对的，不是“我”，而是诸般“伪我”，就好比，我们从来反对的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泛滥的伪现实主义。被我们的文学语境所戕害，散文抑或散文诗，似乎拿出“伪我”腔调的风险更大一些。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教导，常常被扭曲到缩小写作者的地步。唐朝晖在这本集子里写出了“第二个我”，随着行文中“他”的出现，反观与自查就有了可能，虚构就有了可能，逼近真实就有了可能。由于这个“他”的出现，集子中大量使用的“我们”才变得令人信服，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起码在代言“我们”这样一个规模的时候变得更具说服力。这让唐朝晖独语一般的文风，奇妙地具有了某种更为深刻、铿锵的力量。那个“我”因此焕然有了为一个时代发声的气质——“我”的所有悲伤、所有欢乐，原来就是这个时代早已昭然若揭的气质。
    “我”是如此弱小，从性情乃至体貌，都如此弱不禁风；我又何其强悍，在精神中，至少在臆想里，会对着破门而入、强行劫掠“我”的自由的警察说：滚出去！就好像书名《梦语者》是对于封面上那句有可能成为卖点的话的反动一样，当“我”与“他”，“我”与“我”如斯相悖之际，非但文学的张力凸显而出，而且时代之荒谬、岁月之虚无，也翩然于文字之中，具备了那种称之为“内容”的意义。如此，这本集子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截取与定格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部分真相。
    呐喊显然不是唐朝晖的根本气质。在我看来，他更善于的还是喟叹。于是，他罔顾逻辑上的不合理，在封面推荐词的指向下，依然使用了《梦语者》这个书名。对此，我以艺术的名义向他致敬。因为，无论如何，一个作家、一个诗人，首先应当警告自己的就是：即便要呐喊，也应当以那种梦语者般的、符合艺术准则的方式开口。天生的艺术家、形式主义分子，这些品格保障了唐朝晖写作的基本格调。对此，书中关于七月派诗人彭燕郊的那部分书写可资为证。究竟，唐朝晖倾情的依然是那种极富教养的文学之路。
    每当我扫过《梦语者》这个书名，几乎就要条件反射一般地想到《局外人》这三个字。它们之间当然不仅仅是修辞上的仿佛，更多的是那种内在的、极富教养的、饱含着文学性的、深情与复杂的一致。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