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亚太乃至全球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消弭，它作为民族国家的职能也开始发生变化。对发展的追求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现代性方案的内在品质之一，但是在社会主义的经典话语表述中它只是达到更高乌托邦理想目标的权宜手段，而且这套话语事实上也是把国内的平等理想（消除三大差别）与解放全球、人类大同的普世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诉求。然而，在新的时代，这种对发展的追求衍化为发展主义，发展开始成为发展的目的自身，成为最大的意识形态，也成为社会主义“卡理斯玛”解魅之后“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它也不再提出资本主义秩序之外的普世主义，而是认可这一秩序的基本法则并试图融入其中。在这种“中国现代性”的转向的背景中，中国乡村在国内的结构性位置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它于是也获得了新的意义。历史的巨大改变使对于乡村的想象和文学表达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文学史过程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对乡土阐释权力的争夺，从这一意义上说，乡村作为不能发声的客体事实上已经沦为中国国内的“东方”与“第三世界”。
    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对这一大背景的分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中国乡土的文学表述将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本文将以“新现实主义”⑴的代表作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作品意识形态“空白”的症候式阅读，尝试发现其社会诉求及政治无意识。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以一个戏剧性场景开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基层政权，忧心忡忡的乡镇长，以及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危机局面，甚至还会有天灾……，即使是那些有着鲜明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旋律”小说也没有(无法)迴避这份“艰难”，虽然它们给予了这份“艰难”以不同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刘醒龙《分享艰难》、关仁山《风暴潮》、《福镇》、《大雪无乡》，何申《乡镇干部》、《信访办主任》……）尽管这些小说极力将这些危机处理为偶然、高度具体或人为的事件，这种高度整齐划一的开篇还是可以被读解为一个对中国乡村命运的总体描述和隐喻；在小说中，这种“艰难”局面通常都有一个明确的观察者------基层干部，或外来者，总之是一个不必再承担这份命运然而却甘愿选择了“分享艰难”的他者（《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大雪无乡》中的陈凤珍、何申《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都是家在县城的乡干部，无不惦记着及早返城或升迁）。于是，乡村，作为一个无法自由选择命运的客体以一种喧哗的宁静等待着外来的拯救。而现实留给这些拯救者的空间却十分有限，不复是八十年代承诺给李向南们的“干一番事业”的广阔天地。这种情势下需要的不是英雄式的勇气，而是在复杂社会关系缠绕中闪转腾挪的聪明才智；不是坚毅和魄力，而是熟悉官场与社会法则、善于妥协的能力。所以，这些“他者”只能以道义的姿态来“分享”这份艰难而不可能改变它，他们的使命只是暂时的化解这一难局，或仅仅将它掩饰起来，并不给出总体性的解救承诺，也不给出任何新的可能性，他们只能修复现实而无法改变现实。如果说有些“他者”完成了某种拯救，那只能说他们拯救了自我------通过化解危机而被提升或逃离。这种深深的无力感使所谓“新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成为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中意义暧昧的段落。
    “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乡土图景暗示了某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已经发生。乡村已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病症，一个暂时无法给出治疗方案的病症（而只能给以虚假的想象性抚慰，下文）。之所以不能，可能是因为作家们已经没有超出现代性之外寻求可能性的能力了。如果说，八十年代在新启蒙主义旗帜下的乡土改革小说（柯云路《新星》、蒋子龙《燕赵悲歌》）在批判传统与建构历史的激情中还具有对历史进步的乐观，因而具有构造历史“总体性”的力量，那么面对“已经终结的历史”，作家们又从哪个不可见的未来透支批判性的资源与能量呢？于是，我们只能见到诉诸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泛指责（详见下文）。
    “新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笼罩在资本的阴影中。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资本已成为经济问题的代称，也是基层官员们最关切的头等大事之一，引进资金，维护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重要使命。这一点连乡里的小干部邱满子都明白，“邱满子不懂企业不懂股份，他的任务就是变尽法子使劲儿将外商拉进村。村里有了外资就会奔小康，奔了小康他便有了政绩，有了政绩就能升官。道理就这么简单……”（关仁山《太极地》）。有了资本及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政绩，同时也有了体制内外各种开销的来源，有了孔太平们打通关节的润滑剂。对孔太平来说私营老板洪塔山就是他的政治根基（《分享艰难》），对洪塔山的绝对控制与默契配合是稳固自己的位置，打败政治对手的关键。一句话，钱的问题是首要问题，增长是第一位的，乡镇长们一再强调的稳定除了对“出乱子”的天然恐惧之外，更多的考虑也是它对资本运作的负面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乡土小说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了一个崛起中的乡村资本权贵阶层形象系列（《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九月还乡》中的冯经理……）。他们大都是乡镇企业主，财大气粗，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乡镇的经济命脉。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乡镇长们都要与他们站在一起，必要时还要给他们解决各种麻烦，二者才是真正的互相“分享难艰”的关系。洪塔山强奸少女，甚至他的客户嫖娼被抓，都要镇长孔太平和派出所打招呼；《走过乡村》（谭文峰）中,企业家倪土改强暴了单纯美丽的少女倪豆豆，倪豆豆执拗上告, 由于“官员们”的阻挠、迫害屡告不中。这些情节都清晰地显现了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不过小说家与何清涟之间毕竟存在着区别：小说虽写到了二者的亲密关系，却更强调“正直的官员们”的无奈与屈辱，这种现实环境重压下的反思态度有效地将他们与不洁的资本权贵们进行了剥离，从而斩断了权力与资本勾结的进一步联想与推论。一种古老的理智与情感的二分法出现了：情感上孔太平们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但在理智上却只得依靠洪塔山们。所以，虽然洪塔山强奸了自己心爱的表妹田苗苗，孔太平还是要以“大局”为重，苦劝舅舅放弃控告洪塔山，然后自己对强奸犯饱以老拳，以泄心头之恨，对着爬起来的洪塔山，他还要再度伸出搀扶之手。
    这些小说比较热衷于类似的情节：资本权贵对乡间少女的强暴。不难看出，这是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冲击乡土这一历史事实的隐喻，纯洁美好的女性作为价值客体暗示了这一冲击的屈辱与被动无力。但是，这一性质被加以有效地化解：豆豆被强暴后，村民甚至她的父兄都加入了维护资本的行列；孔太平的舅舅经劝说，被晓以大义之后也同意收回对洪塔山的指控。多么通情达理的人民！我们的小说家在小说中充满了对善良、识大体的人民的赞叹与感激，从而也就心安理得地以人民的名义和他们的长远根本利益的名义原宥了这种罪恶。何况，《九月还乡》中的九月是主动地送上自己的身体以换取资金，更何况，九月在城里是做过“三陪”的！这就进一步冲淡了资本权贵的罪恶，同时也洗刷了官员们的责任和罪感。在作品中，只有这种时刻――需要从良心上赦免资本与官员们的时刻，才需要“人民”出场，其它的时候它是匿名和缺席的，保持了可疑的缄默，即使出现也是作为一种需要处理的麻烦出现的，那是一种盲目的令人担心的没有理性的力量（《分享艰难》《太极地》《信访办主任》）。
    对资本权贵的描写体现了更高超的意识形态书写的策略与技巧。也更多地透露出这些乡土出身的作家的内在冲突，因而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在表述中也更多含混，表层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裂隙也更多。一方面，小说家们对这些权贵们进行了嘲讽、谴责，对他们的道德、人格进行了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批判。我相信这些乡土出身的作家们是真诚的，这其中自有他们的生存经验和对乡土的情感，也表达了真实的对于乡土现状的不满，其中自然也含有对“特定的现代性方案”的质疑与反抗。这些权贵们正是“现代性”的人格化，在小说中他们是丑陋的，从头到脚都散发逼人的铜臭，寡廉鲜耻，而且粗俗下流，性欲旺盛⑵。但是，这种道德的义愤却掩藏着另一种意识形态表述：它通过将资本人格化有效地转移了可能的对现实的更深的追问，似乎一切都只是乡镇企业主的素质问题，人品问题，一切都不过是金钱的原罪，一切罪错皆有明确的承担者，都有了明确的根源，也就有了情感渲泻的通道。于是，小说再次诉诸于道德的优越感来对之加以想象性的战胜和克服。作品同时高举起另一面道德的旗帜，旗手是正直的乡镇干部或具有民间传统美德的农民，前者勤政爱民，负重前行，虽然难免有点常人的私心，为了大局有时不得已而做一些不太光明正大的事情，却牢牢地坚守着道德的底线；后者通情达理，善良温驯，勤劳朴实，像大地一样宽厚和伟大。在刘醒龙的长篇《生命是劳动与仁慈》清晰地表达了这种道德立场与价值判断，它似乎代表着这个道德堕落的时代最后的拯救力量。于是，批判化的道德被道德化的批判所取代。
    这种批判性的立足点还是一种空泛的人道主义，它从错误的方向上以错误的方式对时代病症做出了诊断。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资产阶级学者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正是以重新解释青年马克思的“异化”和“人本主义”概念，使“人道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伦理唯心主义”正是以“关于自由、劳动或异化的苍白论述”来代替真实的历史分析⑶。乡土小说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新鲜之物，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在面对改革的障碍时也常常诉诸于主人公的道德力量，但当时的作家们真诚的相信主人公身上的道德代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或者说这种道德自身就是昂扬的历史意志的化身，因而它具有高度的外烁性和扩张性格。然而现在的道德力量何在呢？它似乎只是一个最后的抚慰，已成为悬崖边上的退守据点，乡土沉沦的最后的稻草。
    然而，这些作品自身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作品之间也往往发生争辩。许多小说（包括上文提到的小说）在掩藏与遮蔽的同时也给出了真实的现实图景，对于某些小说来说，遮蔽与呈现构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遮蔽即呈现，因为要遮蔽所以必先呈现，因而意识形态自身不能不是冲突的――意识形态，如果高明的话，从来是讲述事实的，但它只说出一部分事实，并对之加以剪辑。可是事实总归是事实，被重新组织之后还是要显现出它的某种坚硬的质感，因而与意识形态形成张力；何况，对于某些作家来说，自身也生活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因为可能具有自我质疑的可能性。所以，这些作品又不得不是内在紧张的。
    乡土小说在掩藏与遮蔽的同时也给出了真实的现实图景，二者之间构成了紧张的关系。众多小说中都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层层盘剥下，劳动者不得食，田地抛荒，青年劳动力外流，劳动者生老病死无所保障，许多人在生存压力下铤而走险；与此同时，却是官商权贵的歌舞升平。在刘醒龙《路上有雪》中，甚至写到这种场景：层层摊派的沉重压力和官员的腐败迫使各村干部采取了集体大逃亡的方式加以逃避，无助的老农把微弱的希望投向神佛的保佑。
    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写到的故事同样沉重，干部为了向上级行贿，不顾时节，将本应是春采的茶叶强行在冬天采摘，导致“半斤茶叶就要冻死一亩茶树”的害农事件。小说借用了人们熟悉的老歌的名称，极具反讽意味。其间意味是不难领会的。
    “新现实主义”小说再度出现了阶级的视野，它与八十年代以前的阶级视野虽有某些形式上的近似，却已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星竹的《杀富济贫》（《天道酬勤》）呈现了一幅惊心动魄“吃大户”图景。村长李太明为了躲避“杀富劫难”，先是装病，后又制造所谓“绑架案”，以躲避灾祸。这种逾越法律和道德限度的暴力背后是生存的绝望，对现存秩序中的财富分配在起点与方式上的不平等的反抗。至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虽不是乡土小说的内容，却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背景，这个缺席的在场总是于不经意之间显现。众小说中都写到出外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的不在场本身，以及关于城里并不美妙的家书都在诉说着城乡之间的巨大沟壑（刘醒龙《黄昏放牛》，关仁山《九月还乡》），这些外出的人们，男人挣扎在工厂与工地上，女人则做了“三陪”……。这些都是坚硬的现实，但作家们试图以意识形态的想象来加以软化。《杀富济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天道酬勤》，而且作品中也的确渗透着作者的这种意识：财富的积累是和个人能力与勤奋相联系的。作家重弹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老调，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对妄图“不劳而获”的“暴民”进行了又一轮“国民性批判”。这篇小说可谓新时代的“问题小说”，其主旨是明白的：呼吁人们清除心中的“国民性的劣根”，保护那些“先富起来的”以村长为代表的人们，为社会进步营造合谐的环境。关仁山的《太极地》也讲述了一个“资本”冲击乡土的故事：紧傍海湾太极地的小村子,与日商合资办了一个矿物泥厂,矿物泥厂前途广阔,但乡、村干部由于引外资心切以三七的股份签了合同。看着日商不费吹灰之力就拿走了大量金钱,村民们旧恨加新怨,再加上外商管理人员“打人”事件，群起攻之，要撕毁合同,赶走“日本鬼子”。在这里，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中资本的力量与它并不美好的实质：它只管追逐自身利润最大化而不惜破坏当地资源、生态与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利润正是建立在对当地的破坏上。（关仁山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福镇》也写到了类似的情节：潘老五的厂子倾倒的“进口洋垃圾”污染了六百亩稻田，毁灭了农民的希望，使福镇变成了“灾镇”。）但是，在《太极地》中，关仁山呈现这些事实却是要表达一种对资本的迷恋，他的笔墨重心放在对农民性格的反思上，从而与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的遗产有了某种承接关系。我们的作家充满了焦虑：农民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短视与盲目，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呢？另外，小说还巧妙地将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进行了置换，将内部的不平等与压迫改写为一个“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话题，从而掩藏了真实的历史关系。《黄昏放牛》中，外出打工的两兄弟的悲惨遭遇也戏剧性地以“见义勇为”的壮举获得政府的褒奖，他们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这一称号以巨大的反讽彰显了绝对的距离和城市对一死一伤的两兄弟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但可惜，这种反讽只是文本的客观效果而不是作家的主观态度。《九月还乡》对九月与孙艳在城里沦落风尘的处理也是令人惊异的，小说虽然写到了她们在城里打工谋生的艰辛与卖身的无奈，却将她们的态度写得轻松自在，也就是说，她们认可了这个时代市场的逻辑，能卖，赚钱，有什么好抱怨的？最后她们是带着十几万的存折衣锦还乡，于是，当初织布机旁的非人的劳苦、城里人的白眼、厂长的奸污都仿佛不曾存在过。
    不过，这些小说毕竟呈现了无法被彻底软化的事实。而且，如果细读作品，我们还可以发现，作家在表述主流意识形态时也在同时对它加以质疑，二者是同一个过程，这是一种奇妙的写作的辩证法。意识形态是套叙事，也是一套叙事的惯例，它包含着一系列的叙事策略与成规，符合了前者才可能被认可为合法的，而只有同时符合了后者才能被认为是好的，对于小说来说，有诸多“好”的标准，比如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文学的”、“真实的”等等。对于作家来说，要使作品获得文学体制（意识形态机器）的认可，首先要符合这套成规和惯例。而且，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同时还存在许多表达上的禁忌。这种写作状况使得某些作家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内部来质疑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质疑意识形态。这使某些“新现实主义”小说写作具有了某种革命性或反抗性，但由此也决定了这种反抗性的限度。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意识形态是一个幻像，人们与它虚与委蛇，借它来表达自己的欲望和利益⑷。这些作家（一部分，在某些时候）也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调情。
    于是，我们不难在小说中看到强烈的义愤与激烈的情绪，它们构成了作品意识形态框架中的真实的血肉与肌质，有的小说干脆在这层框架之下另行构筑一个潜在的新框架。毛时代的社会主义的精神遗产又隐约浮现，并构成对乡村现实的批判的资源。
    刘醒龙的《村支书》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紧张。这是一篇意义含混的小说，它通篇在肌质上带有极鲜明的批判色彩，只是最后通过那个明显突兀、不合理的结局勉强地将作品的主题与内容又拉上了“主旋律”的方向上来。在小说的主体部分，刘醒龙的写作重心几乎完全放在了对乡土现状的质疑、忧虑与不满上，小说其实以一种颇为有趣的方式重复了一个一心为公的支书与“自发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的村长之间的故事。它让人回想起“十七年”及“文革”期间的小说的情节模式。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复这个故事，却颇具反讽意味，也容纳了更多的历史内容。村支书方建国总是担心要有大雨和大水，而村里的水利设施已年久失修，但是现在村里是各人顾各人，村长忙着做生意，个人致富，村民们也对集体水利热情不高，在村委会上（三个支委都跑生意去了，勉强凑够法定人数），方建国要大家对集资修坝发表意见，村长居然带头反对，同时也将他与村支书方建国的矛盾公开化。在方建国为水利资金一趟趟到县里要钱的过程中，他见识了各个政府衙门的官僚作风，好不容易通过偶然遇到的老相识张部长争取来的专项资金又被村长通过“关系”挪用。最后，村支书方建国只能在大水突发时以身躯力堵狂澜，殉身水底。
    小说对这个时代村民只顾自己，不顾集体，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时代病极其无奈，作为集体主义时代遗产的大坝的维护都已经不可能，更不要说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了。每家每户，甚至每个个人都只有自己的利益。这是这个时代逻辑的必然结果。
    《黄昏放牛》中的胡长升是一位老“劳模”，这一称号曾给他带来极高的荣誉和社会地位，而今却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他以集体主义时代的理想与标准对新时代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他的声音是软弱的，却也是有力的，他的恋人秀梅（也是女劳模，当年水利工地上的铁娘子，二人年轻时即相爱在水利大会战的工地上）之间苦涩凄凉的爱情，以及秀梅贫病交加中的死充满了浓烈的悲剧气息，当胡长升拿着卖粮得来的白条子（这曾是他为秀梅治病的指望）来到气息奄奄的秀梅床前时，这位勤劳善良、劳作一生的女劳模嘱咐将自己的口粮交给村里还她的欠债。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时代的乡村真的是“天道酬勤”吗？“秀梅下葬时，穿着胡长升给她的衣服和皮鞋，荷包里装着当年胡长升送给她的那条印着‘奖’字的毛巾”这仅仅是一种对个人感情的纪念吗？谈歌的《天下荒年》写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故事，也具有类似的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他不无偏激地将那个时代的道德、人格理想绝对化来对当下进行反思，以另一套思想资源对时代的逻辑提出了质询。

    注释：
    [1]本文中的“新现实主义”基本上沿用了199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的概念，即以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为代表的一批以反映城乡政治、经济领域变革的作品，根据通常的理解，其代表作家为刘醒龙、“三驾马车”即谈歌、何申和关仁山等人。
    [2]其实，将“坏人”处理成性欲旺盛的人是“十七年小说”的惯用手法，李杨对此有精彩的分析，见《抗争宿命之路》第四章的有关论述。从这里不难看出“新现实主义”作家与旧有的主流意识形态小说之间的承继关系。
    [3]阿尔都塞《哲学是革命的武器》，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研究会 编辑出版部 1983年第5期。
    [4]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