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1982年6月19—25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文联全委和列席代表400多人，规模空前。这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选出的全国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这次全委会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文联副主席夏衍致开幕词，主席周扬讲话，副主席阳翰笙作会务报告。全体与会委员和列席代表本着“学习、团结、鼓劲”的精神,对四次文代会以来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进一步增强了革命责任感,决心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草稿),还通过了阳翰笙代表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文联会务工作的报告、关于增补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决议、关于设立中国文联书记处的决议和文艺工作者公约。这次全委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和制定《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文艺十条》），同时还制定了一部《文艺工作者公约》，企图用《公约》来统一和约束文艺界的创作和批评行为。
    会上分发了中央编译局编写的关于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修改重译过程的文稿以及重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新文本，会议闭幕当天的晚上，在党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文化部为会议胜利闭幕举行的茶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发表了题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作为压轴戏，这篇本来事先并没有安排、而临时决定在茶会上所作的演说，使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凸显为这次全会最为重要的议题。
    夏衍提“砍伐过苛”和“上山打柴”
    
    在文艺界的诸多领导人中，夏衍被认为是思想最解放的一个。他对当时文艺形势的认识有自己的评价，不流俗，不苟同，其表述方式也显得怪异而幽默。他没有宣讲为他准备好的讲稿。他在致词里说：这是一次回顾过去、总结经验的会议。四次文代会之后，我们的文艺形势发展得很好，各个文艺部门出现了大批的新人，大批的新作，我们的文艺作品的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文艺评论也比以前更加活跃。作家和艺术家增强了作为国家主人公的责任感。一个理论活跃、创作繁荣、队伍壮大的局面正在形成。当然，这两年间的工作中，也还有不少错误和缺点。放火烧山，乱砍花木，是非常容易的，可是要在亿万人民心中牢固地树立起维护生态平衡，有计划，有保证地增加覆盖面积的比例，则就比较困难和需要时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砍伐过苛，当然应当反对，但我们也要看到“上山打柴”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习惯这一事实。要反对“左”的习惯势力，要耐心进行教育，也要拟订一些必要的奖惩办法，但更重要的则是积极地植树造林，开辟和扩大能源。因此，我们一定要努力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我们要有胆略，出次品应该批评，但我们不要怕出次品。
    夏衍的开幕词，对“砍伐过苛”和“上山打柴”的倾向表达了忧虑，提出了批评，恰如一阵清风掠过，使大多数到会的人感到舒畅，因此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报以长时间的掌声。
    周扬与《文艺十条》
    周扬以中国文联主席的身份讲话。改革开放以来，周扬一直想重新拾起1960年代草拟的《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那个文件，他是想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方法，体现他关于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想法，从而使其合法化。周扬在全委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几点要求：（1）要总结经验，总结党和国家以及文化团体怎样领导和管理文艺工作的经验。文艺工作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不能离开人民的要求，要用中央精神统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团结得更好，步调一致。会议提交讨论的《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主要总结的是党和政府怎样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2）要正确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3）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生活，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文艺就会繁荣发展，如果和群众的关系削弱了，文艺工作就会出问题。（4）要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
    委员们讨论《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很是热烈，缘于中国文艺界需要这样的一个准文件。会上除发表了许多赞扬的意见，如“必要的”、“适时的”一类虚词外，也有一些触及要害的意见。如：
    文学艺术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事业，仅仅靠行政命令是不能奏效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方式积极地加以领导，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自觉性。鉴于目前在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上存在着放任自流、无所作为或主观武断、简单化的情况，领导要深入文艺工作，不要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更不要高踞于文艺家之上，要与大家同甘共苦。文艺工作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一点，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真正做到正确地广泛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
    关于当前的文艺形势，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工作的成绩来源于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来源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来源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同志们指出，也应当看到，新的历史时期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随着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文艺战线资产阶级自由化、商品化的倾向也有所增长。
    委员们一致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新时期，生活发生着巨大变革，作家、艺术家要反映这个新时期，就应该研究新情况，就要重新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现在要在文艺界养成一种积极学习马列、学习社会的风气。只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抵制种种错误思想的侵蚀，才能做到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
    为了引导与会的文联全国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各文艺单位的领导人的思路，会议提供了毛泽东致文艺界人士的15封信和党中央副主席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等文件。大会秘书长冯牧对会议提供的《文艺工作者公约》（草案）做了说明。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重译稿
    在文联全委会上，向出席会议的全委分发了中央编译局重译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其政治意味是深长的。这个重译本对流传几十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译文作了重大修订。最重要的，是把俄文的литература（原译“文学”）改译成了“出版物”，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的观念的变化。
    据中央编译局工作人员丁世俊《记一篇列宁著作旧译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修订——兼记胡乔木与修订工作》所提供的修改详情，是胡乔木促成了列宁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的重译。现把该文中相关文字引述如下：
    胡乔木在1981年秋提出修订这篇旧译文（按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原因可能有二。一个原因是，“党管文艺”，胡乔木当时在领导党的文艺工作中涉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的确看到，他在这段时间内的报告、信函等多次提到《讲话》。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讲话》援引了列宁本文中的论点。另一个原因是，胡乔木当年是毛泽东这一《讲话》的整理者、文字加工者，建国后又是《毛泽东选集》第1—4卷的编辑之一，进入新时期后更领导了对这四卷进行修订、出第2版的工作，而修订工作“主要是校订注释”。《毛选》注释校订工作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进入新时期后必须恢复。如上述，毛泽东《讲话》中援引列宁本文的两个引文出处注释使用的是不确切的旧译文，应加以修订。两个原因都同毛泽东的《讲话》有关。
    校改旧译文，原本是翻译工作的份内事。但在当时，要改动毛泽东引用过的旧译文，对普通的翻译工作者来说，却首先得掂一掂这件事的政治分量。尽管在当年（1981）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胡乔木是这一决议的主要起草人）已经提出，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批判其晚年的严重错误，但一般人却尚未挣脱个人迷信时代的思维定势。胡乔木凭其政治地位敢于说，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且敢于在当时评论《讲话》的历史意义及其不足。历史选择他来提出订正毛泽东根据不确切译文对列宁本文所作的引证，是最为合适的。
    中央编译局关于为何要修改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这篇说明性的文章，缘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和文字，如文艺是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学”等。编译局的文章说：
    只有把旧译文中的“文学”改译为“出版物”（或“书刊”、“报刊”）、把“文学家”改译为“著作家”（或“写作者”、“书刊工作者”），在理论上才讲得通。相应地，“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出版物”，“无党性的文学家”改译为“无党性的著作家”，也才符合实际。编译局列斯室把这一番翻译探讨的结果不是写成正式报告，而是写成一份小资料《列宁讲的“党的文学”和“无党性的文学家”是什么含义？》，于1981年10月日送呈胡乔木。
    这段时间他本人也在思考列宁本文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及其中译文如何修订的问题。编译局的小资料送去不几天，11月3日下午他即让秘书黎虹通过电话转达了他的意见。为了存真，照抄编译局的电话记录如下：
    “送来的材料（注：指10月29日我局送的《列宁讲的“党的文学”和“无党性的文学家”是什么含义？》），乔木同志已经看过，认为很好，这个问题目前思想混乱，建议编译局写个东西公开发表，并提出以下意见：
    一、‘党的文学’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正如‘党的农业’、‘党的工业’、‘党的自然科学’等不能成立一样。只能说‘党的农业政策’、‘党的农村工作’、‘党的工业政策、工作’。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用党与非党来划分；
    二、关于‘党性’，也搞得很糊涂，讲得比较乱。‘党性’实际就是‘倾向性’，对是非要有一种观点。‘非党文学家’的提法要改，‘非党性’也不要，只能讲‘无倾向性文学’。
    （总之），理论上造成的很多混乱，有必要说清楚。
    关于发表的办法，为了避免造成突然的感觉，可与人民日报社具体商量，先发表读者来信，然后由编译局公开答复，在报纸发表。”
    从这次电话开始，七天之内胡乔木同编译局就翻译问题交换意见六次。
    11月5日上午的电话记录如下：
    “黎虹同志说四日乔木同志打电话给他，让他向编译局转告下述意见：
    一、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重译，然后在报纸上再发表一次。标题可否改为《党的组织和党的言论》，译‘著作’或‘作品’都不好。文章中的‘文学’不一定都改译‘言论’，根据不同情况，文字分别处理。
    二、昨天曾提出用读者来信和答复的办法。今天考虑用另一种办法：在发表新译文的同时，编译局写篇文章说明一下为什么重译，有哪些更正和要说明的地方。
    三、列宁的这篇文章影响很大。现在的译文不确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引起混乱和争论。如都说文学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
    四、编译局把他的意见向中央宣传部报告一下。”
    11月9日上午9时来一电话：
    “请告编译局，多义词在一篇文章中，按意义不同，用不同译法。在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译文中，对‘权利、法’一词即有先例。这种方法是正确的，而后来译为‘法权’则是完全错误的。”（笔者按：这一电话说的是把“资产阶级法权”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一事。）
    这一电话的内容，黎虹还在同日给编译局的信中加以重述兹不再抄。黎虹称，是转达胡乔木给他的来函。
    同日上午10时半，黎虹再来一电话，转达胡乔木的意见：
    “‘文学’是多义词，‘党性’也是多义词，特别是中国流行的‘党性’的用法更具有严重的意义，包括对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等。‘党性’没有这么多的含义。中国的古语说，无党无偏，或者群而不党。用‘无党性的著作家’也不能顺理成章，因为著作家可以在某些地方无倾向性。似乎用‘无立场的著作家’更清楚些。请考虑。”
    过了两天，11月12日上午8时，黎虹转述了胡乔木11日信件的内容：
    “请告编译局，《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所以要改译，是因此文自一九四三年在延安《解放日报》译载以来，因为译文关键地方始终严重不确切，以致成为党在文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据。‘党的文学’的提法使人误为文学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应对文学事业进行正确领导，犹如党应对工业、农业、科学教育的发展进行正确领导一样。但工业、农业、科学教育仍属于整个社会、整个人民和国家，并不因为有党的领导，就成为党的工业、农业、科学教育，成为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党的事业也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整个人民生活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于文学基本上是个人创作，党在文学中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出号召和建议，做出评论，通过作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通过出版、制片等国家行政进行适当调节，但党对自己的报刊言论和党员个人的言论却可以和应该实行一定的控制，因为那是真正的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故此文的误译影响十分重大，必须改正。”
    在这封信中，胡乔木说到，列宁本文自1943年在延安译载以来，因为译得不确切，以致成为党在文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据。
    作此补充说明后，笔者想说，胡乔木和编译局共同探讨翻译问题，是为了用确切的新译文来解决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调整问题。而从编译局方面来说，首要的职责则是如何准确地表达列宁的原意。共同探讨中，胡乔木就译法以至译名提出了不同方案，编译局列斯室一一加以斟酌，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的采纳了，有的并未采纳。经过反复推敲，修订后的译文出来了，标题是《党的组织和党的书刊》。1982年《红旗》杂志第22期发表的译文，是又经过修订的，标题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看了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情况和胡乔木与中央编译局就重译列宁此文的信件与电话记录，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胡乔木要把中央编译局重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以及编译局写的说明文章提供给文联全委会的全体与会代表，并在茶会上发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演讲了。
    胡乔木借《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重译调整文艺与政治关系
    
    为庆祝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圆满结束，6月25日晚，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了茶会。在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主持的庆祝茶会上，胡乔木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发表了题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胡本来并没有打算出席文联的全委会、也没有打算在茶会上发表讲话，但是，当他看了会议的简报中报道的几位全委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发言后，临时决定出席这个茶会，并在茶会上就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发表讲话，从改正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中“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一词的误译、重译为“出版物”入手，全面阐述了过去我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出现的错误，以及党中央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文艺方针上所作的调整，即不再提“文艺为治服务”，而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说：“这个错译造成了消极影响。我们不能迁就这个错译的既成事实。主张照旧不改，当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持这种思想方法的同志，看来忠实于科学的精神不那么充分。我们要忠实于政治，我们更要忠实于科学。我们不能让科学来服从政治，那样，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政治也就不称其为科学的政治了。我们的政治要服从于科学。我们党犯了错误，就要作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虽然这种自我批评有时也会带来种种争论，甚至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副作用，可是我们党有这种勇气，我们党忠实于科学，忠实于历史。而对科学，对历史，是不能不忠实的。因为过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面这样译过（在此之前，在上海也这样译过，不过影响没有那么大），后来又被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了，这就似乎成为不可更改了。现在好像我们的文艺政策建筑在误解上面。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历史上有过许多误解。这个误解毛泽东同志不能承担责任，文章是博古同志翻译的。改正一个错误，这根本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由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以来，《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文章是作为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的指导文献而进入文学领域的，这种特殊地位使其中的一些理念如“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学”和“文学的党性”等成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无可置疑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甚深、甚远、甚巨。
    经历过“文革”之后，文艺工作者们普遍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感到困惑并提出了质疑，最集中的质疑，出现在1979年3月《文艺报》召开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继之，是同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前夕对周扬文代会报告的讨论。胡乔木在第四次文代会把过去的文艺方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修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两年之后，亲自指导了对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重译，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上来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回答“中央考虑不再用‘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些提法，而改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究竟处于什么原因？”，第一次公开地阐述了他对《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老译文中“齿轮和螺丝钉”以及“党的文学”和“文学的党性”等若干沿用已久的文学观念的新看法。
    他说：“有的同志说，文学怎么能够不是党的文学？怎么能够不是党的工作、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呢？这是提到了问题的比较重要的方面。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党要承担领导责任，要领导到底，一直领导到共产主义。但是，我们要知道，社会主义事业，它是人民的事业，是我们十亿人口、各民族男女老少共同进行的事业。它属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和人民。不能因为它要有党的领导，就把它说成是属于党的。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党需要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而且，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因此，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学这种说法的含义是不清楚的。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
    胡乔木又谈了文学的党性问题。他说：“文学的党性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可以随便使用或广泛使用的。与此相联系，我们通常还使用文学的倾向性这个概念。对于文学的倾向性，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是不是凡作品都有倾向性？或者说凡伟大的作品都有倾向性？没有倾向性的作品是不是不可能存在或者必定毫无价值？从世界文学是和中国文学史的客观事实看来，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是有倾向性的，是或隐或显地表现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的。但是，也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并不带有倾向性。只要是呵护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党要求在作品中努力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是对党员的有倾向性的文艺创作而言的，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对所有的文艺作品的要求；如果那样要求，我们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的文学观就太狭窄了。”
    他在解释为什么不再用过去流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时说，这两个口号虽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有很大的不同。其根本不同之处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人民当作一切努力和服务的对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范围要比为政治服务广阔得多，内容要深刻得多。政治本身不是目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虽然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它只能是手段，目的只能是为人民的利益。政治要从属于人民，从属于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不从属于人民，不从属于社会主义的政治是错误的，这样的政治是有的，过去有过，现在也有，我们不但不能服从它，而且要加以反对或纠正。政治要为人民生活中的各种需要服务，它不得不为经济，文化教育，包括文艺等一切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服务。
    无疑，胡乔木意识到，要给长期形成的文艺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松绑，还得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篇经典性文献的“误译”着手，如此才能找到问题的“根”。这就是为什么指示中央编译局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上向与会人员发放重译本《当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及编译局的说明，为什么要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机会，代表党中央书记处再次向文联的全国委员们、同时也是借以向全国文艺界公开阐述中国共产党文艺方针更易的理由和内容的缘由。在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制定（当年毛泽东的《讲话》就是由胡乔木帮助整理的）和修改（如上所言）过程中，胡乔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业已证明，这是他的历史功绩，应该记上一笔。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