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从摆脱“失语”梦魇，到女性声音“浮出历史地表”，再到“女性写作”命名的出现，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女性写作在当代的繁荣，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时感言：“要是说，中国当代作家在个别和总体上都未曾作过超越他们前辈的成就的话，那么，当代的女性写作却是唯一的例外———她们在性别写作以及揭示女性独有的私秘性方面，是对历史空缺的一次重大的填补。”[1]
    一
    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认为：在有话语的地方就有权力，权力是话语运作的无所不在的支配力量，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2]女性在历史上的“失语”，与她们“第二性”的存在处境联系在一起。她的困境，是她的性别的困境，是缺乏自我言说与表达的困境。女性对话语位置的要求，与她们对主体性的追求有关。女性争取写作权力的过程，也是她们“人”的意识复苏的过程。因为，当女性不能讲述自己的时候，她只是“空洞”的符号，寄生于男性叙事文本中。只有当女性自我言说而不是“被言说”的时候，那些被男性中心话语遮蔽的女性经验，才能“浮出历史地表”。
    与此同时，她们还在争取着“作为女人说话”的权力。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想象力逃脱不了性别特征的潜意识结构和束缚，……不能把想象力同置身于社会、性别和历史的自我割裂开来。”“最终书写下来的，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都是一个人的整体……如果作者是一个受到作为女性的教育而成长起来的妇女———我敢说只有极少数生理异常的女人没有作为女性而被抚养成人———她的性别特征如何能够同她的文学创造能力分离开呢？”[3]女性写作是不可能摆脱社会性别角色的指认和派定的。男性书写中的女性和女性自我书写，必定存在着不同。
    女性写作试图将自己个体生命的经验带入文学，并以此作为确立女性主体性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民族、国家等政治和书写领域，在文化建构过程中就已经等同于男性世界和男性书写领域，女性写作如同女性一样被置于边缘几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者，当女性获得写作权的时候，一方面因为缺少女性自己的话语资源，不得不“借用”男性话语。另一方面，男权中心文化总是将女性置于次等地位，女作家为了避免被“矮化”，自觉不自觉地模仿男性说话。“既为女人，为什么会有把小说男化的企图呢？回想起来，大约是出自对文学女性化的误解。不妨直言，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女性化的文学总脱不出小家碧玉的窠臼，总跟自叹自怜缠绵悱恻秋波潋滟嗲声嗲气忸怩作态等等，这些与大器无涉的印象联系在一起。”[4]
    悖谬出现了：为了获得自我，她必须开口说话。为了不被遗忘和轻视，她必得以“他”的口吻说话。这是写作中展露的文化“易装”现象。一旦这样，同时意味着“她”作为主体的又一次失落。百年女性写作史，几乎就是女性争取以“她”自己声音说话的挣扎史、奋斗史。在这个过程中，“她”终于发现：“……写得像女人的确是女性写手的捷径。比方说，我们已经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了一种方式，或者说固定了一种技术框架，要将细节的材料填充进去的时候，女性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经验几乎是不容分说地拥挤到我们笔端，不管我们如何将小说技术化，给视觉戴上男性或中性的眼镜。”[5]
    因此，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文化自觉的女性写作是一种瓦解男性叙述所有权的写作。或者说，它是一种确立女性叙述所有权的写作。与女性写作相联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争取批评领域中的话语权。“它不仅要阐述女权主义的批评原则，以此确认妇女的文学和社会经验的正确性，而且需要系统阐述一种理论态度，以此对全部文学进行探索研究；它不仅要发掘一个已被遗忘的文学史，同时也要对现存的全部文学史进行重新解释。”[6]
    历史所昭示的事实是：批评话语中女性声音、女性立场的确立，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学批评理论大量涌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为社会文化普遍接受，则是在90年代。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以对女性身体欲望及女性隐秘心理的大胆呈示，挑战了旧有文学批评对女性写作的认识。在受到有着女性主义自觉的批评者赞美的同时，1995年12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题为《女性文学及其他》的文章，从道德意义上严厉斥骂它是“准黄色”的“坏书”。在北京大学一次关于女性写作演讲中称赞了本作品的戴锦华教授，连带受到道德诘问。作家兼学者徐坤的应对文章仿佛一篇檄文，清算了那篇文章对《一个人的战争》以及由此延展的对女性、女性写作的批评中窝藏的陈规陋见。徐坤的论文洞穿了传统道德批评方法对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的双重标准，敏锐犀利的目光、丝丝入扣的陈述，使《女性文学及其他》的逻辑漏洞泄露的深层心理袒露无遗。徐坤的申辩是为女性写作鸣锣开道的批评宣言：
    作为一种边缘话语的女性文学……只是借助于外来语势才得以在国内生成和定位的。其目的，无非是唤醒女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自觉和自省，以在男权话语一统天下的缝隙中求得一线女性话语和权利意识的生机。当整个历史和现实都已变成了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愤懑与渴望，她们不惜以自恋自虐甚至自戕自焚式的举动来争得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利，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这不啻于是楔入男性力比多浮躁中的一剂镇静败火的清凉。女性因为沉默太久，缄口的时间竟然可以以百年千年为单位来计算，所以，不是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灭亡。一旦铁树开花，哑巴说话，会招致一些惊异或怪异的目光，就显得十分正常了。[7]
    徐坤带着激情的声音宣示了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的悲壮，藉由和她一样的批评者的坚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没有“灭亡”，还壮大为当代批评阵列中呈赫赫之势的一支生力军。
    在女性写作被“误读”的时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揭示女性在写作中呈露的“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生命体验，她们对于爱与善与美的呼唤的焦灼”。最终使人们明白：“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一人的世界，不光有男性那粗厉、坚硬、喉结上下窜动翻滚的声音，这个世界也是男女共存的世界，还有女性那纤柔、细腻、充满弹性与质感的声音于无声处坚忍不拔地响着。”[8]
    当年围绕着《一个人的战争》产生的纷争和它在出版过程中经受的波折，展现了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经面临的艰苦环境及其艰难而决绝的“突围”过程。[9]徐坤的应对文章，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当代产生的背景、意图和意义。
    二
    
    五四运动的功绩之一是“个人”的发现，与之相伴随的是“女人”的发现。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第一个十年里，文坛上涌现出了陈衡哲、庐隐、冯沅君(淦女士)、冰心、白薇、凌叔华、苏雪林、石评梅等女作家群。她们的书写风格仍然可以用细腻、清新、委婉、纤柔、感伤等评价古代女作家作品的词语来表述，刚刚萌生的女性性别意识和主体意识并不十分显豁。女作家基本上是在男性权力话语结构之内，进行着有限的自我言说。直到20年代末，丁玲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状况。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其对“女性肉体的觉醒”表达了女性性别的觉醒。她对女性生理和心理经验的反神秘化书写，她对男性的反神圣化书写，使女作家的创作进入到五四时期未曾企及的高度。
    3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革命文学成为主流。冯铿借小说《红的日记》里女主人公马英的口吻说，革命女性要“暂时把自己是女人这一回事忘掉干净……”以《从军日记》立于女性写作史的谢冰莹也做过类似的表白：“在这个伟大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贡献给革命……再不愿为着自身的什么婚姻而流泪叹息了。”五四女作家正是在婚恋题材中表现反封建、反礼教、争取个性解放的，谢冰莹的话从一个方面反映了30年代女作家对时代、民族、阶级等前途的关注超过了对自身的关注。张爱玲评价：“丁玲初期的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10]就是针对丁玲在文学创作中放下“小我”融入大众、个体的人暂时让位后，女性立场变弱甚至消隐的事实。事实上，解放区时期丁玲创作中的主流话语和性别话语之间有着很大的张力，《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受到批评的作品，话语缝隙里是作者一贯的女性声音。遗憾的是，赫赫强势的主流话语最终收编了丁玲，使她越来越压抑自我性别、臣服于意识形态话语。
    西方人类学家指出，在人类文化史上，女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她们既是社会总体文化圈内的成员，又拥有女性自己的独特特征，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社会主宰集团的圈子相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它包容，有一部分溢出这重合的圈子之外，于是“前者可以用主宰集团控制的语言清晰地表达，而溢出的部分是女子独特的属于无意识领域的感知经验，它不能用主宰集团的语言表达，这是失声的女人空间，是野地”[11]。但因为主流批评话语是中性/男性的，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和心理、生理体验往往被忽视、被压抑。丁玲前期的作品被指认为表现了“世纪末的病态”的气氛，“肉的气息是特别的浓重”，流露出的是“伤感而且享乐的倾向”。主流批评贬抑的，恰恰是从女性写作表现女性经验方面需要张扬的。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在大众文学、革命文学的夹缝中，女性声音在固执地讲述着女性生命经验。以往的文学史，多在左翼文学和乡土文学的话语层面研究萧红，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导入中国，萧红作品里“悄吟”(萧红的另一个笔名)的属于女性的那一份独特经验和性别困境，穿越历史厚厚的帷幔流溢出来，萧红在女性写作史上的地位愈发彰显。她“超越了主导意识形态模式的历史洞察力与她……在女性生活道路上向历史和社会惰性的挑战”[12]的女性边缘叙事，填补了主流文学的写作盲点。
    1940年代的沦陷区，“大众、民族、国家前途、社会革命被隔绝于铁窗和宪兵之外”，特殊的政治环境不期然地留下了话语空间。张爱玲、苏青、梅娘小说的语汇“已然脱离了文学史上带有男性视点的惯例的影响，以崭新的情节、崭新的视点、崭新的叙事和表意方式注入了女性信息，从而生成了一种较为地道的女性话语”[13]。在女性意识表露、男权思想批判、女性自我言说、女性自我审视等方面，有着不凡的建树。
    建国后的17年以至1970年代末以前，女性写作的境遇与女性生活一样，进入“无性别”时代。准确地说，是“仿男性”时代。“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被压抑的只是“女性”。在“平等”名义下，男性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已粗暴地将女性“殖民”了。仅仅在传统批评话语首肯的文笔细腻、抒情等修辞风格方面，女性作家的作品才能被辨认。这个阶段的文学，基本可以看作是现代文学史上解放区文学的继续。当政治意识压倒了女性意识，女作家抒写女性自我的空间就很有限。在作品中些微的情感流露，都会被指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受到批评和贬低。宗璞的《红豆》受到批评就是证明。另一方面，女作家也自觉地抑制自己的女性意识，把自我意识纳入社会整体意识中以获得话语权。
    在与五四隔开60年之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人”的意识重新觉醒。和五四时期一样，女性自我意识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再次浮现。不同的是，无论是女作家的数量、创作质量、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叛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前所未有的。除了在一些题材空间的开拓、表现深度和力度上比以往女性写作有更大进展，最大的收获是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产生。“私人化”写作、“身体/躯体叙事”、“身体/躯体写作”、“超性别写作”、女性写作等术语的出现，是女性诗学建立的重要标志。“女性”这个一向受到压抑的性别，从沉沉历史雾霭中彰显出来，一起出场的还有被文化禁忌的女性经验。
    由于在女性写作历史上醒目的地位，不得不将1990年代抽离出来详加论述。女性写作在新时期也即1978年以来至20世纪末这一段时期，重演了五四以降女性创作的历史。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的女性写作，和五四时期一样，都是在人的解放浪潮中表达着和男性写作目标一致的声音。如戴厚英的《人啊，人》、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女作家的作品，是从人道主义声音方面进入历史的。“女性”还未能成为具有识别意义的标记，使女性写作从集体写作中独立出来。但由于社会环境逐渐开放，思想控制逐渐松动，人的个性意识逐渐加强，在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凭借女性特殊的性别体验和个人对历史经验的伤痛与反思，她们在‘自发’的创作中无意地触到了‘自觉’的旋钮，给时代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文章”[14]
    在当代女性写作中，张洁的创作具有转折意义。脱下创作《沉重的翅膀》时披挂的“中性”服装，在《方舟》里，张洁换回了“女儿装”，较早地涉及了女性话题。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等，也渐渐挣脱了集体话语，开始从两性关系入手，探讨女性问题。至此，女性生存困境从整体的“人”的存在中分离出来，受到女性写作的特别关注。但滞后的批评话语并没有对女性写作投以特别的目光，如，批评界仅以“具有存在主义色彩”评论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对谌容的《人到中年》，也只是从关心知识分子、尊重人才这个角度解读。残雪是继张洁之后将女性写作推进一步的女作家，她在话语方式、意象营造等方面，改写了传统批评话语所标识的女性写作。不过，当初人们只是在“先锋小说”流派中认识她的。当1990年代女性写作有了批评和创作的独立话语空间时，回望历史，残雪对男性中心的解构意义及她对女性话语的“拓荒者”价值才凸显出来。在她“破开”(陈染的一部小说题名为《破开》)的话语空隙，林白、陈染、徐小斌、蒋子丹、徐坤等一批优秀的女作家，开始以鲜明的“女性”姿态闪亮登场。当女性作家对自己的性别有了自觉，“性别已不是仅与婉约或相反的美学风格相关的、技术性的修辞语，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立场，一种历史批判以及一种新型文学话语的策源”[15]。有批评话语的自觉配合，当代女性写作才超越了现代时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代女性写作越来越走向女性本体，在诸如强调女性性别身份、展示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等方面，呈现出更加明晰的女性主体意识，成为女性自我解析和自我评价的文学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为女性写作鸣锣开道造势的，是1980年代传入中国的西方女性主义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1990年代女性写作繁荣不可忽视的大环境。经过百年多的颠簸，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话语已经生成，一些学院派批评者正是在对异域资源的借鉴中，为那些颠覆性、反叛性极强的女性写作找到理论支持的。1990年代已成自觉的跨文化视野，给外来批评话语的引入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接受环境。借来的“盾牌”为女性写作筑造了一道“掩体”，使它不再继续遭到传统男权批评话语的“封杀”和误读，或者说在遭到“误读”时，能理直气壮地挺身积极反击。百年女性写作的历史演替表明：由在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揭示女性问题，到从父权制的根本上揭示女性命运，是女性主义立场显豁的结果。清理历史，女作家发现女性的悲剧是超政治的。时代变幻、政权更替，女性的悲剧依然存在。铁凝、徐小斌、徐坤、王安忆等一些优秀女作家开始站在人性立场上，从历史、文化的根源中解读女性命运。这种认识和表现角度，是女性写作性别意识成熟的表现。因为只有在这时，她们才越过了阶级、时代、政治等因素，将女性生存境遇作为主要内容加以特写。
    三
    
    回顾百年女性写作的艰难旅程，可以发现：女性写作和女性自我身份的辨认，紧紧联系着“人”的觉醒的进程。这是作为人———男人和女人———共同面对的渴望和要求。每一次思想禁锢的松动，都带来了对女性控制的缓释。五四初期、新时期初期，情况相类。作为个体的人，女性和男性一样，受着阶级、民族、国家、道德伦理的宰制。作为一个长期被置于“次等”地位的性别，女性还经受着来自另一性别的压抑。在有些情况下，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甚至可以与“男性”置换。因为，它们之间基本是一种同质同构关系。
    不难发现，90年代多元文化共存所造成了的主导话语号召力减弱，及商品经济冲击带来的意识形态制约作用弱化，为女性写作的“疯长”提供了空间。在1940年代沦陷区，女性写作也是在主流话语空挡破土的。相似的历史，给出的是同样的启示：主流/男性中心话语出现裂解的时候，女性写作才有机会单独“亮相”而不是与男性/主流写作联袂“登台”。这种现象的潜台词是：在某种程度上，男性语话中心有意无意地忽视、压制着女性写作。或者说，在一种强大的同化力面前，为了进入“他的”历史(his story即history)，女性有意无意地隐藏了自己的性别，以中性/男性声音说话。这是因为，传统二元对立文化把两性特征截然分开，并先验地把属于女性的那一部分贬值了。正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剖析的那样，“妇女的价值观经常与另外一个性别的人所制造出来的价值观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然而占上风的却是男性的价值观。粗略的说，足球和体育是‘重要的’，而对时装的崇拜和买衣服则‘微不足道’……这些价值观念必然从生活转移到小说。批评家断定某书重要，因为它写的是战争；某书无足轻重，因为它写的是在起居室里的女人的感情。战场上的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重要”[16]
    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白薇宣称，要“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丁玲拒绝“女作家专号”约稿时“义正词严”地宣告：“我卖稿不卖‘女’!”无论是攀附还是抵制，“女”字后面连带的劣势境遇和晦暗目光，都是不可否认的原因之一。王安忆、张抗抗等女作家不约而同地拒绝被标识为女性主义，与其说是规避自己宿命般的性别角色，不如说是害怕被置于一种弱势处境，或者是对“小气”、“肤浅”、“视野狭窄”等对女性写作的刻板成见的抵触。像林白、虹影那样自觉地体认为以女性主义立场写作的女作家并不多。林白说：“我的写作是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的感官、心灵出发，写个人对于世界的感受，寻找与世界的对话。对于我来说，写作是一个通道，因为我与世界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一直感到世界是恐怖的、难以沟通的、隔膜的，写作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缓解与世界的冲突。”[17]以女性身份写作，成为林白退守时的屏障或者说是她进攻的武器。王蒙先生谈到在一次出国访问中，“我们的女作家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女权主义等问题。我们的男女作家脸上都显出了麻木、困惑、讥讽、无可奈何与不感兴趣的表情。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承认女作家与男作家有什么重要的不同，承认性别问题在自己创作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是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18]。此事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其中意味颇耐咀嚼。
    直到卫慧、棉棉、周洁茹等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批女作家，才鲜明地亮出她们的“女性”身份。只有在这时，“女性”才成为一个不需要遮蔽起来的性别。不过，在消费文化成为主流的1990年代，女性的性别时常被“盗用”为商业卖点。对女性身份的张扬中，或者正包藏着迎合以女性作为“奇观”的传统，“投怀送抱”中获得名利的私心。借着一批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辛苦争取来的自由言说权，重新将女性放置在传统设定的“被看”境遇中。更有破坏力的是，一些以“伪先锋”面目出现的劣质品，为攻讦女性写作的人提供了口实和“子弹”。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女性写作致力于这样的目标：做人，做一个和男人一样的人，享有和“他”一样的权力。在一些历史阶段，如延安时期、建国后到1990年代前这一段时期，国家政权以法律的形式从政治上保障了男女在教育、工作等方面的平等。这种平等，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男女不平等：女性必须消失她的性别，才能享有男人的权力。女人，在“平等”的名义下，被迫放弃了她的“性”。1990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影响下，女人开始争取自己做女人、做和男人不一样的人的权力。“在本体论的起点上重建妇女的主体地位，从思想上与男性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决裂。……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认同女性的主体身份：与自然共处，而不是否认自然差异或向自然宣战———这才是女人可能在精神和情感上真正站立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基础。”[19]
    写作与生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位关系，二元对立思维影响到人们对写作题材价值的认识。男女活动领域以及与之联系的男女特性区分中的等级制，影响到写作题材的等级认定和写作风格的划分。一直到90年代，文学史的编纂者对现当代女作家的歧视和疏漏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性别意识觉醒后，女性写作中大量地表现了性别之间的对峙。父权制下的男性被放在女性的对立面，接受其凌厉的“鞭笞”。女作家的文本表现出浓郁的火药味：要么放逐男人、建立一个女性乌托邦小社会。要么“矮化”男人，揭露其在父权制保护伞下形成的强悍又怯懦的人格。这种决绝姿态使女性在峻急的表达焦虑中，牺牲了文本的美学建树。同时又置自己于尴尬境地：跌入女性主义反对的性别本质主义窠臼。
    在批评界也存在着强调女性经验、以是否张扬女性独特生命体验、是否构成对男权文化的颠覆为尺度，界定和臧否女性写作的倾向。在这样的批评观念下，1930年代、建国后等历史阶段一些女性作家表现社会历史、政治题材的作品受到贬斥。这种观点看上去足够“女性主义”，但实际上已经掉入男权批评的陷阱。因为它认同了男权批评对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认识，将社会历史、政治题材等同于男性题材，女性写作的兴趣仅在于“小我”。这种批评，其思维方式依然是女性主义所反对的二元对立。同时，它和过去文学批评中流行的“题材决定论”如出一辙。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男性中心主义正是站在男权立场上，依仗其话语权，使两性生理结构的差异成为隐喻式结构。自然与智慧、情感与理性、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和对立，都与性别隐喻相联系。男女性别生物上的差异被扩大为社会文化上的差异，继而导致了价值差异，价值差异又引出了不平等的观念。如此恶性循环，女性及与女性联系的一切，所获得的是与男性主宰价值相对的消极的、负面的价值。这种性别本质主义给两性和人类文化带来的结构性缺失已经显现，它的教训应该成为今天女性主义者的借鉴。
    在特定阶段，作为矫枉过正的策略，需要强调女权，女性写作也需要着力表现被压抑和歪曲的女性经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需要为批评话语权掌控在男性手中时遭到低估的女性性别书写张目。这是改变女性和女性写作长期处于弱势和边缘境地不能缺省的一步。同时，女性主义者也必须清楚，所有这些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做一个人，一个与男人有差异、但在价值批评视界上平等的人，是超越了性别本质主义后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
    在这样的视点下，女性写作需要将女性立场和人的立场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站在男权的对立面，以女权代替男权。截然地区分男性题材和女性题材，把女性写作局限于表现女性私秘的心理和生理经验，贬低那些在作品中表现社会历史题材的女作家，都是性别本质主义在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体现。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者荒林的思考，反映了这样的取向：女性立场“就是从性别差异去观察世界和人自身，就是自觉的女性意识表达，对于人和妇女存在经验形式作艺术提升”[20]。这种在“关系”、对话中发展女性写作的观念，蕴涵着丰富的哲思。近几年，女性写作中“超性别写作”的呼声渐渐响起，也是这种“有差异的平等”观念的反映。
    还需要说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产生于白人中产阶级中，它的普适性逐渐受到怀疑。女性和性别问题，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和关系中去研究。女性主义在发展中分化出许多支流，“第三世界女性主义”(The ThirdWorld Feminism)理论就是其中的一支。该理论认为：“社会性别体制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虽有其独立性，但又是与其他的社会权力分配结构如阶级、民族、种族等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第三世界妇女必须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同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等多种反对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斗争联系、结合在一起。相应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任务便是研究分析第三世界妇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压迫、性别歧视、种族主义等多种斗争的历史及其相互关联，而不仅仅是性别差异。”超越本质论，在与男性、与他人、与社会、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中，解剖女性意识、评价女性写作，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必需。

    注释：
    
    [1]谭湘记录整理：《“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前景》，《红岩》1999年第1期。
    [2]王一川：《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
    [3][美]伊莱恩·肖瓦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
    [4][5]蒋子丹：《创作随想》，《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
    [6]D·德莱弗著，胡明弘译：《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罗里·赖安、苏珊·范·齐尔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转引自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7][8]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月10日。
    [9]《一个人的战争》发表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时，封面是一幅类似春宫图的摄影，商业炒作则刺激读者的“色情”想象。另外的出版社即将出版该作品时，《中华读书报》的批评文章导致了它的退稿命运。后来授权出版本作品的图书公司，连续遭到了7家出版社的拒绝。在这个过程中，林白本人还遭到了许多人身攻击。———《一个人的战争·后记》，《林白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静思：《女作家座谈会》，《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1][美]伊莱恩·肖瓦尔特：《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转引自王逢振主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76页。
    [12][13]孟悦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第225页。
    [14]王吉鹏 等编著：《中国百年女性文学批评》，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15][21]王侃：《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主题与修辞》，《文学报》2000年7月6日。
    [16][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义国译：《自己的一间屋》，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533—534页。
    [17]转引自荒林：《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文学———“回顾与重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18]王蒙：《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页。
    [19]李小江：《世纪末看“第二性”》，《读书》1999年第12期。
    [20]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文艺争鸣》1997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