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肖楠 1955年生，北京人。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发表论文数十篇。

    启蒙人格化精神的误读
    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一直耸立着“启蒙”这块伟大的纪念碑，它既挥洒出一片金光，又铺展出一片阴影；它既成为过去的辉煌，又成为未来的疑惑；既是无法攀越的，又是不能不正视的。仰望这块熠熠闪光的思想丰碑时，感受到的情感是复杂的。虽然它庄严肃穆，但却是悲剧性的，它记载的是中国20世纪文人志士启蒙的失败。虽然在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有过壮举，虽然在1976年以后启蒙又有过复兴，虽然在整个20世纪里启蒙的话题在文学中时隐时现，断断续续，但它并不是逐渐繁荣、振兴，而是不断失败，逐渐蜕变、弱化。启蒙只留下了远去的辉煌和今天微弱的回声。
    中国启蒙在世纪末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真正延续和存在，而在于那种人格化精神所出任的历史文化角色，在于这种精神所预示的思想文化走向。
    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欧洲启蒙运动包括自然科学、社会道德、法律、宗教、人性等各方面内容，它们集中在人权和人性方面，从而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并由于启蒙运动最终引发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此后，欧洲思想界开始逐步走向伯克、黑格尔、达尔文和马克思的理论所标志的道路。
    中国1917年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欧洲启蒙运动那样时日持久、声势浩大、内容庞杂。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发扬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批判精神，几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就解体了，延续下来的启蒙意识只是新文化运动的残余部分。启蒙者们也迅速地投向各个政治党派或科学和实业，仅剩下鲁迅这样的少数人还在坚持启蒙。由于启蒙队伍的分化瓦解，文学中的启蒙意识也在消解。其后的抗战救亡意识，只是一种启蒙意识的微弱转化和相似，就如同后来寻根文化被誉为文化启蒙一样。救亡意识与启蒙意识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其一致处是知识分子仍担负着自己的责任，心安理得地放弃启蒙而转入救亡。救亡和启蒙都是全民族的事，但救亡是全民都在做，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发自觉地做，而启蒙却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在做，被启蒙的民众处于一种极为被动的情境中。因此，中国20世纪初的启蒙思潮，与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只有模仿性和相似性，不具备相同性和一致性。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为启蒙运动的工具，其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启蒙意识和成功也必然是短命的。
    中国的启蒙精神可能依然延续，这是启蒙文化中所包含的启蒙人格精神的延续，并非是启蒙文化的真正延续。启蒙的本质是一种人格化的对社会价值和文化规范的批判，它追求一种人格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在西方它的最早来源是赎罪意识，因为赎罪意识要求对人本身进行批判和认识。启蒙对知识分子来说，因为针对国家权力意识形态所确定的文化规范，是一定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对应产物，越过特定国家权力文化意识形态阶段，启蒙文化便不能存在。西方越过启蒙阶段，建立资产阶级文化规范之后，启蒙文化便失去。
    启蒙的人格化精神，既是保证启蒙进行的前提，又是启蒙文化的直接结果。这不是与政治行为更迭相对应的政治化启蒙精神，它也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精神和国家利益文化规范相一致有所不同。但这种启蒙精神中又包含了士大夫传统，因此启蒙在中国依附于政治行为，却又是非政治性的，它同时针对国家权力文化和传统文化规范，在两面夹击中转变为一种人格化的精神，鲁迅便是这样一种典范代表。后来人们将这种启蒙的人格化精神，误读为启蒙文化传统，才有更进一步的启蒙文化仍在延续的误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保持启蒙精神的人格力量，并非是为了真正保持启蒙对社会文化规范的实际批判效用，而是为了借启蒙精神保持自己的人格力量，保持士大夫的理想主义传统责任。所以鲁迅对启蒙明确怀疑却还坚持启蒙，所以中国最后的启蒙者都是孤独者：鲁迅、殷海光……。韩少功、王蒙及时转换启蒙立场，王蒙不再怀恋过去，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也成为启蒙政治批判的最后一笔。
    人们一直在说的启蒙神话是虚设的，启蒙神话并没有现实性的内容，却有理想主义的文学表现，它只存在于文学作品虚构的世界中，伟大的启蒙精神和神话在某种意义上被长期误读，它实际上是一种人格力量的形式。启蒙文化在中国是一种政治行为的工具和依附物。“五四”时期和70年代末它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当这种政治性需要衰减时，启蒙的知识分子队伍自行分解。中国文学中启蒙的政治性含义远离了启蒙的本义，欧洲启蒙虽包含政治启蒙，但其内容比政治启蒙更广大，大革命虽然是政治行为，却是一种文化行为的结果，启蒙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自身认识的追求，它从基督教义开始，从欧洲文化的其他时期和形式中绵亘而来。与启蒙文化规范并立的是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而启蒙的对象是民众。在欧洲，启蒙思想深入民众的结果是推翻封建帝王，建立共和国。在中国，启蒙思想从未成熟也从未在民众中获得成功，辛亥革命只是少数人的事，“五四”启蒙高潮并没有产生与此高潮相应的实际结果，真正的启蒙对象——普通百姓并没有被启蒙教育、改造、发动起来，因此启蒙对象是虚设的，启蒙一直停留于知识分子自身，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启蒙对象的虚设，使启蒙的功绩也被悬置和虚化，启蒙高潮的空洞，造成了启蒙者的失望和对启蒙的放弃，因此启蒙过了“五四”高潮就一直在衰退。启蒙对象曾一再试图转向民众，而这种转化从未成功，启蒙思想只是作为一种人格化力量，保持在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形态里。即使抗日战争中农民主体精神的高扬，也只是民族敌人激发了农民的民族情绪而非启蒙思想的结果。
    启蒙非实践性价值的人格转化
    
    用民主和科学去批判人文文化本身已包含着悖论和危机。文学是通过它的非实践性来实现启蒙，与科学和民主通过实践实现的启蒙并不一样，并且构成了两者之间的悖论。“五四”启蒙高扬民主和科学精神，用民主和科学去批判封建礼教文化和国民弱性，但民主和科学并不能替代启蒙文化，只能代表一种现代性，民主和科学与人文文化并不一样，民主和科学都是实践性的，可以用标准和实践去衡量其发展程度，思想文化则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加以衡量，也不可以用实践对其加以验证，思想文化是非实践性的。民主和科学总是今天先于过去，并可以和世界平行对话。人文文化却无法设立一个厚今非古的标准，它不一定今天先于过去。中国春秋时期和欧洲古希腊时期的思想文化辉煌和高度是今天难以达到的。因此，中国启蒙用科学和民主去批判社会文化规范，这本身就包含着不可能实现的悖论，它的片面性和局部性破坏了启蒙文化应该具有的格局。在欧洲，启蒙文化是一场全面的思想、信仰和科学运动。中国启蒙给这场文化既设立了两个标准，又动用了这两个标准为武器，结果批判的武器就成了武器的批判，因为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在“五四”时期有不同的标准去理解，使它们的意义变得含糊不清。民主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富国强民，但却不能用于挽救文化，不能反映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春秋时代的文化盛世，是春秋时代的民主和科学程度反映不出来的。因此，用民主和科学救国，只是知识分子的启蒙实验、启蒙心态、救世使命和人格化精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用科学和民主去启蒙救国，其实是把启蒙当做救国实验和信仰的依托，因为国家利益和国家文化的同时危机使他们别无出路。而启蒙的实验性和虚幻的依托感也没有给予他们真正的救国路。高扬民主与科学、激烈批判礼教规范和传统国民性的结果，不是普通百姓从旧文化规范中解放了出来，而是知识分子从中解放了出来，普通百姓依然恪守旧制，启蒙者变成了被启蒙者。不但如此，启蒙者用来启蒙的民主和科学也回到了知识分子自身，变成了知识分子自己的事情。
    启蒙的基本点是社会批判从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例如产生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变革，这是启蒙原来的含义和意图。在中国启蒙文化不能转化为社会实践行为，而停留于知识分子自身，便转化为启蒙的人格化精神或一种启蒙姿态，而非切实有效的启蒙行为。这并不妨碍启蒙的基本点仍是社会批判。当晚近的寻根文学运动发生时，它的原初宣言和含义都主要是对民族传统的歌颂，随之而产生的文化批判虽然占据了寻根的重要地位，但它对民族传统之根的批判仍然是依恋性而非否定性。寻根文学试图寻找一种现成的传统文化价值以挽救现在和传统。但山荒蛮民和偏乡异族的原始性虽是一种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却并不能挽救中华文化。寻根文学的批判方式、意图和内容已经偏离了启蒙，它同样由于价值的非实践性而成为一种文化批判。它的批判性是文学意义的含糊性而产生的连带成果，但同样不影响其批判的意义深度。寻根语义含糊所引出的批判深度无法被确切地说成是启蒙，它所缺少的正是启蒙执着的社会批判和人格化精神。并且，启蒙者以文化精英和导师的角色去开掘民智，站立在自己所批判的文化规范之外(鲁迅是特例)，寻根者们，如韩少功、郑义、郑万隆、李杭育、贾平凹等，则多多少少站在一定的距离和角度对自己所描写的山民野俗加以赞赏，这是和启蒙者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文化启蒙或者说文学中的启蒙仍然不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一种人格化启蒙精神。由于这种启蒙的人格化精神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使文学作品的启蒙意识更加具有深度，却使启蒙的内容更加模糊不清。例如阿Q所代表的国民性究竟是什么，是谁也说不清、也无法说清楚的，于是启蒙究竟是什么在文学作品中也是不明确的。但鲁迅的政论式杂文内容很清楚，深度却不如小说。这两者间一致的，是启蒙的人格化精神，将直白和隐喻、坚定和怀疑统一在一起。晚近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缺乏启蒙的意义深度，也是因为过于直露热切地用文学作品讨论政治化的人道主义，只有表面化的启蒙现象浮于作品表面，没有深刻的启蒙人格化精神，启蒙文学其实是靠这种人格化精神来保证的。当启蒙的集体主义群集已经瓦解时，启蒙者分化为个人却坚持启蒙，变成一种孤独的人格化精神，在此精神下苦撑着孤独的启蒙批判者。中国的启蒙者，大都是孤独的批判者。
    绝境启蒙的人格化精神
    中国的启蒙文化变成了一种知识分子人格化的文化，它的根本价值在于保存自身，而不在于实施于外。启蒙文化在中国就变成了一种被悬置的文化，一种充满悖论的文化。中国20世纪的文化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彻底的启蒙主义者，即使鲁迅也因其对启蒙的怀疑，而过早地变成了中国第一个文化批判者。
    鲁迅是绝境启蒙者，他终生坚持的启蒙文化并不是实在的，因为它失去了对象和效应，变成了鲁迅个人化人格精神的表现，在没有希望和同道的绝境中进行启蒙。当启蒙失去对象后，鲁迅反转来对自我进行批判。这时的启蒙者对自己进行的批判、对启蒙文化表示的怀疑，已经失去了启蒙文化、启蒙批判的意义。鲁迅的启蒙批判和现代文化批判的双重身份事实，本身已说明中国启蒙文化的矛盾性和可疑性。鲁迅在启蒙文化全面衰退之后，仍然坚持启蒙只是一种启蒙人格精神和姿态，但仅凭鲁迅这样的少数人无法代表启蒙文化。直到抗战前，启蒙的人格精神只是启蒙文化的微弱延续。
    象鲁迅这样怀疑启蒙而又坚持启蒙的人，在中国启蒙文化中绝无仅有，这正是鲁迅最伟大、最复杂和最矛盾之处。而鲁迅是最早对启蒙表示怀疑、同代人中最后一个加入启蒙阵营又是最后一个抗战前的启蒙者。鲁迅这样孤独的启蒙者，已经不能形成、代表启蒙文化，并且成为中国启蒙文化夭折的一个标志，只能代表鲁迅自己的启蒙者人格精神。鲁迅在《孤独者》中，对自己那种不肯妥协而又没有出路的绝望的启蒙人格化精神进行了出色表述。
    启蒙运动消退，启蒙意识却保存下来，并且转化为一种人格化的启蒙精神(或者说回归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格精神)，存留延续于以后的中国文化环境和文学作品中，这正是中国启蒙的伟大、复杂之处，也是与西方启蒙的区别之处和与中国传统暗藏的联系之处。这种启蒙的人格化精神在启蒙者从事启蒙之初就已经具备，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先天带来的，启蒙作为一种衰世之学，它不可能长久延续，但启蒙越衰退，启蒙的人格化精神就越顽强和越突出。对于中国，启蒙没有什么实绩。但启蒙的有无实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人格化启蒙精神。正是这种对启蒙精神的自我意识，使鲁迅这样的启蒙者在没有启蒙实绩的情境中仍然坚持启蒙。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之后，启蒙文学已不可能延续，但近年仍有人提倡新启蒙主义，其实质应该说不是提倡启蒙文化，而是针对现在文化和道德失范接续那种人格化的启蒙精神。
    人道主义的启蒙人格化根基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仰赖国家权力和礼教文化的支持，或由此实现文化抱负，或对国家中心文化加以规范。启蒙作为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化运动，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一传统。人道主义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的礼教思想的矛盾，构成了启蒙精神的人格化根基。“五四”启蒙者深受欧洲启蒙运动以后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又时刻处于中国古典礼教精神浸淫之中。两者的深刻感受和撞击，共同构成了他们复杂的人格精神。他们始终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反对封建礼教对人的压制和残害，因此描写礼教精神下的国民性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当人道主义无法通过启蒙变为实践行为、他们对整个社会人性的挽救无法付诸实现时，人道主义思想在他们的人格精神中保存下来，并变为启蒙人格化精神的根基。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启蒙的立场虽然很坚定，其方向却很含糊。欧洲启蒙运动所讨论的诸多方面中，最重要的是人权和人性要求，后来直接产生了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这表明法国的文化启蒙和政治启蒙是一回事，因此它直接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文化启蒙导致了政治革命。在中国，政治启蒙和文化启蒙不是一回事，没有欧洲启蒙思想所包括的那么多内容，它主要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以求唤醒民众。实际上只有政治启蒙，启蒙依附于政治变革。没有独立文化启蒙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欧洲的人道主义传统，也没有完整成熟形态的人道主义，中国人道主义是含糊的，因此像欧洲那样从人道主义去批判社会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并未明确地从人道主义角度去对社会进行批判，而是从反封建、反礼教的角度出发，而所谓封建礼教的内容其实是很复杂的，传统的中国封建礼教既包含反人性成分，也包含人性成分。
    启蒙思想直接蕴育的人权和人性思想，延伸出十九世纪欧洲的人道主义，而20世纪的两次战争摧毁了欧洲关于人道主义的信念，中国正是在二次大战前后，当欧洲开始摧毁人道主义时，中国才开始重建人道主义，这种重建必然受到非理性人道主义和二次大战的影响，这使中国的人道主义包含相互悖反的内容，其中的许多非传统人道主义的内容，使中国的欧洲式古典人道主义无法真正、完整地建立。同时，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起初被人道主义摧毁，但后来逐渐融入并改变了欧洲人道主义的原初形态。因此，中国的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其实混合了西方古典和现代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思想。
    “五四”启蒙的主要内容是反抗礼教文化，而礼教文化既支持着封建制度，又依附着封建制度。针对着代表封建制度的礼教文化对人压制的一面，启蒙者很自然地从欧洲人道主义出发追求个性解放，个性主义追求便成为启蒙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形成了一个传统性主题。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都描写过这个主题，甚至这个主题一直延续到张爱玲的作品中。但这个主题并非一直是启蒙主义的。在“五四”启蒙运动阶段，它当然是启蒙主义的，但过了那个阶段，随着运动的消解和启蒙者的离散，它不再作为启蒙运动独当一面的先锋而发挥作用，也不再对启蒙运动推波助澜，它已经变成文学家手中不同风格的标志而具有不尽一致的意义，不再单纯地作为启蒙批判武器，不再具有启蒙共同话语性质。个性主义是针对着特定时代的，这个主题在鲁迅和张爱玲的作品中的意义当然是不一样的。鲁迅描写这个主题正逢启蒙高潮，张爱玲描写这个主题却在民族文化丧失尊严的上海沦陷区。张爱玲在沦陷区描写这个主题没有针对性，是把它作为被城市阶级普遍接受的爱情恩怨框架来吸引读者的，如同武侠小说匡扶正义框架一样。
    启蒙的士大夫理想主义精神
    
    启蒙是和一种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启蒙的失败当然意味着这种理想主义的失败。但放弃启蒙，却不意味着对理想主义的彻底放弃。
    启蒙的失落，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群体理想精神的失落，启蒙的失落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其他理想精神。作为一个对文化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的群集中的个体，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常常企图在集体主义行为和理想中实现个体价值，他们在青少年时代由于青春激情而将个体价值在启蒙的集体行为和理想中加以张扬，但启蒙的实际情景使他们表示了失望和不满，便在保存启蒙人格化精神的同时放弃启蒙、离散启蒙。他们中有的投向革命，如陈独秀、李大钊、郭沫若等，有的转向艺术和内心，如周作人、孙伏园等。他们中能够保持和启蒙联系的，不是启蒙的社会行为，而是启蒙的人格化精神。按照赵京华的统计，启蒙者半数以上都坚持启蒙精神，而启蒙事业却已溃不成军。这种现象只能用启蒙的人格化精神来解释，而这种人格化精神是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并在启蒙中加以表现的理想主义精神相联的。
    古代中国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从来也没有什么区分，它表明文学和政治一体化。而古代欧洲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则往往不能并兼一身。当20世纪中国启蒙文化开始时，由于知识分子所依托的封建君王崩毁，知识分子的身份才有所分化和改变，但那种与政治理想相一致的救世责任却仍然保持着，并且许多学者名流依然在现代中国的各届政府中任职。这种士大夫遗留下来的救世古风，形成了中国启蒙的特定政治理想主义色彩，因而它不是西方意义的启蒙。
    启蒙的原本意愿是批判社会，改造民众素质，富国强民。然而，在文学层面解决富国强民的理想只是一种虚幻热情，实际上，文学不但要依附于政治革命，而且要解决它自身的话语形式和表达问题，才能进入现实而富国强民。中国20世纪以前的文学，始终成为封建主义的一体化文化，只能用来扶助君王，不能用来改造国民，它是作用于封建统治者的文化，而不是作用于国民和社会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理想主义的，而非现实主义的。它制定的社会理想和文化规范常常被悬置着待君王来策定。中国古代的文化伟人屈原、李白、曹雪芹等虽有叛逆意识，也都是封建文化和理想的修正主义者，《红楼梦》将贾宝玉写成女娲遗落的补天石并非没有深意。但是，他们祈望补天，并无回天之意，直至戊戌谭嗣同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才有了回天之意，力图对封建文化规范加以改革。
    启蒙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是一种民族理想主义，是一种民族走向现代化而又充满古典理性精神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由于对现实社会抱有一种理想的观照，自然充满了社会批判精神。因此对于社会的批判成为启蒙的最基本内容。这种社会批判是一种理性文化批判，但是今天广义的文化批判则包括非理性文化批判，因为文化批判本身没有规范，当然不可能用理性规范对它加以限制，例如存在主义、弗洛依德主义都可以成为批判角度和行为。启蒙批判是有特定限制的理性文化批判。中国文学的现代派和寻根派从80年代中期都走向文化批判而放弃启蒙批判，都已出现无理性事物和意识，如丙崽、存在主义等。因此寻根并非文化启蒙，而是文化逃亡，王蒙这些年主要是对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而不是社会批判。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