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晚明小品”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响不仅重大、深远，而且有超乎文学史之外的思想史意义。本文首先论述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再发现及其对俞平伯的影响，历史地考察这一文学史事件的发生，并进而论述20世纪20年代后期周作人、俞平伯的审美理想——“低徊趣味”——与“晚明小品”审美特征的关系。
    关 键 词：晚明小品/周作人/俞平伯/低徊趣味

俞平伯与晚明小品的关系及其小品文创作，既是俞平伯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讨论他与周作人关系的重要论题，当以专题论之。俞平伯与晚明小品的关系，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揄扬，均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迄今为止，就已有的学术成果而言，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对俞平伯研究来说尤其重要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清楚的清理，所论也往往没有切实的依据。所以，下文先从基本的历史事实的梳理开始，探讨事实的发生，进而论述其意义。
    一
    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揄扬，公开的文章最早是1926年12月发表的为俞平伯校点的《陶庵梦忆》写的序言——《〈陶庵梦忆〉序》，文中说：
    张宗子的文章是颇有趣味的，这也是使我喜欢《梦忆》的一个缘由。我常这样想，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在理学与古文没有全盛的时候，抒情的散文也已得到相当的长发，不过在学士大夫眼中自然也不很看得起。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的气息了。①这是周作人最早将“现代的散文”和晚明小品联系起来而有“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的说法。我们知道，周作人的这个思想是发展的，最后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衍变为乃至将整个“五四”新文学——而不仅仅是散文——的“源流”追溯到晚明文学，然而这个思想的过程，却一直没有得到比较清楚的叙述与研究。
    追踪周作人的思想来历，则可以发现，这个思想最初发端于他在燕京大学的讲课。这却是至今学术界所忽略的重要的历史事实，值得不避繁琐、详细引证材料加以说明。据周作人1945年7月回忆：
    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那时教师只是我一个人，助教是许地山，到第二年才添了一位讲师，便是俞平伯。……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进一点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
    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这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②这个叙述十分详细、清楚，只是有个别时间的记忆错误，比如“到第二年才添了一位讲师，便是俞平伯”，其实俞平伯是1925年秋开始任教于燕京大学的，而不是这里说的1923年。③“十一年夏天”，这个重要的时间是准确的④；“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那么，“大概”到1925年，周作人的这个思想“由假定而渐确实”了。也就是说，在俞平伯任教燕京大学时，周作人的这个思想大体上已确定了。
    再看俞平伯的情况。1925年5月，他致信周作人，谈读张岱《琅嬛文集》的“殊喜其文笔峭拔”之感想：
    行文非绝无毛病，然中绝无一俗笔；此明人风姿卓越处。《雁宕小记》起首数语，语妙天下。非此不足把持游雁宕之完整印象。读此冥然有会矣。⑤周作人的回信因此全部是关于晚明小品的意见：
    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亦有便利。现在的小文与宋明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点不同，但风致实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点西洋影响，使他有一种新气息而已。⑥这是1925年5月的文字，应该是比1926年《〈陶庵梦忆〉序》更重要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在俞平伯任教燕京大学、校点《陶庵梦忆》之前，周作人已经对晚明小品与现代散文的关系有了明确的看法，这也证实了上面引述的周作人回忆材料和我们的分析；（二）后来沈启无编《冰雪小品》（《近代散文钞》），应当出自周作人早已有之的想法；（三）俞平伯读张岱《琅嬛文集》、校点《陶庵梦忆》，乃至对晚明小品的阅读和模仿，可能就是因为周作人对晚明小品的如此揄扬——俞平伯任教燕京大学之前和周作人的交往、通信中的讨论，任教燕京大学之后共同授课的进一步的讨论，对俞平伯的影响。
    这样就有了关于《梦游》的佳话。1925年8月中旬，俞平伯写作《梦游》一文，8月21日将此文寄给周作人，请他判断作者是明代的还是现代的。周作人第二天即回信云：“那篇文章读去似系明人之作，昨适玄同亦在，请他看亦云当系明季人，至迟亦当为清初也。”⑦ 周作人、钱玄同都很熟悉明代文章，他们有此相似看法，可见俞平伯这篇《梦游》模仿晚明小品的成功，如果不是惊人的神似，何以逃过周、钱二人的法眼？文章不长，抄录如下：
    月日，偕友某夜泛湖上。于时三月，越日望也。月色朦胧殊不甚好。小舟欹侧袅娜，如梦游。引而南趋，南屏黛色于乳白月色下扑人眉宇而立。桃杏罗置岸左，不辨孰绯孰赤孰白。着枝成雾凇，委地凝积霰。花气微婉，时翩翩飞度湖水，集衣袂皆香，淡而可醉。如是数里未穷。南湖故多荷芰，举者风盖，偃者水衣。舟出其间，左萦右拂，悉飒不宁贴，如一怯书生乍傍群姝也。行不逾里，荷塘柳港转盼失之，惟柔波汩汩，拍桨有声，了无际涯，渺然一白，与天半银云相接。左顾，依约青峰数点出月雾下，疑为大力者推而远之，凝视仅可识。凉露在衣，风来逐云，月得云罅，以娇脸下窥，圆如珍珠也；旋又隐去，风寒逼人，湖水大波。回眺严城，更漏下矣。
    月，山阴偏门舟次忆写⑧对于俞平伯那一代作家来说，写一篇地道的文言文并非难事，何况俞平伯这样出身学术世家，但能够写出这样一篇神似晚明小品的短文，则自然有其惊人的才华，细读此文，可见周作人、钱玄同所言不虚。又，此文发表时，俞平伯写有“附记”，说明“写这篇文章的因缘”以及周作人等人看后以为“大约是明人作的”等情况，颇为得意。⑨ 也许有此佳话，这篇文言的小品发表在《语丝》周刊，后来收入《燕知草》时又经朱自清在序言里复述这个佳话，俞平伯与晚明小品的关系也就更加著名了。
    和周作人交流阅读张岱《琅嬛文集》的感想，写作《梦游》，均在俞平伯即将任职燕京大学之前，此事实之发生，似与周作人没有必然之关系。然而，俞平伯1924年回到北京，和周作人交往日渐密切——恳请周作人帮忙联系工作，周作人亦曾在俞平伯任教燕京大学之前请其到该校讲演，见面、通信频繁。⑩ 考虑到这些事实，我相信周作人在俞平伯到燕京大学任教之前就与俞平伯谈论过晚明小品及其对晚明小品的独到看法，如上引他们1925年5月、8月的通信。这对俞平伯产生了影响，使之对晚明小品有了特殊兴趣。
    俞平伯与晚明小品的关系的由来，大抵如此。于此亦可见周作人关于晚明小品的思想由来及其议论的最初发生之事实。
    二
    其实，俞平伯散文与晚明小品的关系，对周作人来说亦有特殊之意义。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似乎不为研究者注意。
    周作人别出心裁地说：“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将现代散文与晚明小品联系起来，然口说无凭，必须有事实依据吧。虽然他稍后一再以俞平伯、废名的“文章”为例，说明晚明小品的“重新发达”，但在此时废名的那些为周作人称道的作品还没有问世呢，更何况废名对晚明小品其实没有什么兴趣，与晚明小品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周作人所谓的“重新发达”只是类比的说法，而不是指影响关系、承转关系，但这种匪夷所思的说法，能有俞平伯的散文来印证一下，不是十分难得吗？进而论之，有了俞平伯这样的实例，周作人“常常说”的理念，不是更加坚定了吗？1926年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中还只是泛泛地说“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两年之后，有了俞平伯的创作实例，则有此说：
    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现在便拿来写在后边，算作一篇题记。(11)这是周作人在为俞平伯《杂拌儿》所写的“跋”中的一段话，由此可见上文的推论不算离谱。再进而论之，尚有第三点值得注意。同年，周作人又为俞平伯的《燕知草》写了“跋”，其中有云：“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但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其中的这么一段我们已经引用过的话，需要再次引用、重新讨论：
    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12)这恐怕是周作人较早提出“公安派”这个与晚明小品同样重要的概念，也是借俞平伯的散文做进一步的发挥，因为俞平伯散文与“公安派”没有什么关系，周作人自己也在这段引文之后说：“平伯这部小集（引按，《燕知草》）是现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与张宗子的《文秕》（刻本改名《琅嬛文集》——引按，原注）相比。”(13) 而所谓“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的，似乎不当是“公安派”，用来说张岱等人似乎更准确、更形象。“艺术世界”，即“象牙之塔”也，也是周作人所谓的“梦”的世界。写《〈燕知草〉跋》的同时，周作人在为废名《桃园》所写的“跋”中所谓废名的“隐逸性”(14)，显然是含蓄地指出了废名作品的“逃世之倾向”，而周作人在《〈陶庵梦忆〉序》则云：“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15) 联系起来看，周作人将废名、俞平伯作品和晚明小品相提并论，上升到一个特殊的思想高度。
    再看俞平伯的作品，《〈燕知草〉自序》云：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真一句老话。然而不说是梦又说什么呢？
    此书作者亦逢人说梦之辈，自愧阅世深而童心就泯，遂曰“燕知”耳。仍一草草书也，亦曰“燕知草”耳。(16)俞平伯的这个自序，几乎就是对周作人《〈陶庵梦忆〉序》之“梦”说的呼应，自诩“逢人说梦之辈”；所谓“自愧阅世深而童心就泯”，“自愧”实自得也，亦周作人“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之说之回声耳。
    就作品而论，张岱的《陶庵梦忆》是对杭州的前朝旧梦，书写山水风物而别有寄托——亡国之家愁国恨也。俞平伯的《燕知草》如朱自清所说：“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这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大半因了这几个人，杭州才觉可爱的”，“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17) 周作人则说：“平伯所写的杭州还是平伯多而杭州少。”(18) 两人的说法不尽相同，但都指出了《燕知草》借山水风物而抒怀的艺术特征，也就是别有寄托的写法，而这正是《燕知草》和《陶庵梦忆》的相近之处。论者的评论，亦可证之于作家的自述和作品。《清河坊》是《燕知草》中的一篇，据文末自注，1925年10月23日写于北京，是作者对杭州名为“清河坊”的一条街的追忆，但作者开头即云：
    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没有那般细磨细琢的工夫，我没有那种收集零丝断线织成无缝天衣的本领；我只得藏拙。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这种微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在文末，作者这样结束他对当年和姐妹们在清河坊流连光景的追忆：
    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十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我爱诵父亲的诗句：“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19)《燕知草》中的关于杭州的追忆，完全是这种“只缘曾系乌篷艇”的个人情怀。对此，朱自清有这样的解说：
    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画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而周岂明先生《杂拌儿》序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尔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分，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20)这个分析是很准确的，和苏雪林断言“他（按，俞平伯）的趣味与明末人士暗合，就不算什么奇事了”之说，可以互相印证。这种“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的“以趣味为主”的人生态度，表现在文章里就是与此“人品”相应的“文品”，在晚明小品里得到最淋漓尽致的体现，所以周作人由晚明小品而论现代小品文的创作时说：
    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21)“颓废时代”的晚明文人及其作品的“颓废”性质，因为“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所以也就具有了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而所谓的“浸在自己的性情里”，本来是西方小品文的本质特征，经周作人这样一解释、论述，也就赋予了“言志”的新意。周作人所谓的“浸在自己的性情里”，和朱自清所谓的“以趣味为主”可以互训，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然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这样立说的时代，即“革命文学”兴起之后，个人与集体（阶级），个人的“趣味”与国家民族的“大义”，犹如“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一样，已经成为对立的概念了，所以周作人别出心裁地提出“言志（的文学）”与“载道（的文学）”这样两个对立的概念，如他自己所说，“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个口号成了敌对”(22)。俞平伯的《燕知草》“以趣味为主”，自然是典型的“言志”的文学，周作人的称赞倒也名副其实。至于和晚明小品——尤其是张岱散文——的关系，朱自清所谓“并不曾着意去模仿”，不过是客气的说法，正面称道其没有因为“模仿”而来的“只有因袭的气分，没有真情的流露”缺点而已。事实上，《燕知草》的“真情的流露”，也不过是青春情怀，那种“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说到底还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浪漫主义的低徊、感伤而已，远非张岱《陶庵梦忆》国破家亡的沉痛，所以周作人《〈燕知草〉跋》最后一句说，和张岱及其作品相比，“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纪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较少耳”(23)。
    《清河坊》以父亲的诗句结束，所谓“我爱诵父亲的诗句”，当属实话，未必是“为文而造情”。“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俞陛云的这两句诗，诚为佳句，可以移来作为周作人名作《乌篷船》的笺评，似乎这么多年来的纷纭评论都不及这两句诗能够准确道出《乌篷船》的境界，也不见有论者引论过这两句并不应该陌生的诗。如果说俞平伯“爱诵”这两句诗可能也与周作人的这个名篇不无关系，似乎有些牵强附会，那么上文所引《清河坊》开头所谓的“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这种低徊的趣味，显然和周作人《乌篷船》、《北京的茶食》等散文的情调十分接近。《北京的茶食》云：
    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24)有此情趣，所以周作人会对蔼理斯的这段话欣赏不已：
    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闲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的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25)“珍惜光景惜流年”，俞平伯的《燕知草》表达的不也是这样的人生“趣味”吗？
    俞平伯在“五四”时期主要是著名诗人，此文之后，作者几乎停止了新诗的创作，转而以著名散文家名世，此亦可见与晚明小品的关系是俞平伯创作转向及其创作历程中的重大事件。而就在俞平伯追踪晚明小品，开始了他的“以趣味为主”的小品文创作时，周作人也在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向。1925年新年伊始，周作人在《元旦试笔》中说：“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26) 第二年8月则进而宣布：“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27) 有论者据此认为：“可以说文学批评家周作人从此就让位于散文家周作人了。”(28) 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从《自己的园地》到《雨天的书》，正是这个变化的分界，前者主要是文学批评的文集，后者则主要是散文集。《〈雨天的书〉序二》云：
    这集子里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两年来的文字，《初恋》等五篇则是从《自己的园地》中选出来的。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据说天下之人近来已看厌这种小品文了，但我不会写长篇大文，这也是无法。我的意思本来只想说我自己要说的话，这些话没有趣味，说又说得不好，不长，原是我自己的缺点，虽然缺点也就是一种特色。(29)自称“这些大都是杂感随笔之类”，又统称为“小品文”，联系到周作人即将大力推荐晚明小品，“小品文”（“随笔”）将成为他文章中持续出现的最重要的文体概念，因而与其说是“散文家”还不如说是“小品文”、“随笔”作家更准确。“说我自己要说的话”，重视“趣味”，正是“小品文”（“随笔”）的精魂之所在。再者，周作人的这种创作变化与俞平伯的突然转向不同，如其自云，是将“自己的园地”专栏刚刚开始却又偶然中止的小品文的创作重新开始，并作为以后创作的主要文体。《雨天的书》中“《初恋》等五篇则是从《自己的园地》中选出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这样，《雨天的书》中的《怀旧》、《怀旧之二》、《学校生活的一叶》、《娱园》、《初恋》、《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作品，书写的是“怀旧”的主题，其中充满着“低徊的趣味”。所以，周作人的这种创作变化及其宣言“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对俞平伯创作的转变，可能有示范、启发意义。也许是因为我们太重视“梦游”的佳话，而过于单纯地认定俞平伯与晚明小品文的关系，从而忽略了来自周作人的上述更为直接的影响。
    最后，俞平伯的这种“以趣味为主”的创作，使我们想起几年前他与周作人的论争。曾经认定文学是“平民的”之俞平伯，现在却在创作着“贵族的”作品，表现其“贵族的”“低徊的趣味”。俞平伯在《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一文中，批评朱自清“以为文学底鹄的，以享受趣味，是以优美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所以很想保存多方面的风格，大有对贵族底衰颓，有感慨不能自已的样子”(30)，这段话现在反倒可以用来作为朱自清评论俞平伯作品“以趣味为主”这句话的注释。朱自清为人朴实、厚道，不至于对俞平伯反唇相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但俞平伯此前对朱自清的批评，和他自己现在的作品，却构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讽刺：主张“平民的”文学之昨日俞平伯，一变而成为抒写“贵族的”自我之今日俞平伯。
    三
    20世纪20年代后期，俞平伯与周作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师生关系进而成为朋友关系，并且和废名一起成为“苦雨斋”的座上客，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就和废名一起成为左翼批评家批评周作人时的重要批评对象。被批评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学观，特别是他们的“以趣味为主”的小品文创作。1928年，俞平伯创作转向之后的第一本散文集《燕知草》即将出版，但年初“革命文学”兴起，“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等批判的矛头就指向过来了。1928年2月，《创造月刊》发表的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云：
    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以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话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话的罢。(31)周作人是《语丝》的主编，1926年北京的作家、学者纷纷南下之后，俞平伯、废名等人就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所以“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显然包括俞平伯、废名在内；“趣味”、“闲暇”等等，不也正是周作人、俞平伯的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中心词吗？周作人早在1923年就说，雨天“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32)，1925年则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33)。而俞平伯，不是连朱自清都说他“以趣味为主”么？1925年俞平伯《文训》上篇《匆匆》首句云：“闲暇听说是文明的母亲，匆匆能干些什么出来呢。”(34) 1933年《闲言》开篇即曰：“非有闲也，有闲岂易得哉。”(35) 文章一再如此“破题”，可见念兹在兹，又似乎是周作人“闲适”的回声。价值判断是一回事，事实判断又是一回事，成仿吾的批评未必完全不符合事实。“趣味”、“闲暇”自然不用说了，甚至远比“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更为严重的日本人侵占之际，周作人、俞平伯不是尚且心存侥幸，希望“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话”么？
    面对左翼批评家的批评，周作人和俞平伯最初都有其直接或间接的回应。1927年7月，周作人发表的《文学谈》一文，其中这样说道：
    在中国，有产与无产这两阶级俨然存在，但是，说也奇怪，这只是经济状况之不同，其思想却是统一的，即都是怀抱着同一的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而抱着资产阶级思想！？是的，我相信这是实情。贫贱者的理想便是富贵，他的人生观与土豪劣绅是一致的，其间的关系只是目前的地位，有如微时的汉高祖楚霸王之于秦始皇。……现在如以阶级本位来谈文学，那么无产阶级文学实在与有产不会有什么不同，只是语句口气略有差异，大约如白话的一篇《书经》，仍旧是鬼话连篇。正如一个亭长出身的刘邦补了秦王的缺不能就算社会革命，把那些古老思想从民众口里（或凭了民众之神圣的名）重说出来，也不见得就可以算是文学革命了。(36)这里讨论“无产阶级文学”，是由日本的文学批评而来的，与中国国内尚未正式开展的“革命文学”运动还没有直接的关系。“鬼话连篇”、“如一个亭长出身的刘邦补了秦王的缺”，不仅大不以为然，而且颇为不屑，充满嘲讽。“无产阶级的而抱着资产阶级思想”，这是1927年前后周作人一系列文章的中心论点，自有其思想依据，最初论述的是“阶级”的“思想”，属于其文化批评之范围，而与其文学批评没有关系，但现在却成为他批评“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文学”的理论前提了。1928年2月，周作人在一篇题为《爆竹》的杂文中，对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这样严词斥骂：
    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混账思想。不打破这个障碍，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心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士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37)也许是因为看了刚刚发表的成仿吾的批判文章，论战文字因而变得十分刻薄。这段引文里使用的“应制”一词十分重要，值得充分注意，因为这与他即将提出“载道”和“言志”一对概念中的“载道”一词是呼应的，甚至可以说前者就是后者的本义或语源、来历。这种犀利的批评实在是一语中的，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周作人早在“革命文学”高潮到来之际，就公开发表了这样的观点，难怪后来面对左翼文学界的批评，他难得一理，始终保持着不屑一顾的高傲，因为在他看来，道理已经很清楚了，无需深论。此后他对“革命文学”、“左联”的批判，常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见诸各种读书笔记。如1935年周作人《笠翁与随园》中说：
    我在这里须得交代明白，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所谓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反是者都是没趣味。……没趣味并不就是无趣味，除非这人真是救死唯恐不赡，平常没有人对于生活不取有一种特殊的态度，或淡泊若不经意，或琐琐多所取舍，虽其趋向不同，却各自成为一种趣味，犹如人各异面，只要保存其本来眉目，不问妍媸如何，总都自有其生气也。最不行的是似是而非的没趣味，或曰假趣味，恶趣味，低级趣味均可，假如照大智若愚的这说法，这可以说是大俗若雅罢。(38)此论人亦论文也，本来不是什么高论，但他之所以这样郑重其事地论述，并且特别声明“我很看重趣味”，显然是因为心中有左翼批评界对他的批评在焉。周作人这里所谓的“趣味”，就是他20年代谈“喝茶”、“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乌篷船”、“水里的东西”的“趣味”，也是他30年代谈“骨董”、“苦茶”、“鬼”的“趣味”。这也是周作人30年代读书笔记重要特色之所在，谈的是古人或外国的作品，草木虫鱼或饮食男女，文体则独标“随笔”、“杂记”，往往有言外之意，隐含着他对左翼批评界的巧妙的回应，其炉火纯青之处实在令人惊叹，但其隐晦处也正在于此，确如鲁迅论其诗所谓“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39)，而周作人自己则愤激地说：“有人说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亦无可言云云，鄙人不但活该，亦正是受宠若惊也。”(40) 但这种“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的苦恼确是他一再感叹的：“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引按，1927年）(41)“近来常有朋友好意的来责备我消极，我自己不肯承认，总复信说明一番。”（引按，1934年）(42)“我平常写文章喜简略或隐约其词，而老实人见之或被贻误。”（引按，1936年）(43) 可见“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确属事实。原因不在于“简略”，更主要的是反讽、自嘲、戏谑、诙谐、引用、用典等“曲笔”，修辞复杂、精致，却看似拙朴、平白，以致“隐约其词”；他的那种被人称之为“绵里藏针”的讽世亦讽人之命意与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周作人在《春在堂杂文》一文中称赞俞樾的随笔：
    微词托讽，而文气仍颇庄重，读之却不觉绝倒，此种文字大不易作，游戏而有节制，与庄重而极自在，是好文章之特色，正如盾之两面，缺一不可者也。(44)“微词托讽，而文气仍颇庄重”，正是周作人不正面回应左翼批评界的批评而在读书笔记之类的小品文中隐含言外之意的笔法。他对俞曲园随笔这样赏识，理解得这样深入，不是没有写作经验做底子的。
    其实，对周作人等人的批评，不只是左翼批评界。即将回到北平而成为“京派”一员的沈从文，也曾十分不满周作人、俞平伯的“趣味”。《论冯文炳》中批评废名“趣味的恶化”时说：“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蹋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45)“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一语，显然是对周作人、俞平伯的批评，因为沈从文在下文批评废名这种“趣味的恶化”的原因在于和周作人、俞平伯的“趣味的相同”：
    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46)这里的批评，不仅是指作者及其作品的思想情趣，也指文体，后者更值得注意，因为在“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正是周作人在称道俞平伯的小品文时所提出的对小品文文字的理想追求：
    我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字意味的一种，这类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别地多。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47)周作人的这种“杂糅调和”的语言观，是他小品文理论中与“趣味”同等重要的概念，分别涵盖通常所谓的形式与内容这两大方面，成为他继“美文”之后影响同样重大的散文理论贡献。而周作人的这种语言的艺术理想，在他的创作中是实现了的，并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燕知草》中的文字自然还没有达到“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的理想境界，不仅没有能够“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杂糅调和”的也主要是沈从文所谓的“糅杂了文言文”。周作人称赞“最有文字意味”，当然是奖挹之言，但也是既指俞平伯的文字特征，又指俞平伯做得最好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艺术效果，而沈从文的批评则偏于瞩目于俞平伯的文字整体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所表现的不成功之处，其实周作人和沈从文说的是同一事，不过立场、立意不同而已。进而论之，就中国现代散文而言，在白话已经基本成熟，甚至“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了的情况下，对“纯粹口语体的文章”提出更高的语言追求，不仅是现代散文艺术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之境，更是小品文语言艺术之关键，所以周作人特意强调“或者不如说小品文”，确属洞见，后来的事实将又一次证明周作人的远见卓识。
    并且，和周作人一样，俞平伯偶尔也用文言写作，不仅《梦游》，到20世纪30年代尚有《秋荔亭记》、《秋荔亭随笔》等。这是“趣味”，更是俞平伯独特的家学的结果，年轻一代作家中，即使“趣味的相同”，废名恐怕也难以写出俞平伯这样炉火纯青而韵味十足的文言小品。事实上废名确实一篇也没有写过，虽然他和俞平伯一样被沈从文批评为“糅杂了文言文”。
    这里，且提出一个特别的事实。唐弢别具慧眼，注意到俞平伯《燕郊集》的“自序”的文体之独特：
    此序用文言写，且甚怪。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所以序里提到“文存”，末曰“于禁用白话之地”。文中凡用白话，即加引号，却是一种极有趣极机智的抗议，这种地方由平伯写来，最见功力。(48)俞平伯原文不长，且征引如下：
    颇拟试充文丐，于是山叔老人谆谆以刊行“文存”相诏，急诺之。俄而惊。夫“文存”大名也，吾何敢居？必得他名以名吾书而后可焉。谋之妇，询之友，叩山叔老人之门，均茫茫不吾应。思之，渺渺不得。
    “恰好丁卯大年夜，姑苏塞给我一堆‘杂拌儿’，在我枕头边。”
    无以名之，强而名之。读者其顾名思义乎？十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夜半，于禁用白话之地。(49)这当然是特殊的例子而已。

    注释：
    ① 周作人：《〈陶庵梦忆〉序》，载《语丝》第110期，1926年12月18日，署名“岂明”。
    ② 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见《知堂乙酉文编》，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钟叔河编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7～588页。
    ③ 孙玉蓉《俞平伯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谱主1923年至1925年经历的叙述，准确而翔实，可以作为依据（第67～96页）。又，由俞平伯1923年至1925年的诗文，亦可考证出他的经历，可以证实年谱的叙述。
    ④ 胡适1922年3月4日的日记叙述推荐周作人到燕京大学任教一事，原委与经过均十分翔实，可证实周作人的记忆（《胡适的日记》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8页）。参阅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
    ⑤ 引自孙玉蓉：《俞平伯年谱》，第89～90页。
    ⑥ 引自《周作人书信》，“周作人自编文集”本，止庵校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⑦ 引自《周作人书信》，第87页。
    ⑧ 俞平伯：《梦游〈附跋〉》，载《语丝》第63期，1926年1月26日。
    ⑨ 同上。
    ⑩ 参阅孙玉蓉：《俞平伯年谱》，第75～96页。
    (11) 周作人：《〈杂拌儿〉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2009年，第455～556页。
    (12) 周作人：《〈燕知草〉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19页。
    (13) 周作人：《〈燕知草〉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19页。
    (14) 周作人：《〈桃园〉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07页。
    (15) 周作人：《〈陶庵梦忆〉序》，载《语丝》第110期，1926年12月18日，署名“岂明”。
    (16) 俞平伯：《〈燕知草〉自序》，引自《俞平伯散文杂论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9～250页。
    (17) 朱自清：《〈燕知草〉序》，见俞平伯《燕知草》上册，开明书店，1928年，第1～5页。
    (18) 周作人：《〈燕知草〉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19页。
    (19) 引自《俞平伯散文杂论编》，第169、173～174页。
    (20) 朱自清：《〈燕知草〉序》，见俞平伯《燕知草》上册，第1～5页。
    (21) 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载《骆驼草》第21期，1930年9月29日。
    (22) 同上。
    (23) 周作人：《〈燕知草〉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19页。
    (24) 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载《晨报副镌》，1924年3月18日，署名“陶然”。
    (25) 周作人：《霭理斯的话》，载《晨报副镌》，1924年2月23日，署名“槐寿”。
    (26) 周作人：《元旦试笔》，载《语丝》第9期，1925年1月12日，署名“开明”。
    (27)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序》，载《语丝》第93期，1926年8月10日，署名“岂明”。
    (28) 止庵：《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29) 周作人：《〈雨天的书〉序二》，载《语丝》第55期，1925年11月30日。
    (30) 俞平伯：《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9号，1921年11月12日。
    (31)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载《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
    (32) 周作人：《〈雨天的书〉序》，载《晨报副镌》，1923年11月10日，署名“槐寿”。
    (33) 周作人：《〈雨天的书〉序二》，载《语丝》第55期，1925年11月30日。
    (34) 俞平伯：《文训》，载《语丝》第38期，1925年6月8日。
    (35) 俞平伯：《闲言》，载《论语》第25期，1933年9月16日。
    (36) 周作人：《文学谈》，载《语丝》第138期，1927年7月2日，署名“岂明”。
    (37) 周作人：《爆竹》，载《语丝》第4卷第9期，1928年2月9日，署名“岂明”。
    (38) 周作人：《笠翁与随园》，载《大公报》，1935年9月6日，署名“知堂”。
    (39) 1934年4月30日，鲁迅致曹聚仁。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87页。
    (40) 周作人：《〈桑下谈〉序》，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702页。按，此文写于1937年6月3日，“有人说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之“有人”，显然是指鲁迅，可见周作人此时已经知道鲁迅致曹聚仁信中对他的《五秩自寿诗》的评论，但又显然没有接受鲁迅的好意，是没有看到信的全文，还是故意曲解？
    (41) 周作人：《〈泽泻集〉序》，载《语丝》第4卷第9期，1927年8月20日，署名“岂明”。
    (42) 周作人：《〈夜读抄〉后记》，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第368页。
    (43) 周作人：《〈瓜豆集〉题记》，载《谈风》第4期，1936年12月10日，署名“知堂”。
    (44) 周作人：《春在堂杂文》，载《学文月刊》第2期，1940年1月15日，署名“知堂”。
    (45) 沈从文：《论冯文炳》，见《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0页。
    (46) 同上，第6～7页。
    (47) 周作人：《〈燕知草〉跋》，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5卷，第519页。
    (48) 唐弢：《俞平伯的散文》，见《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1～202页。
    (49) 俞平伯：《〈燕郊集〉自序》，引自唐弢《俞平伯的散文》，见《晦庵书话》，第201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