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申霞艳，文学博士，副编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我国逐渐变得耳熟能详。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关于世界现代史的三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论述了一七八九至一九一四年之间全球的变化，并将全球化看成由英国的工业革命与法国、美国的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历史潮流。他认为是观念的进步与时代的变化导致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法的政治革命，同时，“双元”革命又促使观念进步并将其作为革命的成果之一广泛传播，所有的因素综合运动，迎接全球化的到来。
    一九七二年，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后改称陆地卫星），信息的传输产生了飞跃，这被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是全球化进程加剧的标志性事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后果”，而现代化让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①。同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发表了实验性很强的文本《看不见的城市》——其中“援引的忽必烈大帝与马可·波罗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可以说是全球化起源方面最不寻常的事件”。文学就是一只游弋在时代河流中的“鸭”，率先感受“春江水暖”。
    中国元大帝与意大利的旅行家、商人的身份别具象征意义——“政权”与“市场”的历史性对话意味深长，东西观念的碰撞引发了悠长的历史遐想，尤其是对话中提到的“地图和疆域”可以说是行使主权的民族国家的重要表征，地图让模糊的“边疆”变成了清晰的“边界”。尽管在忽必烈时期的全球化完全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想象和思考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当时的中国乃“乡土”世界，城市是“看不见”的；地处“中”央，世界的诸多角落并不被感知。马可·波罗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忽必烈的雄心，同时他的游记则诱发了“地理大发现”。“《马可·波罗游记》这一十三世纪晚期的文献，为后来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它还以发生在异邦世界的奇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文化想象。”② 据传，哥伦布航海时就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并且在上面留下不少手记。
    以新大陆的发现为标志的海洋时代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而我国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恰好使我们错过了这一页。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近代以来，我国的“现代性”追求含有被动性，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后来国家领导人大力提倡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猫论”以及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成功取代，才有效地将我国带进全球化的轨道，参与到新一轮世界的剧变中。这种变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并深入到个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以及情感方式。这变幻的一切也在文学叙事及其想象中得到微妙的展现，二十一世纪以来，参与全球化的愿望及对新世界的想象正在成为新世纪文学的基本主题。
    就文学而言，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是随着开放的深入，出国居住的作家增多，这让想象的西方祛魅，也让作家拥有不同的视角；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的作家拥有越来越多的走出去的机会，长时段的写作计划及短时间的采风、友好访问及旅游观光等扩大了作家的视野；三是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外的作家越来越多地到中国交流观光，官方或民间组织的多国作家交流活动频仍，最近好几届诺贝尔奖得主都到过中国；四是由于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双向翻译日趋频繁，许多翻译家也从事文学创作，介绍外国文艺成果的刊物和出版物增多，国外重要奖项的获奖作品翻译极为迅速，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为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五是网络提供的技术支持使跨区域的交流变得便捷即时，有形的国界无法阻挡长翅膀的信息，以及交通速度的几何倍增，使麦克卢汉描述的“地球村”成为可能。这些变化构成了新世纪的文化生产语境和文学的叙事处境，最终曲径通幽地改变了文学地图及其叙事面貌。
    一、“西方”的刺激与经验：全球化的开端
    
    郑小琼在诗歌《机器时代》中写道：
    美资厂的日本机台上运转着巴西的矿井/出产的铁块，来自德国的车刀修改着法国的/海岸线，韩国的货架上摆满了意大利的标件……我每天忙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
    这就是“我”——当前一个南方城镇流水线上的女工经验中的“全球化”，足不出厂却已经与全球发生了摆脱不掉的关系，这绝不是传统“阁楼”中做女红的人可以设想的。机器以它的喧闹运转协调着整个世界，同时也以它轰鸣不息的节奏扰乱了人类的宁静，加速我们的脚步。田园牧歌的生活一去不返，当机器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我们当中，机器在改写人类空间和时间，同时也在奴役生产机器的人们。机器带来了工业革命，带来了速度和流动，为人类和商品的大规模流动创造了物质条件，“民族的远离家园，也许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传统主义”③。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变化和创新就成了历史必然，我国现代转型的被动性也与此相关。
    改革开放将我国重新带进一度中断的“现代性追求”，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走出国门的作家日益增多，经常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有北岛、哈金、薛忆沩、严歌苓、陈河、虹影、陈谦等。北岛的创作一直贯穿着他作为一位“全球漫游者”的漫游与乡愁，其新作《城门开》在全球化的视野中有距离地回忆故都及自身成长的历史，此时，北京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的故乡被游子深情地回忆，也是心灵意义的精神家园被叙事者召唤与重构。薛忆沩将他的小说集命名为《流动的房间》，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鲍曼的名作《流动的现代性》。“流动”正是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收录其中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对白求恩的叙述改变了这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恰好应验了伊格尔顿的宣言，没有一种阅读是“中立的和清白的”。当然这个判断用在叙述人乃至作者身上同样适应，无论写实还是虚构，都暗含着作者保留记忆与想象的基本愿望，这是叙事的动力。
    在这种时代境遇中，女作家陈谦的《望断南飞雁》尤其让人鼓舞。“娜拉”和“子君”的悲剧结局终于被改写，女性终于可以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自由出入，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人类历史的进步。陈谦本人是一位芯片设计师，留美生活多年。她此前创作的《覆水》让大家记忆犹新，那位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子依群随老德到美国生活后，虽然无时不渴望自由，内心总在进行艰难的搏斗，因为她身上仍然有太多世俗的束缚。到南雁这里，那无形却真实存在的网终于被冲破。小说叙述南雁不懈“出走”的故事——走出娘家、走出国家、走出夫家……南雁只是一个专科生，毕业后不满足于“实验室那点破事”。她的心中埋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是在她童年涂鸦受表扬时就播下的种子：当一名设计师！为了这个目标，她选择了一个能够让她出国陪读的丈夫。八十年代，经过长时间的闭关政策之后国门洞开，“美国”两字包含了我们一切美好的愿望，“美国”就是“西方”，就是先进、自由、个性、民主、梦想乃至天堂的代名词——“美国还是一个新世界，是在开放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开放社会。人们普遍相信，身无分文的移民来到这里之后便能获得新生”④。南雁如愿地到美国之后，尽管学习语言方面没有天赋，却并不满足于优渥富足的家庭生活，生下两个孩子后仍三番五次地考托福以便申请设计专业学习，终于在丈夫的学术研究卓有成效的时候选择离开富庶美满的家庭，独自去践行早年的梦想。她离开家后的第一个圣诞之夜，丈夫非常担心她是否记得给孩子的圣诞礼物，凌晨，她连夜驾车将自己亲手设计的圣诞礼物送到了家门口。在温暖的家门口她也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冒着严寒去“寻梦”。梦想的种子包含巨大的力量，使之可以突破一切世俗的阻力破土而出，当然，这力量依赖于美国文化，尤其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滋养。
    南雁这个角色完全不同于严歌苓《花儿与少年》中的徐晚江，徐晚江一直在中西两种不同的生活中徘徊奔跑，她始终不能忘情于前任丈夫以及传统文艺；而南雁身上有崭新的时代气息，她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典型，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润而执著于自身的梦想，她一再放弃安稳的世俗生活去实现自我。南雁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娜拉”！是全球化给了南雁一双高飞的翅膀，并为她提供了经济和精神支持，使她不必重蹈子君的覆辙。鲍曼曾断言我们这个时代：“美好人生是不断运动着的人生”，而“被禁止移动是软弱无能和痛苦的最重要的象征”⑤。南雁的选择与此不谋而合，她完成了鲁迅为娜拉出走发出的追问，让梦想有所附丽。经过多少艰难的旅途，女性终于可以成为自己。
    女性主体性的慢慢确立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可谓二十世纪宏大的全球化潮流带给人类最珍贵的礼物，它将个人从“国”与“家”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将女性从男性的附属、从母亲和妻子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为我们提供了更阔大的舞台和更明亮的通道。改革开放使遥远的异域变得切近，给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五光十色的新空间。飞机、高铁改变了时空，“流动”由梦想变成现实。文学叙事的空间呈几何倍增，异域情调的面纱被渐次揭开。
    二、艺术的民族化与全球化
    
    早在一八二七年，歌德就在与青年学子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一影响深远的术语，“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随后文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今天，“世界文学”已经作为一个专业遍布中国大学。
    全球化对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方式及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他们对于“民族”本身的思考。根据安德森的论述，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想象民族最重要的介体是“语言”⑥。语言是一条“人不能两次踏进”的“河流”，语言的变化与时代的整体变化相应，二十世纪大量英文词汇与二十一世纪网络语汇的涌入汉语；同时随着华人的大规模移民也将汉语带到原来的英语及其他语言世界。语言的融汇渗透并不是单向度的，其背后正是思想文化、想象方式以及各种文明的相互碰撞与发展变化。
    方方的《刀锋上的蚂蚁》出示了她对“全球化”的思考，叙事者巧妙地为这种思考穿上了小说的外套，让具体的艺术家“小我”来承载其对民族艺术这个“大我”的思考。警官费舍尔与中国画家鲁昌南的相遇具有偶然性，但在一个开放时代，中西民族文化与性格之间的碰撞、对照与渗融则是必然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版业就开始参加德国历史较长的法兰克福书展，二○○九年的参展主题为“让世界品味中国书香让中国领略世界风采”。二○○八年十月底，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时，将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作为礼物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并强调“西方知识界应该多了解中国”。《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畅销，读者通过这部小说了解今天中国乡村的变化，“非常惊讶于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⑦。事实上，优秀的文学总是以预言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世界的前瞻性看法。
    一九九五年，退休的德国警官费舍尔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他的出生地庐山，这也是值得岔开一说的伏笔，费舍尔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根据出生地原则，他就是中国人，但根据“想象共同体”原则，他是德国人。对出生地的情感让他寻访“故乡”，正是在“故乡”他与穷困潦倒的描画“故乡”的鲁昌南相逢。鲁昌南的画撞击了他，他的身世更让他同情，在买了他几张画之后费舍尔决定尽自己的力量来改变画家的命运，这其中出生地的感情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费舍尔来说，如果能够帮助他走进世界画坛就证明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对别人有用。而中国画家却惴惴不安地琢磨德国老头儿的用心，经受太多的历史磨难使他难以相信“无缘无故的爱”。但是热情率真的鲁昌玉出于对哥哥的崇拜和欣赏极力促成这事，她甚至为了便于费舍尔的联系而新装了电话，积极为他筹借美金，买名牌西装。鲁昌南来到了德国，接受欧洲从古典到现代艺术的熏陶，灵感喷涌如泉，创造热情一发不可收。费舍尔没有看走眼，古老的中华文化与新潮的西方文化撞击出奇异的火花，鲁昌南创作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画作，并以非常现代的方式创作了古老的中国“乡愿”画图，将古老而美好的愿望以“西方”的方式表达。日常生活方面他疲于应付，在中国经受的历史压迫不仅表现在他沧桑的脸上，而且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只是活着，还不知道怎样生活。熟人社会的生活习惯与资本主义生活观念的巨大差异横亘在中德两个民族之间，费舍尔依然不屈不挠地为画家奔走，让他慢慢地得到画界的认可，帮助鲁昌南展翅高飞就是他的目标，他的快乐。但是德国的画廊不肯与他签约，保守的德国文化呈现出一种对古老东方的排斥与歧视。后来费舍尔利用去美国参加女儿婚礼的机会带着鲁昌南送给他女儿当新婚礼物的画作到各个画廊奔走，终于为他争取到美国画廊的长期签约。鲁昌南离开费舍尔到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的美国，开始了著名艺术家的“新生”。他住上了环境优雅的大房子，有专门的工人打扫卫生，他离了婚，娶了一名在德国结识的新太太，她成为他的经纪人，帮他经营生活和生意。他再也不送画给别人了，包括以前的同学以及“我”这个多年的翻译。
    当费舍尔再次来到庐山，鲁昌南的妹妹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夫妇，交流时才知道鲁昌南既没有再与费舍尔联系，也与老家的妹妹断绝了联系。他们彼此惊愕，但鲁昌玉似乎依然能理解哥哥的变化，而费舍尔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他的确帮助画家鲁昌南改变了命运，成了全球性的艺术家，但这种改变是否已经远离了他的初衷？他们的相遇相逢相处既有全球化的背景，同时也有消费社会对待艺术品的态度，那就是价值与价格的分离，艺术品沦为消费品之后，符号价值就将艺术的审美价值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画家鲁昌南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的注脚。在中国、德国和美国期间，他遭遇了“民族的”和“世界的”强烈撞击，同时他对待自己的画以及待人处世的方式截然不同；他的绘画艺术也有个“全球化”过程，最坚实的内核是“民族化”的，外形有一个明显的“西化”的过程。在中国，他是不得志的，既没有政治前途也没有市场需求，有的只是“牛棚”这样沉重的历史阴影和嫌弃他的太太。绘画是他生命唯一的支撑，妹妹是他唯一的欣赏者和支持者，所以，有人喜欢他的画就够了，画是他可以随手赠人的“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⑧。此时，他的艺术是民族性的，他的情感也是，他对费舍尔没有理由的好意百般猜测。到了德国生活之后，他的视野扩大了，他的绘画艺术融汇了“西方”的“现代”元素，也慢慢得到了“西方”的认同，他仍然将画当礼物赠人，但他知道自己的艺术会有明媚的将来，他对绘画有了新的信心，对生活本身有了不同的感悟。叙事借媒体采访的形式让鲁昌南重新反思中国的历史和自己的往事。他与费舍尔的性格、感情和行事方式相去甚远，但这没有妨碍费舍尔为他的艺术出路四处奔走。去美国后，他得到画廊的签约及广泛认同，“全球化”和“民族化”撞击出来的火花使他的绘画有了巨额的交换价值，价格的昂贵也侧面佐证了画家的价值，正如《我的名字叫红》中金币的自述：“如果我不存在的话，便没有人能够区别好画家与烂画家，这将造成细密画家间的彼此互相残杀”⑨。金钱成了现世艺术的区分标准，至于艺术蕴藏的“金子”般独一无二的价值则被忽略了。符号价值悄悄地越过审美价值主宰艺术品的交换价格，并主宰艺术家的心情。
    生活在美国的鲁昌南是“全球化”的典型，他的艺术观是“全球化”的，生活、情感亦然。他再也不把画当“礼物”了！他的思维方式彻底摆脱了礼尚往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由“刀锋上的蚂蚁”变成了“刀锋下的蚂蚁”，他与刀锋调换了位置。曾经“于我如浮云”的名利从内部深刻地修改了主体“我”，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家经不起长久的凝视，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外部的“全球化”生活轨道才是鲁昌南人生拐弯的关键。
    随着画作从“礼物”到商品、消费品的转变过程，鲁昌南对待自己亲人朋友的情感态度也变了，他对妹妹和恩人费舍尔的感情，对当年为他提供帮助的翻译“我”的感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人生标准“全球化”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詹明信说：“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新的灾难和欢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之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⑩ 文化消费主义不仅改变了艺术品的价值，也从内部改变了艺术家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无疑，透过鲁昌南“全球化”的艺术人生轨迹，我们看到中国作家方方的审慎和犹疑。结尾，叙事人借警官费舍尔的身份感叹这种变化的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我们仍听到字里行间对世道人心的悠远叹息。
    三、全球化的代价
    
    全球化的流动是全方位的，既有人力资源的流动，也有信息和资本的流动，但不管是何种形式，最终承担代价的总是人，因为人是意义的承载者，所以，“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11)。“流动”成为美好人生的想象凭据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方面。
    阅读陈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让人心悸无力，无法区分虚构与真实，艺术与生活互相模仿模糊了彼此的边界。马红堡和杨靖邦这两个到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在异域过着与国内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被出国潮裹挟着来到了陌生的他乡。他们身上不仅有着从小就在缓慢发芽的自由的种子，更携带着父母因为金钱支撑孵化出来的热望和狂妄。他们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压力中走向新鲜的生活。上驾校时，孤单的马红堡被手机声搅扰，当他发现手机的主人是女性时，好奇心使他与她搭讪。留学生周琴并不漂亮，但她的冷感、行事方式的离奇以及就读的著名的约克大学都使马红堡感到诱惑，他还根本没有过与异性相处的经验，但是异域的孤独和青春身体的荷尔蒙翻动使周琴像一棵种在他心中的玫瑰散发芬芳。一起学车时，马红堡发现周琴的不同侧面，只要手机声一响，她的脸色就会变得苍白，青春活力顿时隐退，恍惚中的周琴出了车祸，马红堡护送她去医院，在检查的机器中他看到了周琴的身体深处，一种奇异的责任感从这位少男心中冉冉升起。我看惯的是当代文学中赤裸的身体和翻腾的欲望，从没想到机器这个“异化”的中介在此时却转变为爱情的媒介，这是“现代”境遇中推陈出新的情爱叙述。由男性的责任升华而成的爱欲及其传统的价值观在异乡的寂寞中被放大了。亲情鞭长莫及，友爱成了温暖的源泉，孤独是致命的。这一点也是文本叙事成立的根基。然而，周琴的手机像藩篱一样阻隔着这对青春期男女的交往，即使后来她曾让他拥有她的身体，她也不曾敞露手机承载的秘密，这是“全球化”带给她的创痛。叙述隐约地透露了周琴与越南男性的来往，但究竟含有什么样不可告人的瓜葛，马红堡并不清楚，贫穷使勤奋而聪颖的周琴在异域走上邪路，她丧失了她的自由、纯洁乃至生命。周琴被割喉身亡的意外极大地刺激了马红堡，他向警察透露了他知道的全部线索。杨靖邦立即感觉到危险，他帮助马红堡转离那个城市，但最终黑势力没有放过他们，在他们庆祝生日的晚会上，马红堡再次唱起那首不祥之歌《我是一只小小鸟》之后，他们双双被枪杀。这两个开名车的小伙子深夜在K厅被害的消息传到国内，抨击声覆盖了同情，大家的视点在留学生和名车上聚焦，点燃了受贿及转移财产这个敏感的话题。而他们离世带给家庭的悲伤和我们应该由此展开的反思却迅速被湮没了。这三个年轻的生命实质是我们全球化想象的受害者，盲目的西方崇拜的殉葬者。移民定居加拿大的作家陈河根据这个真实的惨案创作这个中篇，给这几个留学生以永久的祭奠，同时也引起国人对留学热潮的反省，这种貌似偶然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全球化境遇中发展中国家承担的必然代价。
    “十八世纪欧洲的人均收入与当时印度、非洲和中国的人均收入相比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然而，只需大约一个世纪就足以使这一比例面目全非。至一八七○年，工业化了的欧洲的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十一倍，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世纪内，这一数字增加了五倍，于一九九五年达到五十倍。”(12) 正是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及资源的严重不均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热，这种高级人才的流失及高额的留学费用又导致两个世界间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贫富差距和想象的国家差距要比国家之间的实际距离大得多。
    与留学热潮的题材不同，王十月调动了自己的打工经验，他的《国家订单》以生产线上工人的丧命揭示了全球化的代价。小说开篇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我”辞职的愧疚、张怀恩的威胁，以此铺垫出小老板岌岌可危的命运。小老板兢兢业业，为人勤恳厚道，但资金链受制于人，他的合作伙伴港商赖查理同样是讲究诚信的良善之辈，然而他们都要经受全球贸易的巨大风险。
    “九·一一”既是美国历史的分界线，也是中国南方小老板及制衣工厂起死回生的分界线。“九·一一”以超乎艺术想象的方式实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对第一世界国家荒诞的暴力报复，却意外地给了“MADE IN CHINA”以机会。制造业既是一个让中国经济起步的产业，也是一个持续衰落的行业，与整个世界经济向“信息和服务”发展的方向相背。
    为了恢复被“九·一一”所打击的国家名誉和士气，美国需要二十万面国旗，这笔“国家订单”的生产由中国香港中转到了中国南方的流水线上。怀着破釜沉舟的信心，为了利润最大化，小老板让工人集体加班，并心怀叵测地提拔张怀恩为中层管理者。由于愧疚和报恩心理的双重驱使，体弱多病的张怀恩劳累过度，死在车间。围绕着张怀恩的死亡，新的劳资关系的矛盾展现出来。原来与小老板利益一致的工人发生了立场和身份分化，同病相怜使他们站到了死者张怀恩的立场。
    而叙事人“我”则处于尴尬之中，一方面小老板曾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们”情同手足一起创业；另一方面“我”在接到“国家订单”之前已提出辞职去跟周城干，周城人品虽不如小老板踏实可靠，甚至油嘴滑舌，但是他为民工提供义务法律援助，而他背后的雇佣者是美方。如今“我”跟着周城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为张怀恩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命案的公开使小老板陷入比未接到订单前更深的困境。当小老板孤独地爬到城市的高压线架上俯瞰这座城市的时候，再次收到了港商赖查理追加“国家订单”的电话。
    “星条旗像一只巨大的黑鸟，在这南中国小镇的夜空中掠过。”
    不只是“星条旗”，各种被资本携带的旗帜都高高地飘扬在我们的上空。
    “国家订单”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全球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是平等的吗？“共赢”仅仅是一种“乌托邦”？这是《国家订单》留给我们的思考。
    资本以数字的方式在全球快速乃至即时流动时，它带给一些人金钱和希望，同时却摧残了另一些人的尊严和生命！发达国家的“士气”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流水线工人的生命来买单，星条旗也需要我们的鲜血来染红？这也是全球化的真相一种。“中国制造”为全球提供日常用品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经验，敞亮光明内部深沉的黑暗。
    四、作为语境与叙事想象的全球化
    
    我国的现代性经历了极其曲折的道路。二十世纪后期的留学热潮至今方兴未艾，《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和《哈佛女孩刘亦婷》等包含异域想象的书籍的畅销表达了我们对“西方”的热情向往。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加入WTO等一系列举措进入全球化轨道，随着对西方了解的逐渐深入，我们对“西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西方”已经由一个与中国二元对立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多元共处的事物。如今，“全球化”已成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麦当劳遍布大街小巷，好莱坞大片横冲直撞，英文词汇夹杂在各种时尚中，西方名牌大学的网络课程随时可以免费下载……就像遍布世界各处的小商品上都印有“MADE IN CHINA”一样，世界各种重大新闻事件都会牵涉到中国同胞的身影。“全球化”已然成为新世纪文学面临的时代文化潮流。美学家宗白华说：“一个人的面目中，蕴藏着一个人的生命史和一个时代文化的潮流。”(13)
    全球化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副作用，且其对全球而言并非均衡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是如此，我国呈现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乡镇等诸多层次的不平衡，社会的“断裂”与“失衡”，“三农”问题等已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尽管如此多的负面作用存在，我们可以批评却不能漠视全球化的存在，它依然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希望和种种可能性。全球化是一种无法逆转而且日益加剧的世界潮流，也是一种现实存在。它将世界拉近了，“大西洋彼岸”并不一定比故乡的小溪更加遥远。
    全球化的时代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时代，是商业利益越过“群”、“族”、“阶级”这些区分标准重新对人类进行格式化的“后工业生产”时代。市场无情地割裂了“熟人社会”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代之以赤裸裸的“经济共同体”，历史久远的“乡土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碎片化的生活与诗意的丧失为文学所咏叹。跟“乡土中国”匹配的“乡土文学”曾经是二十世纪的文学主流，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起了首当其冲的“煽动”作用，如今却被迫与“文学新贵”如都市文学、网络文学以及诸多良莠不齐的类型小说、通俗大众文学“济济一堂”。
    文学无论是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是主体的创造，都不能不对这种全球化的洪流做出回应，何况文学并不仅仅是生活的回声，更多的时候，文学是生活的泄密者。小说虽为虚构文体，但作家虚构的源泉恰恰来自现实，来自主体对于生活世界的感受与发现。有些作品虽然并不以全球化为素材，但仍然通过蛛丝马迹泄露了作家思想的秘密，比如余华的《兄弟》中李光头的“第一桶金”来自于日本的垃圾服装，我们不能将这视为信手拈来，联系一个多世纪来中日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才能恰如其分地解读这一笔。陈希我的《大势》深入地思考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复杂纠葛的民族关系，主人公“王国民”和“女娲”这样的命名都意味深长。二十世纪初日本一度作为我们想象“西方”的中介存在，老舍的《四世同堂》也展示了他对此的思考。东北作家如迟子建、孙惠芬、金仁顺、陈昌平等都在作品中写到中华民族与日本、朝鲜、韩国、俄国等国人们的关系，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全球化对文学最大的影响来自观念，当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一切古老的中华文化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女性不仅像娜拉一样从家中出走，也慢慢走出国门，去探触外边精彩的世界。其次是叙事空间向“全球”敞开，比如鲁昌南、周琴、南雁等人物出国后的生活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巨大变化，他们以双重文化“他者”的身份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全球化让文艺在向“世界化”趋同的同时也带来新的“陌生化”和“民族化”，鲁昌南艺术的成功显示了全球化带给文艺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再次是叙事姿态的开放，随着国际交流合作的频繁，“面向世界”由政府倡导变成了切实的生活观念，与多维度的“西方”的切身接触也使想象的“西方”逐渐祛魅。无论是努力实现心中梦想的南雁、鲁昌南，还是为实现梦想付出了生命的周琴、杨靖邦、马红堡及张恩甲，他们都在以不同方式参与自己的“全球化”。每位作家对于民族国家与世界关系的感受都与其具体的人生际遇相关。
    “全球化”作为新世纪文学最强劲的想象在叙事中渐渐“浮出历史地表”，与全球化本身的丰富复杂一样，它在文学表达与想象中既魅力闪烁，也阴影重重。

    注释：
    ① 吉登斯在中山大学的系列讲演，见《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② ［美］加布理尔·施瓦布：《理论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③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第180页，王章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④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第181页，张晓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⑤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第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⑥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8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⑦ 见《南方周末》2008年11月5日。
    ⑧ 见［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⑨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第1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⑩ 詹明信：《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29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1)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绪论》，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 ［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第4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3)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2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