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望茅草地》是韩少功成名之作。本文试图将其作放到“知青文学”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从作者的生活经历来发掘作品的主题内涵、评析人物形象，提炼出感伤的时代特征。同时，采用散点透视的拼贴结构，实现不同文体的杂交，提高了小说的美学境界。

关键词：知青文学/主题/二律背反/拼贴结构/文体杂烩/感伤色彩

韩少功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期，亦即成名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以中篇《爸爸爸》、《女女女》为代表的寻根小说创作期，可视为其成熟期；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以《马桥词典》、《暗示》等为代表的文体探索期，亦可称之为独创期；近些年来的乡居生活中创作了一些中短篇，在对故事的回归中仍有着新形式的探索，暂名为回归期。[1]韩少功12岁参加红卫兵，随后到汨罗乡下插队六年。这段知青经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深入生活，是需要甘于寂寞的。我曾在偏远农村当过几年社员和基层干部，默默务农，身无所长，自然不会得到旁人的格外尊重。但正是在那一段时间，我才认识和熟悉了‘月兰’、‘张种田’和哑巴‘德琪’等普通人物他们的性格和感情，至今还是我从事创作的‘资本’。”[2]韩少功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都可以找到知青生活的印记。其成名期代表作《西望茅草地》既是带着“知青文学”的徽章而名扬全国的，并一举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农支边、上山下乡运动留给历史诸多思考。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的“知青作家”，带着五味俱全、终身难忘的记忆，用文字记录下那段特殊的岁月。如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写北大荒知青在与大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斗争中，磨炼出了一种坚强坚韧的毅力。表现了动乱年代与艰苦岁月留给知识青年的不仅仅是痛苦和失落，还有无悔的青春印痕。作者以浓重的悲剧色彩，给创作注入了一种悲壮崇高风格。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温馨的笔调书写陕北高原的荒凉、生活的困顿和令人难忘的人间温情。小说中写道：“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拉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古老的耕作方式仿佛让历史停顿。这有什么要紧的，黄土地上的人们照样淳朴善良、乐观开怀，白老汉们走到哪里总不忘破着嗓子唱一段“信天游”。张承志的《黑骏马》中，白音宝力格骑着马儿奔驰在草原上，怀着忏悔的心情追寻过去割舍的一切：祖孙情、朦胧恋情、大草原宽大的胸怀等等。作品回荡着草原牧歌的情调，那歌声深沉、嘹亮；表现了一种主观抒情的浪漫诗风。

即使是作为“知青作家”，韩少功也是特色鲜明、自成一家的。这篇小说故事虽然基本没有脱离当时“伤痕”“反思”的叙事模式，但依然显现了韩少功一以贯之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相结合的“思想型作家”的特色。作品以第一人称写法，写出了知识青年“我”来到湘西茅草地参加支边建设的遭遇。“我”不顾家人反对，随身只带了一把牙刷，前往茅草地农场。场长张种田是经过战争硝烟的军人，主动“要求改行，去办农场”。受到全国大跃进的感染，“小农场也要‘放卫星’，一年自给，三年建成个‘共产主义根据地’”。张种田不懂科学方法，带头蛮干，广种薄收，知识青年劳累得筋疲力尽。伙食也慢慢差了，人人怨声载道。张种田也尝试科学制肥，看不到效果，就不了了之。为了鼓足干劲，不浪费精力，张种田不准知青谈恋爱，亲自拆散“我”和小雨，导致小雨抑郁而死。为了查政治立场，抓教育，他导演了一场“山洞考验”，“我”考察通过，名字写上了光荣榜。张种田的封建专制作风使得袁科长等人有可趁之机，揭发告密与之作对的知青，有不少知青被批判，被禁闭。这些行为导致职工怨恨，消极懒惰，最终农场亏损，被迫解散，场长很伤感，知青们收拾行李回家，车上所有的人都笑了，只有“我”没笑。

《西望茅草地》篇幅短小却内容丰富，其主题意蕴可从多方面揭示。张种田这位“茅草地王国”的“酋长”，带领知青“烧荒”“挖地”，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好像出大力、流大汗是我们唯一的本分，是实现理想不可怀疑的生活秩序和准则”。不准青年谈恋爱，也没有节假日。有违抗者就会遭到批判、禁闭的惩罚，对自己的亲人也毫不手软，完全是封建族长的复活。张种田反对“我”与小雨交往，理由很简单，“听说场长不准她找我，因为我的习性不合他的意，而且小雨比我大一岁，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说过：现在是创业期，三年内不准谈恋爱，要是哪个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带进来了，他就不客气。每次看电影，他要男女分开坐，还叫队长带着民兵四处搜查，看有成双成对的‘地下活动分子’没有。”体现的是封建家长的意志，没有个体选择的自由。这里有对打着革命旗号的封建观念如何扼杀青年爱情的控诉。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专横独断、家长作风、蒙昧禁欲等封建幽灵影子，暴露了民族痼疾。

还可从历史、社会的角度提炼出作品借助历史反思现实的主题意蕴。张种田口吐“在这里‘把世界倾倒过来，象倾倒一只酒杯’”的狂言，夸夸其谈“以后这里还要有洋房子，大马路，还可以搞电影院罗，游泳池罗，还要有大工厂和共产主义大学！”。思想冒进，不切实际，浮夸成风的“大跃进”时代的痕迹依稀可见。小说结尾写到：“茅草地的事业，只配用笑声来埋葬吗？幼稚的理想带来了伤痛，但理想本身，崇高和追求本身，旗帜和马蹄，也应该从现实生活中狠狠地抹掉吗？——你们到底笑什么？！”这里有对极左时期的知识青年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幼稚而纯正感情的赞美，以及这种崇高感情遭受玩弄后感受的激愤，和对历史严肃的沉思与觉悟。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复苏很大程度是向五四启蒙文学的复苏。人们很容易读出“五四”和新时期这两个时段的作品的许多相似之处。经历极左思潮的高压后，普遍呼吁人性的回归，要求社会回到理性的轨道。《西望茅草地》可以读出“五四”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母题。张种田主观蛮干、独断专横，“人们发现他与科学矛盾着——拆掉了科研组，对城市文明蹙眉反感。发现他与民主矛盾着——一个人说了算，靠训话和禁闭室维护着家长式的权威；野心家在他的羽翼下生长着。他的‘社会主义’离开这些之后还剩下一些什么呢？除了‘供给衣’、‘大锅饭’、烟酒‘共产’的慷慨外，人们就只看到了一个‘茅草地王国’。这个‘王国’的土地上，徘徊着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幽灵。”[3]他“还带着那个袁科长来工区抓‘整风’。——知识青年的日记、小说和书信都要接受审查。场长不喜欢养花，就要姑娘们把门前的野玫瑰拔掉，改种蔬菜；他喜欢听唢呐胡琴，就对‘下巴琴（小提琴）’也看不顺眼。”

小说塑造了一个丰富、多面的农场长张种田的形象。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作者深刻地反省自己“为什么要回避生活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活原型削足适履，以符合某种主观的框架呢？难道对笔下的人物非‘歌颂’就要‘暴露’吗？伟大和可悲，‘虎气’和‘猴气’，勋章和污点，就不能统一到一个人身上吗？我对自己原来的观念怀疑了。”[4]张种田就是这类难以用“肯定”或“否定”的字眼来评判的典型，他身上体现出多重二元对立的因素。张种田是独断专横的，用革命斗争的方式考验青年人的党性立场，用封建家长的做法扼杀青年人的爱情，用“军阀作风”来维护自己的威信。张种田也有赤胆忠心、慷慨豪爽、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一面。他率领大家一起劳动，身先士卒，“每次喊过后，他把一杆特大号的锄头往肩上一搭，自顾自朝地里走去。”他在物质生活上想尽一切办法满足大家。“场长亲自下厨房宰羊杀猪，或是打野鸡来改善生活。”他的烟、钱是“共产”的，谁都可以拿。可他对思想“整风”从不手软，有思想认识“不到位”的，轻则批斗，重则关押。有太多“二律背反”的矛盾统一到张种田的身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场，也许这就是典型的魅力吧。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5]那《西望茅草地》的根在哪里？在于作者熟悉生活，忠于生活；透过生活的表层发掘出带有底蕴的本质。韩少功声称“《西望茅草地》的农场场长张种田是真实的。农场有一些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山沟沟里出来的马列主义，革命造就的权威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弱点，在和平建设时期显得很尴尬。”[6]“我当过知青。在我落户地方不远，有一个国营农场。农场有个负责人，是部队转业干部，对手枪和绑腿有深厚的感情。他身先士卒，干劲冲天，大办农业，留下了辛勤的汗水，对亲人和下属也要求得十分严格。但他好几次晚上提枪出门，用‘演习’的办法来考验下属的阶级立场。他看不惯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有次为了追捕一个‘违禁’幽会的小伙子，竟一气追了几里远……结果很多干部，很多青年都怕他。”[7]可见，性格复杂、多重矛盾集于一身的张种田形象是有现实原型的，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辩证法。

如果将《西望茅草地》放回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在艺术结构、文体革新和叙述视角等方面出现一些新变化，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对“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创作原则进行了反驳。韩少功说:“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8]

对比“十七年”的红色经典，《西望茅草地》的情节发展没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也没有情绪的起、承、转、合。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书写，不求工而自工，“不依靠巧合的手段编制离奇的情节，不以矫揉造作和过分偶然的惊险紧张引人入胜，而是老老实实地严格地沿着生活和人物性格自身的逻辑展开矛盾并逐步激化，旨在揭示现象内部的社会本质和规律，以严峻深刻的必然性动人心弦。人物之间不乏正面的戏剧性冲突，如‘我’与张种田关系的波澜起伏就相当精彩，但更重要的却是描写在特定情境中人物的个性化行动和内心的矛盾，也有表面的性格渲染，更多纵深的灵魂剖析。”[9]故事依稀可以发现有两条叙事脉络：一条线是围绕张种田办农场展开，一条线是“我”与小雨恋情的发展；两条线索不是平行展开，而是交叉发展，共同为揭示主题、塑造人物服务。然而，这两条线索又被“拼贴连缀式”的结构方式所冲淡。小说可划分出八个故事板块：初到茅草地，场长迎接；尝试科学种田，无果而终；“我”与小雨交往，感情日深；“我”无意破坏公家财物，当劳模无望；“我”经受住山洞考验，名字登上光荣榜；张种田生活上关心体贴，同时又有家长作风，粗暴干涉“我”与小雨的恋情；小雨不能违背张种田的意志，抑郁而死；最后农场长期亏损，被迫解散。它们彼此独立承担着小说叙事功能和审美功能，但又始终围绕着张种田这个灵魂人物选取故事连缀成篇。正如韩少功所说：“古代笔记小说都是这样的，一段趣事，一个人物，一则风俗的记录，一个词语的考究，可长可短，东拼西凑，有点像《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没有西方小说那种焦点透视，没有主导性的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我从80年代起渐渐对现有的小说形式不满意，总觉得模式化，不自由，情节的起承转合玩下来，作者只能跟着跑，很多感受和想象放不进去。”[10]

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中写道：“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家不应该站出来直接抒发情感，正如上帝不能出现在人间一样。韩少功并不为条条框框所束缚，扎根现实生活的土壤里，继承五四“诗化小说”的浪漫抒情传统，“没有为技巧的技巧、没有唯文体的文体，也没有无关内容的形式创新。鲁迅之“呐喊”式抒情、“画眼睛”、重白描、“曲笔”等写法，都与其“为人生”的启蒙情结相关，绝非单纯的写作偏好。”[11]《西望茅草地》集叙事、抒情、哲理于一体，形成多种文体的大杂烩，产生了五彩斑斓的审美效果，为新时期的小说文体创新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抒情的方式，《西望茅草地》弥漫着浓重的感伤色彩。“五四”时期的文学也充满感伤的气息，郁达夫的小说、湖畔诗、田汉的戏剧所体现出感伤的风格特征。这种相同的感伤应该来自“时代的苦闷、个人的苦闷”。小说结尾写到：“再见了，茅草地的一切！留在这里的汗水！留在昨天的一部分生命！我在寂静中回首眺望你们，再见了！”

参考文献：

[1]引自刘川鄂《韩少功：“公民写作”的伟大实践》（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9期）

[2]引自韩少功《难在不诱于时利——致＜湘江文学＞编辑部》（载《作家》1985年第6期）

[3]引自韩少功《留给“茅草地”的思索》（载《小说选刊》1981年第6期）

[4]引自韩少功《留给“茅草地”的思索》（载《小说选刊》1981年第6期）

[5]引自韩少功《文学的“根”》（载《湘江文学》1982年第4期）

[6]引自韩少功施叔青《鸟的传人》（载散文集《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7]引自韩少功《留给“茅草地”的思索》（载《小说选刊》1981年第6期）

[8]引自《韩少功系列：马桥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62页

[9]引自王福湘《生活·思考·追求——评韩少功近几年的小说创作》（载《湘江文学》1982年第3期）

[10]引自韩少功崔卫平《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载《作家》2000年第4期）

[11]引自刘川鄂《韩少功：“公民写作”的伟大实践》（载《中国作家》2010年第9期）

作者简介：王锦宝（1981—），男，湖北浠水人，湖北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