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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第10期《人民文学》的《这是什么样的“革新”——读者对本刊七月号的批评》中，转述了一些“读者”对《红豆》的意见，如人骥在写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中评论道：“想一想小说的开端和结局，一个党的干部江玫含着眼泪悠悠怀恋的，却是一个连祖国也不要的叛徒，这难道不是对无产阶级战士感情的嘲笑？” 1957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的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涉及对《红豆》的分析批评，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画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 《红豆》发表一年之后，北京大学中文系海燕文学社召开座谈会，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批判。1958年第9期《人民文学》为此发表了《〈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录》。其中张少康的发言代表了从阶级立场看问题的批评方法与观点。他说：“如果说一开始江玫是以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身份和齐虹恋爱，那么最后当她思想立场逐步变化时，就应该对齐虹这样的人和他的爱情有所厌恶，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对余永泽的感情变化一样。因为一个人的思想和感情是统一的，是和阶级立场不可分割的。对于恋爱的态度，也是表现了一个人的立场观点的。但是作品中并不是这样。江玫一方面是步步走向革命，另一方面对齐虹的爱情却始终如旧。甚至到了解放前夕，齐虹将要飞走时，她担心不能和他再见‘最后一面’，竟‘心理在大声哭泣’，‘心沉了下去，两腿发软’。这就表明江玫一点没有改变，仍是充满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1979年，沉埋地下二十多年的《红豆》，被选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重放的鲜花》。针对50年代的观点，李子云认为，“《红豆》受批判时，主要的罪名是鼓吹超阶级爱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红豆》通过人物形象诉诸读者的，恰恰是爱情——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双方壁垒分明的时候——是不能超越阶级的”，“这两个隶属不同阶层的青年的爱情悲剧，倒恰恰说明恋爱并非至上、恋爱不能超越阶级。”（李子云《净化人的心理——读宗璞小说散文选》，《读书》1982年第9期） 另有一些论者从文学创造本身即人物形象塑造与性格刻画的角度为作品辩护。如王昆建觉得江玫的“性格和心理具有那个向上的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我们尽可以说江玫的感情过于缠绵，缺乏刚毅果断的性格，但这种复杂的感情心理，却符合江玫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王昆建《宗璞小说创作简论》，《昆明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 从90年代到新世纪，“再解读”的文学研究方法得到普遍运用，对《红豆》产生不少新的看法。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指出“小说又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存在“投身革命与个人情感生活，在小说中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这一见解吸引很多研究者从小说叙述的分裂或叙述“缝隙”里，还原出小说的爱情书写的本义和由生命本能决定的男女之爱超越社会规限的力量，以及文学环境的压力给文本创造带来的复杂性和局限。赵晓芳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试析宗璞〈红豆〉的叙述“裂缝”》（《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不同意“革命战胜了爱情”的观点，而觉得“《红豆》中存在许多叙述‘裂缝’”，“从表层结构来看，《红豆》有一个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但从深层结构来看，被道德、政治、革命所诋毁、压抑、遮蔽的‘个人’、情感等个人话语又以一种隐性的方式改头换面地存在着。” 孙先科的《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和《话语“夹缝”中造就的叙事——论宗璞“十七年”的小说创作》（《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4期），将《红豆》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和作家创作史上，进行全方位的、更深层次的考察与研究，改变了简单地将知识分子人文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置于对立关系上的做法。认为“爱情不仅与道德有关（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而且还是个与社会、历史息息相关的宏大命题”，“《红豆》或许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他还认为，“《红豆》在同期的文学创作中提供了一个在笑学层面上思考革命伦理（个人与集体、感情与神圣信念之间的关系）较纯正的趣味——它的悲剧取向，即以悲剧的情感、悲剧的审美姿态处理悲剧事件”，“在知识分子如何走向革命的问题上，《红豆》表达了一种更加温和地对革命的认知方式与接受方式”，“《红豆》是两种话语结合的产物，它在主导形态上所遵循的是知识分子／党的引导（群众中锻炼）／走向革命这一主流模式之外拓取空间的个人性质。” 作为“百花文学”的代表作，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是与丰村的《美丽》、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阿章的《寒夜的别离》等一起，被称为“写爱情生活的作品”①的，其首要的文学史意义一般认为在于突破了“爱情”这一题材禁区，写了人性和人情。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多数论者都没有把《红豆》的主旨看成是写男女爱情，而认为它“叙述了一个革命与爱情冲突的故事”②，揭示的是“祖国高于一切、革命高于一切的主题”③。近十年内，随着文化研究方法的普遍采用，《红豆》的研究视域被打开，在运用不同方法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作品所蕴涵的丰富的思想文化意义与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不断被发掘出来，“再解读”的过程本身也在生产着新的文学和文化观念，创造着新的文学环境和人文空间。但是，即使在最见深度的研究成果里，《红豆》的对象主体，仍然不是纯然的爱情，而是“以爱情寓言的形式来投射政治”，“是将爱情故事与宏大历史主题结合得最佳的一个案例”④。若是回到小说发表和遭到批判的年代，更是发现，批评者一致关心的是小说主人公女大学生江玫在革命和爱情之间应该作何抉择，走上革命道路后心中还应不应该保留爱情的位置，而不是爱情本身对一个人——一个女性是不是重要。就连作者宗璞自己在解释小说创作动机时也说：“当初确实想写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在斗争中成长，而且她所经历的不只是思想的变化，还有尖锐的感情上的斗争。是有意要着重描写江玫的感情的深厚，觉得愈是这样从难于自拔的境地中拔出来，也就愈能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之伟大。”⑤从这一简略的作品评价中可以看出，《红豆》被划到爱情题材里，却并没有被当成典型的爱情小说，尽管它确实写了爱情，并且写得真实而细腻，故事中的人爱得迷醉痴狂，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它拔走。《红豆》是爱情小说，题目就已标明，这毋庸置疑，但对它的阐释却将爱情放在次要的或衬托的位置。这种矛盾的现象，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从不同的侧面已基本上得到揭示。特定时代的阅读者、批评者所持有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决定着对于作品的理解意向⑥是一方面，作品本身存在主观意图与客观叙述的背离⑦也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被称为突破题材禁区的虚构性小说，为何名不副实，而它又是产生在文学“解冻”的时代背景上。答案都在小说文本之中。通过文本分析，许多论者都发现了《红豆》在叙述上的分裂。洪子诚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也指出“投身革命与个人情感生活，在小说中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⑧。小说在叙述上的矛盾与分裂被发现，对于作品本身来说，其意义首先是正面的。因为正是这样的矛盾或分裂，小说更多地保留了在当时的文化语境里不被认可的思想、感情、真实的生活内容以及文学惯例等因素，这些都是人类文学史上一向被珍视的用艺术方式表达的人文诉求，它们是人类的生命本能、自由精神和想象力的不可复制的结晶，用今天的话说，它表达的是人类生活应该遵循的“普世价值”。《红豆》的珍贵，就在于它饱含着这样的思想和情感的汁液，尽管它更多的潜含在叙述“缝隙”里，需要通过解析作品的深层结构才能把握得到。但是，换个角度看，“作家的主观意图与文本的客观叙述之间的一种矛盾悖逆”⑨，又何尝没有负面的作用，它不仅表明作品在艺术上可能不完善，甚至留有瑕疵，也显示出作者的精神世界里可能存有影响艺术创造的障碍。如果这样的看法成立，那么，《红豆》的写作和它的遭遇，表明即使在“百花时代”，爱情这一题材禁区也并没有完全突破，“十七年文学”中的“鲜花”，散发着冬天的气息。 回到《红豆》创作和发表的年代，那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不然的话，像江玫这样的“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描写对象、小说的主人公。在这之前，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由于带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已经受到严厉的批判，“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服务工农兵、写重大题材、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学规范，早就给作家划定了文学创作可以涉足的领域、可供演绎的观念和适宜采用的形式。十七年间歇性出现的宽松环境，如“双百方针”的提出带来的文学“解冻”，对于1956到1957年间出现的“写真实”、“干预生活”和写人性、人情、婚姻爱情的作品来说，是难得的机遇而又带有戏剧性。1957年7月《人民文学》的“革新特大号”奉命推出来时，中共发动的整风运动已改变了风向⑩，思想解放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百花文学”的作家和发表他们作品的刊物，犹如掉入了陷阱，“鲜花”一夜间变成了“毒草”(11)。这样的不可捉摸的文坛形势，正帮助我们理解《红豆》这批爱情题材作品为何没有真正突破文学禁区。短暂的开放，文学创作得以灵光乍现，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品里从未见过的“风花雪月”——大学校园里的青春之恋，得到缠绵悱恻的书写。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知识分子、跟高等学府有不解之缘的宗璞，可以按照她个人的情感经历、思想兴趣和审美理想来编织爱情故事。根据不断接受政治规训得来的经验，属于私人生活的爱情也必须与宏大叙事发生关联才能进入公共话语体系，而宏大叙事的核心价值就是革命之于人生的意义。并不是除了革命就没有少男少女的动人心弦的爱情，而是在50年代，不写与革命有关的爱情就没有合法性。它与经典左翼文学中的“革命+爱情”不同，在后者，爱情与革命往往互为动力，而在《红豆》时代，二者之间只能有唯一的选择。 《红豆》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它不得不套用知识分子在党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获得了有价值的人生这一知识分子题材的叙事模式，但她并没有用革命来否定爱情对于生命的本体价值。作者通过叙事的精心设计，采用“间离”法，模糊了对小说主人公的人生选择——去与留——的价值判断，把对爱情悲剧的遗憾长久地留在了读者的心中。关于《红豆》的主题，说“革命战胜了爱情”可以，说“爱情被革命战胜”也可以：小说并无明确的思想倾向性，因为真正的作家更容易陷于人生的迷惘，文学不可能给人生提供确定的答案。所以说，在革命威权不断祛除知识分子人文性的文化环境里，《红豆》用大胆而不无诡异的叙事，再现了精英文学的人文魅力。一见钟情的大学生江玫和齐虹，他俩痴心相恋，既是少男少女自然性的爱情，又是有着共同精神旨趣的知识人特有的文化的爱情，称得上是灵肉一致的爱情。他俩的爱情，不管写成历尽磨难终成眷属，还是写成痛苦分手天各一方，都会给男女之爱的神奇增加一条有力的注解。按照宗璞的审美心理类型，她更喜欢咀嚼人生的遗憾，所以她笔下的爱情故事，会选择悲剧结局的形式。从文学生成的角度看，革命作为一个巨大的障碍横在这两个恋人之间，倒是成全了缠绵和痛苦交织的爱情——爱情的本义就是情的长在。问题是，如果照此一立意去叙述故事，在社会理性上会与主流意识形态相龃龉。于是作家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情节设计和性格刻画上，靠拢主流文学形态，作品也就变成了有裂痕的双声系统。 进入文本会发现，基于女性经验，江玫在爱情历程中的心理活动写得十分真切，哪怕是十分细微的心理反应都符合性格逻辑和女性特点。例如，江玫两次为齐虹没有注意她而感到遗憾。又如，她背着齐虹到城里参加了游行，回校后担心齐虹生她的气，回到房间里有人敲门，“她心中一紧，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发生了”。对于心中的恋人，她可以经常因言语不合而与之争吵，但她容不得任何人去贬损他，哪怕是她最尊重的人。比如她跟萧素谈心时，她自己可以说“我和齐虹，照我看，有很多地方，是永远也不会一致的。”但是当萧素接着她的话对齐虹进行否定性评价，竟然引起她十分强烈的反应：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爱他！”江玫早忘了她和齐虹之间的分歧，觉得有一团火在胸中烧，她斩钉截铁地说，砰地一声关上房门，到走廊里去了。 表明她对齐虹爱得很深，也说明恋爱中的女性更看重自我的尊严。小说对齐虹形象的刻画就比较简单化，不仅不丰满，还有人为丑化之嫌。虽然这种丑化主要是通过第三者的评价来完成的，可能是有意用不同叙事视角的对照，来暗示爱情悲剧的外在原因和必然性，但是从叙事后果看，作者似在迎合某种具有威慑力的、左翼文学成规背后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阶级出身决定论。齐虹出身于银行家家庭，属于剥削阶级，因此尽管他还是个年轻学生，但小说一定要赋予他与革命阶级相反动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悲观，厌世，极端自私，憎恨他人，追求个人自由，害怕革命，向科学和艺术世界逃避，为爱情疯狂，最后终于叛离自己的祖国……对于他的外貌，小说用两种笔墨加以描画：在爱人的眼中，他是一个白马王子的形象，“他身材修长”，“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色的脸，轮廓分明，长长的眼睛，有一种迷惘的做梦的神气”；在革命者萧素和劳动人民眼里，他简直是恶魔，面目狰狞，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妖魔化。阶级话语支配的写作，损害了爱情的美感，也影响了写作的真实性。试想，齐虹的面目和性格如果是畸形的、丑恶的，一尘不染的江玫，对他的恋情怎能那样刻骨铭心。但在客观上，这样的描写却是达到了主题实现的目的，促使江玫一步步远离所爱的人。“在江玫充满爱情的心灵里，本来有着一个奇怪的空隙，这是任何在恋爱中的女孩子所不会感到的。而在江玫，这空隙是那样尖锐，那样明显，使她在夜里痛苦得睡不着。”失去父亲的江玫，需要爱、美、温柔、善良、可靠与平等来填补内心的空缺，但来自亲友的对心中恋人的形象损害，使得这一空缺无法填满。对齐虹的丑化，也使得小说弱化了悲剧感，因为悲剧是表现好人遭受厄运，而在《红豆》里，齐红已被刻画得不像好人。 受阶级论这一革命文学元话语的规约，《红豆》让江玫选择革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程序，是身份认同。江玫本来出身于书香人家，父亲是大学教授，还当过官，所以她不属于需要通过革命来改变社会底层地位的大多数人的行列。但是，后来她从母亲那里得知，不明不白失踪的父亲原来是被国民党所害，这就一下子明确了她与统治阶级的对立关系。而社会失序、时局混乱，造成银行倒闭，靠吃积蓄的母女陷于生存窘境，一下子拉近了她们同底层社会的距离，她也“渴望着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秩序”，加上革命者萧素的引导和感召，她的身份和心理的转变最终完成，皈依于“大家”，通过参加几次革命实践活动成长为党的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江玫还经历了从血缘伦理走向阶级伦理的人际关系拓展。血缘伦理一是指父亲的血迹给她发出的道德指令，一是指革命者萧素卖血为她母亲治病，“手臂上的一点针孔，建立了死生不渝的感情”，让她怀着感恩的心听从先觉者的引导。阶级伦理就是从“懂得了大伙儿在一起的意思，那就是大家有一样的认识，一样的希望，爱同样的东西，也恨同样的东西”，到“渴望着把青春贡献给为了整个人类解放的事业”。这里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如果亲情是真实的话，那么，利用骨肉亲情来践履一种宏大社会理想，也是真实的吗？小说里，在解放军排山倒海般向北平压过来，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齐虹被先行飞到美国的家人一再催促，不得不买好机票，浑身上下滴着水跑到江玫家，要她一同飞往美国，江玫的母亲不肯明确表态，只是提醒，“玫儿，记住你的父亲”，意思是希望女儿放弃去美国，留下来继承父亲的遗志，改造这个不应当再存在下去的社会，似乎女儿的前程和安全都不如革命重要。这样的做法，如果不是母亲有别的考虑，总让人觉得不太可信。尽管小说描写对两位恋人的最终分手做了大量的铺垫，但刻骨铭心的爱情被革命和亲情轻易打败，爱情的真实性又变得可疑起来。可见，在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作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下，《红豆》对爱情的书写始终未走出困境，并没有完全做到以潜在的基于生命意识的女性立场“消解子意识形态的阶级论”(12)，相反，爱情故事身上还是留下了不少被主流价值观和文学范式规整的痕迹。 注释： ①张钟、洪子诚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229页。 ②⑤⑨赵晓芳：《爱，是不能忘记的——试析宗璞〈红豆〉的叙述“裂缝”》，《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 ③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上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5页。 ④孙先科：《爱情、道德、政治——对“百花”文学中爱情婚姻题材小说“深度模式”的话语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⑥李悦的《泛政治化语境中的爱情悲歌——宗璞〈红豆〉之再解读》（《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已注意到这个问题。 ⑦可参见汪婷的《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试析宗璞〈红豆〉主观与客观的背离》，《安徽文学》，2008年第12期。 ⑧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第143页。 ⑩ (11)据涂光群回忆：“革新特大号出来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曾打电话对其表示祝贺。但随后反右扩大化，李希凡、姚文元带头发表短文和长文批评《人民文学》代表了修正主义创作逆流，革新特大号变成了‘毒草’专号。中国作家协会很快编印出来供内部阅读的一本厚厚的《人民文学》毒草集……”——见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133页。 (12)郭力：《经典解读：革命叙事中的女性生命风景线》，《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 （转自：《名作欣赏》(太原)2010年4下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