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鄂霞(1979－)，女，辽宁凤城人，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张春艳(1960－)，女，吉林九台人，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美学理论中作为美学范畴之一的“丑”，并不来自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孕育，而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从西方引进的。从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者对西方“丑”概念的最初引进，到将其纳入审美视野中考察，直至明确提出“丑学”，学界对于“丑”范畴的认识在逐步深化。而现代学术视野中“丑学”研究的异军突起，更导致了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
    关键词：近代美学/“丑”/演变

    西方美学从近代开始就突破了传统美学和谐的母体结构，此时出现的美学范畴一般来说都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蕴含着美与丑对立斗争的痕迹。当丑对美的侵入逐渐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最终“丑”独立出来，这也就成为近现代美学区别于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在中国，学界对于“丑”的独立价值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因为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美”并不是最高的范畴，与之相对的“丑”也就没能得到应有地重视，“美”与“丑”这两个范畴更多地具有一种形式上的意义，而缺乏本体论的价值。再者，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始终没有脱离儒家思想的制约，在这样一个重视社会伦理情感的氛围里，古典形态的“丑”很少涉及本质上的恶或者内容上的丑，所以，还远未达到西方近代本质“丑”的高度，更无法作为美学意义上的独立范畴存在。那么，真正将“丑”作为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进行定位与研究，还是始于近代西方美学传入中国之际，源于对西学美学体系的借鉴与移植。所以如果想要完整地考察现代美学理论中有关“丑”这一范畴的源起与演变，还是要回到近代社会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去寻踪索迹。
    一、中国近代学者对西方“丑”概念的最初引进
    
    中国近代社会，最典型的学术现象就是西学东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学术发展趋势下，传统美学自给自足的自然发展状态被打破，并受到西方外来思潮的直接影响甚至是近乎全面的移植。
    中国近代学者对“丑”概念的最初引进就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汉译西方理论著作中，此时对“丑”的认识总体而言是从道德层面出发，将其与“恶”等同，即使从美学视角审视，也是将其作为美的对立面加以排斥。在1901年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一书中，从儿童教育的角度出发论及“丑”的危害：
    丑于眼者，不但害眼，且害想像，而延及道德上。故使周围绮丽，于审美上及道德上所必要也[1]。
    作为日常意义上的“丑”，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美与善的对立面，显然不利于儿童道德感的培养；但在审美层面，作者仍然否定了丑的意义，认为其在视觉及听觉上都有碍于审美情感的生成。虽然这里对美、丑的论述并不具有严格的美学意义，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透露出作者的审美取向，即好美而恶丑。
    在王国维的《心理学》译作中，谈到绘画的选材问题，认为选择美丽的素材比丑陋的素材好，这是判定艺术品好坏的一个要件。“例如画粗俗之瓷盆，不如画古代之酒器；画婀娜之娼妓，不若画优美之贵妇人……”[2]这里虽然没有直接从美学范畴角度阐释“丑”的概念，但视角已触及艺术创作领域中的题材问题，所以此处的“美”、“丑”概念已经具有了美学的意义。而作者在这里所体现出的崇美抑丑的审美态度，显然还没有达到中国古典美学中“齐美丑”以及“陋劣之中有至好”的高度。
    1907年王国维在《戏曲大家海别尔》一文中，提到“历史中丑陋阴怪之事实，而为文艺创作之对象者，近世文艺之一特征也。”[3]王国维虽已意识到西方近代文艺的特点就是对于丑怪对象的描绘，但并没有就此进一步展开探讨，更没有将其纳入美学范畴领域进行研究。
    可以看出，在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译作中出现的这种美丑分明、排斥丑的观点并不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延续，而是来自于对西方美学理论的引进，体现的正是西方古典主义审美观中对于丑的典型态度。通观西方美学发展史，对于“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吸纳、从“以丑彰美”到“化丑为美”、直至“以丑为美”的渐变过程，这也是近代美学否定古典美学，进而走向现代美学的转折点，所以“丑”得以进入西方美学范畴领域也是势所必然。其实，20世纪的西方美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时期，“丑”在美学领域中不仅获得了独立地位，而且“丑学”研究渐成主流，并形成了一股颠覆古典美学传统的强劲势头。而对于这些理论背景与西方美学史的源流变迁，中国早期的美学引进者们还缺乏一个全面的接受视角，没能及时地了解到与西方现代美学发展同步的理论资源。所以，他们对于“丑”的介绍与阐述更多的是对西方传统理论的横移与照搬，既脱离了西方社会孕育生发现代“丑”的土壤，也缺少自身的体验性感悟，因此相比于对其他美学范畴如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的介绍，无论在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上，还是与本土文化的融合程度上看，都显得有些浅显与苍白。
    二、纳入审美视野中的“丑”范畴
    1915年发表于《东方杂志》上的《战争与文学》一文，虽未明确提出“丑”的范畴，但针对文学作品中对战争题材的描绘这一现象，提出与“美”相反者亦为美的观点。
    自心理言之，凡与美为反感者亦为美，犹辛辣之适于口，冷水浴之爽于身也。戏曲中之有悲剧，有丑角，犹亦利用其与美反感之性质耳[4]。
    所谓“反感的美”，实际上是指与纯粹美相反的广义的“丑”，细分下去自然也包括悲剧、喜剧等蕴含否定性质素的范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反感的美”同样纳入了审美的领域，并挖掘出其“震烁精神，唤起吾人之愉快”的审美效应。所以，“反感的美”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美，不仅不应被排除在美的领域之外，反而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样既突破了狭义美的单一限制，也丰富了审美的领域。
    最早从美学范畴的角度，明确将“丑”纳入广义美之一种的学者当属徐大纯，在其1915年所作的《述美学》一文中，将美的形态分为“纯美”、“丑”、“威严”、“滑稽美”与“悲惨美”五种。
    丑本与纯美为正面之反对，然若用之于艺术而得其当，则美之力，可因对比之作用而益强。故美与丑乃相对的，非绝对的，而丑于美之成立上，亦不可缺之要素也[5]。
    徐大纯对“丑”的理解，强调的是其衬托美之功效，虽然肯定了丑在美学中的一席之地，但却没有认识到丑的独立价值，只是将其作为美的附庸，这种理解其实并没有超越古典时代的审美范式，远远没有达到西方现代美学对于丑的认识高度。
    而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美学体系的初步建构阶段，对于丑的认识仍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如刘仁航在1920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系统性的美学译著《近世美学》，以及吕澂、陈望道、范寿康等人分别推出的《美学概论》等著作中，都没有从美学范畴的角度将“丑”纳入其中。虽然这些著作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美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时美学界对于“丑”的认识还比较滞后，而且在美学理论的架构上仍然倾向于对西方美学古典形态的引进。
    在宗白华的《艺术学》中，明确从美感范畴的角度对“丑的艺术”进行了解析。文中认为艺术不单能表现纯粹的美，更应表现包含不和谐因素的丑。此外，还提到了法国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文学作品《恶之花》，其中“丑”不但作为描写的对象，而且成为被歌颂的对象，这实际上标志着西方美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向古典美学传统发起进攻。当然，宗白华在这里只是提到了波德莱尔这部开创了现代主义艺术先河的作品《恶之花》，并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展开论述，也许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中这种大力宣扬丑、赞美丑、甚至竞相追逐丑的极端思潮远远超出了中国学者的期待视野，所以在引进的途中即使正面遇到，也往往被轻描淡写地过滤掉了。
    在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中，探讨了自然美与自然丑、艺术美与艺术丑的话题，明确指出“艺术的美丑和自然的美丑是两回事”，进一步深化了对美学范畴中“丑”的认识。艺术作品价值的高低不在于所表现的客观对象的美丑属性，艺术家的技巧、艺术的表现力才是决定艺术美丑的关键。所以在美学中，“丑”的意义应该是积极的，而非消极。这种观点不仅冲击了古典时代的审美法则，打破了传统审美观念回避丑、美化丑的桎梏，也使得“丑”成为了近代精神的产物。
    据笔者所见，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丑学”这个名称，是在陈望道1924年所作的《美学纲要》一文中，其中简略地提到，“知‘美’必知‘丑’，有丑始有美，因形容词无不由比较而成立……辨别美、丑之学，因名为‘美学’；即名之‘丑学’，亦未为不可。”[6]也就是说，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虽然集中于美，但“有丑始有美”，所以，美学是无法把丑完全剥离出去的，既然研究的对象中有美也有丑，那在学科的命名上当然也就“美学”、“丑学”皆可了。陈望道看似不经意地提出“丑学”的名称，其实对于整个美学学科所存在的严重的审美偏颇——研究美而忽略丑的思路——给出了一个深刻的启示，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反而在当代学者中引起了共鸣。陈望道先生的这一见解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20世纪30年代周木斋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丑学》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倡“丑学”，引申出了一番关于美学的思考。
    现实的丑变成文艺的美，这中间就需要“丑学”，丑而成学，可知未可轻视，而文艺上的“丑学”也便是美学。……和丑相对，现实已经有美，而且丑也有变成美的未来的必然性[7]。
    这里所论的“丑学”，实际是指美学领域中研究丑、暴露丑以及变现实丑为艺术美的学问，究其实质，就是将丑这个范畴纳入美学学科，成为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丑学的最终指向还是美学，研究丑，因其“也有变成美的未来的必然性”，这样的立足点使得周木斋所理解的丑学，并未触及由西方现代艺术所引发的关于丑的本体论的思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丑学”概念，但这样的反复言说的确可以提醒人们注意传统美学的弊端以及研究范围的狭窄。
    三、“丑学”——“感性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陈望道、朱自清、周木斋等人在20世纪20、30年代首创“丑学”概念之后，并没有引起当时学界的关注，这个在西方现代美学界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而在中国似乎还是片处女地的“丑学”话题此后一度沉寂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当代文艺创作领域频频出现对丑的肆意描绘，审丑才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有关“丑学”理论的研究也在当代学者的手中日臻成熟。
    所以，单从词汇术语的角度来说，“丑学”并不是一个后起的概念，中国近代第一批美学建设者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但由于视野以及时代的局限，当时学者在接受西方美学理论时，忽略或者弱化了现代思潮，并对崛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现代艺术存在一定的隔膜。而中国当代学者由于对当下创作领域中审丑思潮的切身体验以及借助中西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自然较20世纪初年的学者有了更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更多可资借鉴的资源，对“丑学”的研究相对来说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当西方美学由古典形态向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美丑关系发生了时代性逆转，当“美”独占感性学全部的风光时代一去不复返，当审丑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时，古典美学也就被近现代美学所取代。而这一研究倾向的转变，不仅丰富了美学研究的内容，扩展了美学的领域，也使得这门学科得以向鲍姆嘉通始创这门学科的本义——感性学“Aesthetics”——回归。因为感性的世界里本来就是丰富芜杂、美丑并存的，单纯研究感性诸多范畴之一的美而忽略丑，本身就是一种片面与缺失[8]。所以，传统以审美为主的美学模式已经无法涵盖本门学科的全部内容，必然受到冲击与颠覆，“丑学”的兴起不仅导致了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型，也使得学者们意识到应该回到“Aesthetics”的原点，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地理论梳理与学科反思，才能保证学科的未来发展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中国当代许多学者也首先从学科名称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与反思，认为丑在美学中独立地位的获得，已经突破了单纯审美的范围，所以这门学科的名称——“美学”，实已捉襟见肘、不合时宜了，如果继续沿用难免引起误解与混乱，并阻碍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如查新华认为应将学科名称由“美学”改称为“意象学”，曹俊峰则认为“鉴赏学”的名称包容更为广泛。与此同时，更多的学者钟情于回归鲍姆嘉通“Aesthetics”的本义，认为“Aesthetics的科学的译语，既不应是‘美学’，也不应是‘丑学’，而应是‘感性学’本身。”其实，这样的思考本身已经不仅仅是译名的科学性问题了，它关涉到学科内部研究思路与理论视角的转换，标志着学科研究范式的正式转型。
    中国当代学者对审丑理论的关注，不仅源于丑在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中的突出表现，更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新时期以来艺术领域中对丑的大量描绘与展示。刘东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西方的丑学——感性的多元取向》一书，可以看做中国研究丑学的奠基之作，清晰地勾画出了西方文化史上感性与理性、美与丑、善与恶的纠葛演变。其实“丑”不是在现代才突然出现的，“丑学”的历史也不只短短几十年，只不过西方传统用理性的绳索束缚了感性学的多元取向，用唯美的单一视角掩盖了其对立面的鲜活与丰富。但“丑”一直作为一股暗藏的潜流存在，偶尔翻起点点浪花并伺机寻求一个飞流而下的出口。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界对丑的研究已真正触及到了“丑”范畴的独立本质，而不是像20世纪初期的中国美学家那样立足于传统的审美心理去审丑，将丑作为一种情感的消极因素，纳入其美学框架中去，这秉承的依然是西方传统的审美本体论视角。而“丑学”研究的兴盛，目的并不是要排斥“美”的存在，让“丑”一枝独秀占据感性学的领地，而是要挖掘出人类情感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另一面，恢复人生情感的常态。现代学术视野中“丑学”的崛起，不仅扭转了传统美学研究中忽略审丑的偏颇，拓展了感性学的多元取向，也使得本学科朝着开放、动态的现代文化形态迈进。同时，这门学科凭借其敏锐的触角对当代社会、人类情感的变化所做出的积极回应，实已突破了学理的囿限，成为学者对时代性精神的一种深层把握。

参考文献：
    [1]立花铣三郎．教育学[M].王国维，译．上海：教育世界出版所，1901: 29.
    [2]元良勇次郎．心理学[M].王国维，译．上海：教育世界出版所，1902: 45.
    [3]王国维．戏曲大家海别尔[A].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C].佛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315.
    [4]伧父．战争与文学[J].东方杂志，1915(12): 5.
    [5]徐大纯．述美学[J].东方杂志，1915(12): 1.
    [6]陈望道．陈望道文集：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455－456.
    [7]周木斋．丑学[J].作家，1936(6): 1448.
    [8]安丰存，李红英．语言偏离与话语幽默[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139.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