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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张元 来自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弱势客观原因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内部的诸多原因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处于边缘的地位。这种边缘地位不仅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对外阐释受到阻碍，而且也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与主流文学进行对话交流时处于被误读的尴尬处境。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记忆，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汉文化记忆是平等的，甚至有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曾经强烈冲击过汉族的文化统治，同样，汉文化也曾经浸染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一种彼此渗透又各自独立的状态。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主流文化之外的异质文化，可以提供别样的文化价值参照。可以说，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汉文化记忆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少数民族文学还应该注重民俗的书写与体现。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这个民族审美心理和生命情志的物化形态。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中，我们能较清楚地看见这个民族文化的始初的真实面貌。但是，民俗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系统，有些民俗保留至今，而有些民俗则已经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更改或者遗失。所以，对民俗的书写是对民族文化的展示，也是对主流文化遗失的记忆的补充。 值得警惕的是，要深入文化内部，如实的描写少数民族的民俗与文化记忆，而非只为展示奇特的原生态景观博取几声惊叹，更不能逢迎某些群体的猎奇心理而进行歪曲描写，使得整个民族文化被他者“误读”。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坚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展示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而不要盲从泛汉文化，否则，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一味逢迎只能加大了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差距，加重被边缘被误读的程度。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学艺术发展处于多元同构、多元共生的总体趋势之中。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现代生活席卷全球，少数民族一方面不得不被卷入这种现代建设中，经济的利爪可以伸向地球上任何一个偏僻的角落；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面临着现代化生活便利带来的多姿多彩的诱惑，接受各种外来文化。全球化的趋同性正在蚕食少数民族的生活领地，统一的钢筋水泥城市正在代替竹楼木屋的原始村落。全球化推倒各国疆界，带来了很多意料之外的利益，但是，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意义。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所面临的冲击与挑战是无法回避的，全球化带来文化趋同性使得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被打乱，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前途堪忧。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文化间的交流和对话应该是一种双向阐释和平等对话的，但是，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却是强势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或者边缘文化居高临下的单向阐释。这种阐释往往是从强势文化的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出发，而不是从所解读和阐释的对象自在的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出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误读。可以说，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从一开始就处于强势话语居高临下的阐释和误读之中。少数民族文学在全球化风暴中很难再坚持自己的小众风格，甚至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而“我写我族”的言说方式也被打破。于是，他者对少数民族身份的误写与误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加复杂而尖锐；民族文学在当今一体化语境下如何在交汇碰撞中保持本民族的特色更加艰难。 因此，当今全球一体化的语境给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困惑，如何在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把握发展契机，解决好创作主体、主题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命题。民族如何在与世界契合而又保持自己的个性特色更是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比之主流作家的处境更艰难，他们一方面要表现本民族对于现代化的渴望与不可避免被全球化的命运，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本族生存的独特地域与民族文化的人文叙述来达到对民族特性的恪守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每个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具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不同的社会组织，因而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民族性、地域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显著特征，少数民族文学多以本民族生存的地域空间为发生地，多表现独具风情的生活方式与民风民俗，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与性格特征，呈现出远离城市的原生态面貌。少数民族作家们往往通过对民族性、地域性的书写来获得本民族身份的认同。 强调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差异，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民族和民族文学。早在19世纪初，歌德就提出了建立“世界文学”的要求和可能性。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前提条件，乃是各民族文学的沟通、理解和宽容，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世界文学。比如，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德国知识分子和诗人从世界主义的立场思考“民族性”，抵抗“小国寡民”的心态，强调超越了国家与地域的普遍人性，提出要做 “世界公民”的主张。 面对着世界文学和我国文学的迅速变化、发展，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璞与升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多维建构，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我们把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大的语境下，发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受民族文化传统、地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汉族作家相比，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表现出明显的创作思想与技法老化的倾向；而且多数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各自为营的保守状态；各少数民族文学间以及民族内部作家之间交流也非常缓慢，通常都是自我重复自我循环，没有形成有号召力的文学理念，也没有形成云南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强势。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任重而道远。 首先，承担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并不只在对文学形式的把握和张扬，更在于作品中的民族文化底蕴的阐释与多元人生观念的体现。倘若割断了自己与民族文化的血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命也便宣告终结。同时，少数民族作家也不能把视野囿于本民族范畴内，应该突破视野的狭窄与知识结构的单一，用全球化的视角与胸怀来阐述本民族的传奇，用全面而丰富的知识来建构本民族的精神大厦。 第二，要珍惜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少数民族创作既要有优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又要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能够接受的程度，加大推广少数民族语言的力度与提高作品翻译的质量。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母语创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影响较大，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尤其要引起关注。妥善的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作品，扶持翻译作品，实际上就是在保护文化物种。这不仅仅是文学的工作，更是全人类多个民族文化平衡的需要。 第三，要具有入世精神，书写时代发展中的民族。少数民族文学是地球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偏离时代去喃喃自语。 第四，加强现代传媒推介。少数民族文学是“小众”的写作，但是并不意味着是“小众”的阅读。在科技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酒香不怕巷子深”已经成为过往的传说，光靠质量不宣传是不行的。 新的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躲避不开的选择：是被时代同化为一个千篇一律的复制品，丧失自我民族个性；还是把时代的种种新因素整合进民族文化中，重新组合调整，打造既有现代性又保持民族特性的新兴文学。毋庸置疑，我们的选择是后者。但是，选择并不代表完成，这种整合犹如凤凰涅磐，要经历烈火的考验，重生后的凤凰鲜美异常。因此，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中，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加倍坚守地域性、发扬民族性，写出自己的鲜明特色，不可替代的特色，无论低调高调，一定要有腔调。同时，还要突破地域性、民族性，把民族与时代结合，民族与世界结合，书写民族之痛也是世界之痛，歌唱民族之悦也是世界之悦。 （转自：《文艺报》 (责任编辑：张雨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