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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 第四期上的《雏凤新声》，写的是新旧两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妈妈总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自己的看护下幸福地生活、安全地成长，但是，新一代的人有她们自己的理想，有她们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这就有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但是，我发现这冲突里面有很多崭新的元素。《雏凤新声》里的“80后”既追求独立自我，同时又具有非常理性的生活理念。比如，妈妈就跟她讲：“你有没有想过，到越南去宣扬社会主义的建设，这种生活可能永远无法成功。”女儿则回答说：“我怎么没想过呢？但如果那是我选择的生活，我想我可以承受，我需要的是自己的生活，不是成功。”这句话很值得玩味。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拜成功教”，把“成功”当做一切。“成功”也许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个“80后”的孩子对幸福有这样深刻和成熟的理解，很不简单。 《迷雾》这篇爱情小说，则表现出浪漫的情调，让人看到了人物对自己内心欲望的克制，从而叙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小说中的她爱着一个年轻人，但是又羞于表白，疑心他在跟另外一个女孩恋爱，到最后她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喜欢的是自己。在这样的小说中，你会看到对泪水的描写。这是感动的泪、幸福的泪，显示着人物深沉的情感。 《片片枫叶情》也写得非常好。这篇小说面对的是非常复杂的情感经验：母亲和女儿同时爱上了一个成熟的、事业有成的人。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题材。但是，作者写得非常克制，很有分寸。美的东西都是从克制里面出来的，都是合乎分寸的表达。在《片片枫叶情》里面，母女之间互相理解、沟通，就这样，母女之间的情感冲突消解了。母亲得到了爱情，女儿则收获了一份新的父爱。 第六期是维族作家的专号。其中有两篇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阅读印象。第一篇是《左岸番茄》，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北漂的生活，写得很真实，也很曲折。两个相爱的青年，陷入非常贫困的境地。女孩子经房东介绍，去给一个非常富有的、继承了巨额财产的女人去种番茄。这个女人的生活非常空虚。她勾引女孩子的男朋友。小说的情节转换得非常自然，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叙事能力和结构能力。还有一篇小说《伊尔法的日记》，这个小说虽然以日记形式写，但是不烦琐、不枯燥。父亲带着“我”去给爷爷上坟，这个父亲就告诉我在“文革”中爷爷受了许多苦，其实这样的有历史深度、有经验内容的叙事，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第五期上藏族作家的作品，我读了《铁匠的女儿》。这篇小说写一个偏远地区的特殊的少数民族群落的生活。在这里，铁匠、铜匠、屠夫这类从事低贱职业的人，常常会受到可怕的歧视——他们的女儿嫁不出去，他们的家庭没人来往。这种落后的习俗导致了一个令人沉重的爱情悲剧。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就因为她爸爸是银匠，所以没有人敢跟她谈恋爱，更没有人娶她为妻，最后就只好做了尼姑。这个小说写得非常有意思，但是叙述上不自觉，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到了故事讲完了，“这以后我又见过一个终生未嫁的女人，她的原因与尼姑一样，有一个当过铁匠的爷爷，我却未曾听说过有男人因此不娶，大概在这个世界里，女人考虑情感要多一些”，这样的议论已经没有必要了，故事讲完了，小说叙事的任务就完成了，没有必要再如此强聒不舍。 总体来看，在这些作品里，充满历史感、反思精神和政治激情的叙事，还是显得少了些。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在《莎士比亚的政治》中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首先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因为，“政治为所有人性提供自由发展的框架，吸引着最有趣的激情和人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渴望完全描绘人类的剧作家和一切文学家，往往选择政治英雄作为他们的对象。他还说，“必须把握真正有根的人类问题，否则作品将毫无价值，将是渺小的和容易消失的”。我们现在的很多作品是轻飘飘的，缺乏价值感和力量感，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如何从政治上把握重大的题材和重大主题。事实上，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对政治问题的忽视以及政治意识的麻木，这也是制约我们当下创作混沌不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要表现自己民族的特点，一方面要突破自己民族生活的局限性，尽可能把整体经验容纳进去，把人类的一些重要的生存主题容纳进去，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转自：《文艺报》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