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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诺”和“兑现”中寻找文学本体 蒯因在文艺的边缘若即若离地游走了一回，还是无缘地离开了。这是颇为可惜的。 在我看来，蒯因关于本体论的提法，似乎与文学本体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他认为，任何科学家的理论学说，都具有承认或否认这样那样事物存在的某种本体论的前提。本体论问题，乃是关于“何物存在”的问题。但是，讨论本体论问题时，则需区分两种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关于“本体论的事实”，后者则是语言使用中的“本体论的许诺”问题。“本体论的许诺”，乃蒯因提出的著名方案。 这个提法已成历史，可是，我觉得，对探讨文学本体论问题，倒是颇有启发性、合宜性乃至适切性。对照卡勒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语言问题，即“说什么”和“如何说”的“说”，尤其“如何说”，乃卡勒着重关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本体论的许诺”中，即我们“说”“何物存在”中，成为了重要的关键。是否可以说，“本体论的许诺”，就是关于“本体”，我们以“语言”说了、和“如何说”了什么。 或曰，文学乃语言的艺术；卡勒由此进一步说，文学乃语言的“突出”，文学乃语言的综合。这都没有问题。可是，它却难以从本体上，将文学与其他语言严格区分。那么，说文学乃虚构，乃审美对象，乃互文性或自反性的建构，也同样若即若离。是否可以用蒯因的方案，将文学本体论视作一种“许诺”呢？ 不妨试试！ 首先，文学是“人”的产物，更进一步，文学是人为的产物。她本身就是语言构造出来的。她以语言“许诺”什么，就还是以语言“兑现”什么。文学本体，就可以在“许诺”与“兑现”中寻找。 文学理论，尤其如此。理论话语“说什么”，“许诺”着文学“是”什么，我们也就可以在文学中找到什么。只不过，总是像水中捞月，在水中的月色，转眼间变幻了模样。卡勒所举出的几张理论之“网”捞到的本体之“鱼”，在我们眼中，有的活蹦乱跳，有的却似乎失去了生命。 只是文学仍在不停地“说”。文学“理论”，按卡勒的想法，也可看成一种“文学”。我想，“法国理论”似更充斥着这种来自文学的激情。那么，“理论”所说的“本体论”，不妨看作“许诺”。而不停地“写”的“文学”，似乎不在乎什么“本体”，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贡献着“本体论的许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说什么”、“如何说”中，反观其中包含的“许诺”。 德里达以一种无限开放的文学观，似乎消解了文学“本体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构，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结。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恰如科学哲学中那个科学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口号“一切都行”一样，德里达更在文学中“反对方法”。不过，正如“一切都行”，必然悖谬地支持了反命题“一切都不行”一样，“讲述一切”作文学的建制，或者“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也造成了对“什么是文学”的反动。德里达倾向认为，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完全”是“文学”的：一切解释行为都依赖于哲学范畴和哲学的设想。我想，其实，这与蒯因的“本体论的许诺”隐秘地接通了：文学的书写，或显在或隐在地包含着哲学的“设想”；这种“设想”，作者未必有什么明显的意识，但是，却构成了一种许诺，构成了一种诱惑，构成了一种不绝的追寻……其中，自然包孕着关于文学本体的“许诺”。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文学的语言还是以“荒唐言”为核心，即使是“在法的门前”，法律语言所讲述的却是非法律可言的荒唐事。这种“荒唐言”，具有“任何方式”的形式，看起来“一切都行”，却指向着某种特殊方式的“许诺”：你只有如此“体认”、“理解”，它才是文学的。否则，你就不解“其中味”。在这里，“艺术就是克服困难”的名言，应当改为“艺术就是制造困难”——明明倾注了“作者痴”，可是，这团化解不了的“痴情痴意”，“不想”有人能解，因为作者分明设置了重重障碍：“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看似平淡最奇崛，看似荒唐呢？这种欲擒故纵，欲就还推，似乎乃文学语言的一种诡计；可是，也只是“一种”而已。因为文学本就不会屈服于“套路”，不追求简单的“写”与“读”。 那么，作者之“痴”（即无可“言喻”、无法“理解”之意）“是什么”，以什么形式“言”之，都成为不定的，运行、变化中的问题。似乎只能得出“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的结论了？可是，寻求“文学本体“，岂非就是要在变动不居中寻求某种不变的东西的理性力量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