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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充分重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 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相异性”亦有“相通性”。二者的“相异性”主要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环境中形成且适应于中国传统社会之政治、经济状况的思想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在自由资本主义获得较快发展、欧洲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社会大生产发展到较高阶段后所产生的思想体系。迥异的产生环境、滋生土壤，使得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深刻认识和把握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中国传统文化所无法提供的新东西。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具有“相异性”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具有“相通性”：比如，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以及在对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所持有的历史的、辩证的态度等。事实上，也正是二者之间的这些“相通性”，才构成了近代以来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形态化的内在基础和逻辑依据。 近现代以来，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有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支持。但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两大思想资源并不是互不影响地、平行地起作用的，而是互补、共生和会通的。可以说，正是二者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互补、共生和会通，才最终形成了具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由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同样是要努力把这两大思想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形成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我们知道，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但是，作为主要适应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文化形态，不可能也不应简单地直接移植；要使之成为能够指导当前中国人民实现民族振兴的思想资源，必须“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科学的改造和扬弃。[6]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厚今薄古。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7]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方面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使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化，从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8]；“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9]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化，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能否真正实现“中国梦”，能否真正在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推进民族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具体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其中国式提问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继续大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和传统文化精华，这不仅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为重要的是，要始终突出实践逻辑，运用中国哲学和文化智慧来解决实践提出的中国问题。以此出发，需要我们拆除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精华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阻隔，打通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的对话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精华的会通。由此，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会通“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二者之间之会通“如何可能”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在思想和价值分野方面之异同、“如何”打破历史形成的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阻隔、“如何”超越以往研究中“体用论”窠臼的束缚、“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对话过程中实现互容互看、互济相成，这不仅直接关系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之未来，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研究的题内应有之意。 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互诠互释的会通，既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论的完全复归，即所谓在核心价值理念方面完全复古化、儒家化；更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又一次抛弃，以致当代文论在思想文化血脉上与传统文论更加隔膜甚至彻底断裂。具体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之间的“会通”，要注重在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努力：第一是“互通”，即发掘二者在辩证思维、民本观念、知行合一、注重实践、强调集体等方面的相通性，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中国形态化的基础；第二是“互补”，即充分挖掘二者的相异性，努力推动二者在社会功能、学科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相互补充，这是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中国形态化的关键所在；第三是“互融”，即在互通、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综合创新，建构出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此互通、互补、互融三个环节构成的“会通”过程中，既要以历时性的方法探寻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理论前提与内在机理，又要以共时性的方法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苏俄化、西方化之间的根本差异和共同规律，明了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普遍规律，明辨哪些问题可以进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的问题域，又有哪些异域的方法路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