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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讲话》精神引领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社会科学家》 党圣元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承担着探讨、阐述、构建、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术使命,肩负着活跃、拓展、深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实任务。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始终面向不断变动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会通的同时,主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发展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
    关 键 词:《讲话》/马克思主义文论/儒家文学思想/守正与创新/新常态
    作者简介:党圣元(1955- ),陕西子洲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艺学、中国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5年10月,时值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周年之际,新华社又发布了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全文。《讲话》从强烈的问题意识出发,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发展的现状、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体现了当前时代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地位、功能等方面的最高认识,开启了中国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为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重要文献,必将载入历史史册。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全文发布,不仅是我国文艺界的盛事,也是文艺理论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的盛事。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承担着探讨、阐述、构建、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学术使命,肩负着活跃、拓展、深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实任务。作为当下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创新性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形态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对文化崛起的渴望与布局所提出的文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新的历史处境和时代格局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为思想和行动指南,强化意识形态责任,认真研究、深入领悟、积极宣传,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历史契机和思想起点,推动、深化中国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为此,我们需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始终面向不断变动中的文艺、文化和社会现实,在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儒家文学思想会通的同时,主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文化研究发展中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过程中承担起应尽的使命和职责。
    一、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是探索如何实现富于时代特征与民族精神的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构建出富有时代特色、适应当前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需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话语”,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当代形态化”。对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重读、细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真谛和精神实质,努力在马克思文论研究与文艺批评中通过向“回到马克思”借力,达到实现“发展马克思”文论学术创新与学科推进的目的。有鉴于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守正”与“创新”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守正”中坚持“创新”,在“创新”中做好“守正”。
    反思几十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曾经走过的弯路,在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教条地“屈从、顺从原典”,抛开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创新的时代要求和时代课题,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过度依赖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内涵的解读与阐释,把马克思主义文论变成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时代精神相脱离的“文本解释学”;二是抛开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而片面地强调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时代和实践背景下的原有理论判断,认为“回到原典”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缺乏“现实观照”的、“为文本而文本”的经院哲学。以上两种倾向的共同缺陷在于,它们均割裂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守正”都是“创新”的必要前提。所谓“守正”,“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1]只有“守正”才能正本清源,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原典”的源头活水;没有“守正”而空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导向“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同时,“创新”才是“守正”的目标,只有“守正”而没有“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容易走向“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因此,“守正”或者说“回到原典”,绝不是仅仅为了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服务于更为深远的理论目标——“发展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回答新的时代课题。
    今天,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之下,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根本途径,更应当努力做到“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实现“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的统一。那么,应该如何通过“回到马克思”并实现最终“发展马克思”的目的呢?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1885-1971)就在其《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首次倡导要“返回到马克思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产生了一种十足的和完全任意的主观主义……但如果今天马克思主义要再次成为一种哲学发展的活力,那么必须在所有问题上返回到马克思自身。”[2]卢卡奇所谓的“返回到马克思自身”,目的是为了重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本体论,这在当时西方修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风行的时代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合理意义。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回到马克思”,与四十年前卢卡奇所谓的“返回到马克思自身”不同,它有着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回到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当年的文本和思想,而是立足于当前新的经济社会状况、时代精神和实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原典精神”切入中国的“当下现实”,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中国形态化”提供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换言之,我们所说的“回到马克思”是一种当代语境下的“回到马克思”,是站在当代思想的前沿阵地和理论高点去回溯历史,或者说,“回到马克思”是与“发展马克思”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将“回到原典”和“切入现实”相结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在赋予原典著作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不断进行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和话语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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