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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给文艺界人士做了两次报告，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这不仅是一篇改变中国现当代文艺走向的政治性文献，也是我党长期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性文件，至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斗转星移，中国早已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文艺形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这种背景下，重读《讲话》，一是为了“不忘初心”，二是为了回应新形势下中国文艺向何处的问题。 《讲话》的基本精神 20世纪40年代初期，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为了统一认识、整顿思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整顿党的作风》（1942）和《反对党八股》（1942）等著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等主张，1943年又从整风发展到对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的学习，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这次运动对我党确立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接下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文艺领域的整风运动，明确阐述了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这对根据地文艺和解放后的人民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第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讲话》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在此之前有两种对待文艺的态度，一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新文学看成是现代启蒙价值的承载者（“化大众”），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争论中突显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前者强调新文化的价值内涵，后者强调新文化的传播效果。《讲话》进一步回应了这些问题，把人民大众作为文艺服务的对象，这里的人民有具体所指，“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农兵、工农联盟既是人口的大多数，也是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这种为人民的文艺与根据地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对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要从为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创作转向为工农兵和干部创作。这是人民文艺区别于其他文艺的根本特征。 第二，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与政治、经济领域中确立工农兵主体一样，文艺领域也要以工农兵为主体，这需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创作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作品，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如《讲话》中所强调的“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就颠倒了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与人民大众作为被启蒙者的权力关系，文艺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二是要用工农兵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创作，也就是用“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艺实现普及化、大众化，这就涉及到如何从民间文化、群众文艺中汲取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的问题，创造出一种既不同于外国的又不同于传统的新文艺形态，这直接影响到对于民间文化的发掘和借鉴上，而且普及与提高也存在辩证关系，需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第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涉及到党如何管理文艺的问题。《讲话》一方面强调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把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作为两条彼此平行、又密切呼应的战场，指出文艺是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另一方面指出文艺所携带的政治性和阶级性，文艺要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当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的内涵也是变动的。另外，《讲话》也特别提到文艺批评的意义，用“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来判断文艺的好坏。把政治放在前面，并不意味着文艺教条地图解政治，不追求作品的艺术性，“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也要统一起来。 《讲话》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应用到文艺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把人民放置到文艺创作的主体位置上，这里的“人民”不再是五四时期需要被启蒙的大众，而是历史的、能动的主体。《讲话》指明了文艺工作者必须与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才能变成合格的文艺工作者。这种以人民为主体的文艺实践，成为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文艺发展的主旋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