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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的方面说，当代文学也是一个特殊的“典型论”，它是社会学不小心遗漏的一块荒芜之地，也是政治经济学亢奋话语不屑一顾的致命细节，更是文化产业不拿正眼瞧的人文软肋。 这里似乎有个误区需要加以说明，泛泛地看，叙事类文学不可能没有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并且也不存在何样的典型人物和何样的典型环境的问题。强化“典型论”，是因为文学面对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仍以一般的人性论、批判论和转型论、城乡二元论、类型论来观照现实，城镇化牵动的微观社会阶层乃至行业集团内部具体分层所形成的固化就会成为文学的盲区。要说文学思想的整体性丧失，其实就在这里发生。我不明白，人们普遍对文学摇头，原因究竟在批评家还是作家，但经过一些仔细研读发现，多半原因可能在批评家那边。第一，今天的批评文章非常繁盛，几乎是先有批评文章后才有作品，当以上提到的几论赫然占领大小版面之时，实际支撑作品的“典型论”，顿时被消解了，给人的印象反而是文学性好像只能是大而化之的那么几条原理。第二，诚如前文所言，今天不管哪个代际的作家，一上手基本都是扑着“文化”而去，写半天，其结论不外乎找情节、细节为自我确认赋形，全然不顾个体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支持。理论批评在这个写作流水线中，非但很少质疑，而且多为推波助澜之作，好像认为不管什么文化，只要有很多人认可，就是“文化自觉”，紧接着文化包治百病的意识形态便形成了。岂不知，正是理论批评的顺水推舟，不但制造了批评的虚假繁荣，而且严重遮蔽了使文化成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根源，文化以及文化叙事反而成了赤裸裸的消费品，它的价值指数、精神航标，就此被窒息，它能动于现代文化与现代社会机制建设的启蒙功能，也就因过于分散而显得非常羸弱了。 升玄的《越秀峰》也许读者还比较陌生，不妨以此为例稍作解释。卓尔婉与丁香婵同为医学院毕业生，也同在某医院就业。卓尔婉出身农村，一直被浓厚的宗法文化所熏染，因为弱小，从小便养成了想要强大必须多点心眼、敢于制造潜规则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一个性格养成一遭遇机会，潜能便被激发出来了，会来事，知道怎么摆平上司，对她来说几乎顺理成章，于是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算是跻身到了“成功人士”队伍，这对她来说是常理。丁香婵家境没那么悲惨，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她有差不多的文化环境，也几乎从小就知道什么是自重自爱，对于医院的那套“潜规则”，她是懂也装不懂。当然，她也没那么纯粹，消费主义那一套也是掌握熟练、得心应手，类似尝尝鲜之类的事，她也没少干。不过，她的确不愿通过“潜规则”实现那个所谓的“成功”。这是俩人的区别。很难说，如此不同选择，是他们自主的价值判断，也很难说摆在她们面前的就现在这一条路。摸索小说叙事经络，作家不过力图聚焦那么一种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在这关系中，读者才会明白理想、信仰一类东西，实际上早已被比理想、信仰更强大的东西所揉碎、消解，剩下的只是如何求得基本的生存权的问题。这样的叙事，可不好随便当作一般的官场小说来读，也不便当作通常所谓“于连式”道德堕落样本来审视，毋宁说，它是权力无处不在的象征。这与我们兴冲冲大谈特谈“内在性”好像太不合拍了。事实证明，这一种典型现实，正是无数芸芸众生无法申张其内在性诉求的本质性限制。 转述这些想说明什么呢？说明现代性在我们这里还基本未曾扎根，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多数文学缺乏聚焦探讨一个问题的微观视野，或者说微观视野被不着边际的左一个人性批判右一个人性批判打散了，丧失了在现今具体社会结构深处打量人的能力，导致一个具体的人，现代性诉求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越秀峰》的确没有过长的历史流程，但它凝聚了一个个体与其环境之间共同生长共同腐烂的机制本身。毋庸讳言，特别是近年来，类似理想、信仰的叙事，实乃是把“典型论”推向文学边缘的始作俑者，结果造成了文学力量远逊于社会学的现实，《沧浪之水》（阎真）、《越秀峰》一类适合并有效作用于当前社会分层的作品，反而成了既断之香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