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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古时期，波斯作为诗国，其诗歌艺术成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海亚姆的《鲁拜集》为例，探讨波斯诗歌的经典生成，以及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鲁拜集》经典生成与传播的重要媒介是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正是借助于菲氏英译，《鲁拜集》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并在我国出现了繁荣的翻译格局以及经过转译而形成的被广为接受的优秀译本。本文还通过对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的考证性研究，探讨其翻译策略对于《鲁拜集》这部经典在中国的传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认为《鲁拜集》在英语世界的经典重生以及在中文世界的广泛译介和传播，都为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波斯诗歌/海亚姆/《鲁拜集》/生成与传播 基金项目：本文是作者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号：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笛，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 波斯是世界上有名的文化古国之一，素有“诗国”之称。波斯位于亚洲西部，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处。但中世纪的波斯诗歌是指中世纪用波斯语进行创作的诗歌的总称。波斯诗人的创作不仅影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而且影响了西方文坛。“在西方，从歌德以及其他诗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魅力和纯情抒情诗的影响。”① 中世纪的欧玛尔·海亚姆生前并不以诗歌创作而闻名，而是从事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工作，曾在宫廷任太医以及天文方面的职务，还曾修订历法，筹建天文台，长期以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而闻名，是第一个提出代数三次方程式理论的人，被誉为“整个伊斯兰统治时期最杰出的数学家”②。他尽管曾经以自然科学家而闻名，但是，“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任何重要成果，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所以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Голубев 1)。而他所创作的诗歌，同样完全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他之所以能够有机会从事诗歌创作，是因为他一直受到宫廷的眷爱。据传，他还在乃沙堡城学习的时候，与一位后来成为首相的同学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个同学就是乌穆尔克(Nizam-ul-Mulk)，后来做了阿尔普·阿斯兰苏丹(Sultan Alp Arslan)的首相。这位首相要表示对海亚姆的善意，可是海亚姆对首相说：“我不要什么高的职位和荣誉，只请你给我一份不大的年金，使我能将我的一生贡献于诗歌和研究”(转引自鹤西 3)。于是，首相给他安排了优厚的年金和住处，使得他能够倾心从事诗歌创作和学术研究。海亚姆作为自然科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也在一定意义上相得益彰，诗人的想象力拓展了海亚姆科学研究的空间，促使了他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发明。而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又使得海亚姆诗歌创作显得严谨，诗歌意象包罗万象，而且，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重视考据论证、逻辑推理、演绎。这在自然科学成就和常识还不是十分普及的时代，显得异常可贵。正是因为科学家的身份，以及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使得他的诗歌创作不必敷衍塞责或者趋炎附势。 海亚姆创作所用的诗体，是鲁拜体，即一种四行诗体。有关鲁拜体诗歌的生成起源，学界历来存有争议。这一争议主要体现在伊朗学界与他国学界的分歧。鲁拜体与我国的绝句存在相似之处，当年郭沫若翻译《鲁拜集》时，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在诗集的序言“诗人莪默·伽亚谟略传”中写道：“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寻出我国刘伶、李太白的面孔来”(11)。而且，鲁拜体的兴起也主要发生在中国唐王朝控制西域中亚地区之后，所以，不少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杨宪益先生就曾撰文，认为鲁拜体的产生有可能受到唐绝句的影响。而且，他还在文中提到，意大利学者包沙尼(Alesandro Bausani)也持这一观点，认为鲁拜体可能来自中亚的西突厥，与唐绝句同出一源，而且是受到唐绝句的影响而产生(杨宪益 25)。我国学者穆宏燕则从二者之间的外在形式、起承转合的内在结构、表现内容的内在精神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深入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可能关联。而伊朗学界则坚持否认这一关联。“伊朗学界普遍认为波斯四行诗源自波斯民族自身的民歌‘塔朗内’，认为民歌是一个民族的诗歌的最早生发源头”(穆宏燕 256)。 海亚姆的鲁拜集充满着哲理色彩，并且闪烁着人性的光彩，确实“包含了哲人的迷惑和诗人的潇洒”(黄克孙 2)。尽管同中世纪其他波斯诗人一样，其生成与伊斯兰教中一个影响很大的神秘主义派别苏菲主义不无关联。但无论从内容还是诗艺来看，欧玛尔·海亚姆似乎都不是为中世纪的人们所创作，而是为现代人所写的。于是，七个半世纪以后，直至19世纪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将其诗歌译成英文之后，其诗人的地位才得以确立。 菲茨杰拉德的英文译文共有一百余首，那么海亚姆的原著《鲁拜集》是不是一百余首呢?答案是否定的。张鸿年翻译的《鲁拜集》是从波斯文原版著作翻译的，共收诗380首，是菲茨杰拉德英文译本第一版的五倍。海亚姆《鲁拜集》的其他英译本数量也较为可观。怀恩菲尔德(E.H.Whinefield)的英译本收诗500首，尼古拉斯(J.B.Nicolas)的英译本收诗464首。相对而言，《鲁拜集》的俄译本更为壮观。乌兹别克科学院翻译的俄文版《海亚姆诗集》收诗453首。③该书由五位翻译家合作翻译，其中第1-190首由鲁米尔(О.Румер)翻译，第191-202首由特霍尔热夫斯基(И.Тхоржевский)翻译，第203-222首由杰尔扎文(В.Державин)翻译，第223-350首以及第381-453首由普利谢茨基(Г.Плисецкий)翻译，第351-380首由斯特里日科夫(Н.Стрижков)翻译。而目前收诗最多的一书是戈鲁别夫(Игорь Андреевич Голубев)翻译、于200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海亚姆《鲁拜全集》④，共收诗1306首。戈鲁别夫认为菲茨杰拉德的翻译是“意译”(Голубев 3)。所以，他本人在翻译中，主张尊崇原文。戈鲁别夫的译本是通过计算机分析技术，对中世纪“鲁拜集”手稿进行甄别考据之后而翻译的。由于中世纪的波斯不同于现在的伊朗，还包括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而这些中亚国家曾经是苏联的版图。所以，前苏联或现在的俄罗斯的有关学者在波斯诗歌收集、翻译和研究方面的优势以及突出成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