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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使命，而讲好农民故事、传播农民声音，更是中国当代文学所要担当的重要职责。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发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方针指引下，随着农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自我意识大幅度提升，农民自发写作的文学现象蓬勃发展起来。例如，重庆滴翠文学社已坚持了30多年，出版长篇小说13部、个人专集50余部，吉林省榆林市的农民作家数量已占到全市作家的30%，云南省农民作家已超过500人。层出不穷的农民写作者中，除了被媒体热议的余秀华、范雨素，还有在工地上用手机写作的马慧娟、买不起书就通过听收音机提高文学修养的姜兰芳，以及在废弃的学生作业本上写作的周春兰等。 文学创作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让农民自己言说自己是共和国文学史上一个响亮的号召。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就说过，“乡间的农民……不仅是很好的散文家，而且是很好的诗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大力扶持，都是农民写作繁荣的外部条件，而对文化传统与乡土文学资源的继承与发展，则是农民原生态写作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与通常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些农民写作者靠务农、开小店、干建筑、当保姆等体力劳动谋生，是真正的农民自己开口说话的“我手写我心”之作。想农民所想、愿农民所愿曾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优秀传统。例如赵树理就曾立志做一个“文摊作家”，柳青为写《创业史》举家在陕西皇甫村一待就是14年。但自20世纪末市场经济转型以来，这种经验性写作伦理在乡土文学创作中被逐渐淡化，创作者住在城市高楼大厦中，靠新闻媒体、道听途说、流行语铺排的“二手”乡土书写与日俱增。文学艺术中的乡村要么成了专事“乡村爱情”的插科打诨所在，要么与苦难、残酷、暴戾、阴郁同行，成了滋生负面情绪的文化土壤。农民鲜活的生存现场被理念化想象所遮蔽，乡土文学变得不那么“乡土”了，这也是不少乡土叙事最遭人诟病之处。 然而，身处乡间的农民写作则与前述情况很不相同，沉甸甸的生活本身就是他们天然的文学资源，这种原生态的“在地”感受完全不同于文人俯下身子的低姿态，或采访报道的刻意行为，是本色、本真的自然流露。在这之中，像陕西农民侯永禄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是从10岁时就开始写日记的文字辑录，对60多年来农村变迁进行自然记录，为农民生活保留了一份可贵的原始档案；安徽农民郭道学的《我家的土草“窝”》，写尽了一个老农经历中的我见、我闻、我思、我感，没有文人修饰与功利性目的，庄户人家的日子自然、自为地流淌于笔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