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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沉入生命的写作伦理是最值得珍视的。这样的写作与现实生活息息相通，并出之于创作者不得不发的创作冲动；与创作者的生命体验合而为一，写出创作者观察和理解的整个世界；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巴尔扎克般的、社会书记员式的写作，有力量、有思想、有高度；是一种毛茸茸、活生生、充满穿透性和整体感的写作。重建英雄叙事，需要作家们对当今伟大的时代和火热的军旅生活做出细腻的书写、精准的概括和富于思想高度的超越，塑造出闪耀着人性光芒和理想光彩的英雄形象，建构起丰饶且深邃的文学世界。” 一 围绕着“人性”与“英雄”这两个关键词，新时期军旅文学曾经进行过艰辛的探索与博弈，最终在“英雄是人”的旗帜下，完成了人性的启蒙与英雄的祛魅。正如李泽厚所说的：“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时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可以说，新时期军旅文学的英雄祛魅正是围绕“人性”的主题延伸拓展开来的。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反拨长久以来“政治话语”的规训和异化，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体命运和个人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家军歌”的唱响和以朱苏进等人为代表的“大院小说”作为当代军旅文学英雄叙事主潮之外的一种变调，较为敏锐且及时地触及了军人伦理的职业属性；但是“农家军歌”写作因为对农民军人狭隘性、功利性的过度戏剧化表现和片面的价值评判，丧失了对军人职业一般属性和生活基本面的把握。“农家军歌”与“大院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扭曲的职业意识引导下，描绘出军人身份转换后的庸碌人生。和平生活的长期延续、文学观念的向内转、对人性的过度强调，消弭了军旅文学的英雄特质。作家们往往将战争乃至军旅生活本身都作为背景，关注和试炼的仅仅是其背后蕴含的诸种人性可能。“人性”与“英雄”这两个关键词宛若天秤两端的砝码，“一边倒”的结果就是整体失衡。因之，英雄叙事的面目越发模糊，数量稀缺，质量孱弱，更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佳作。 2008年，我将自己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命名为《重建英雄叙事》，书中收录的都是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期间的文章。彼时的我还是一个热血激荡的文学青年，怀揣着浓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有感于当代文学中英雄话语落寞寂寥的情状，我开始在一系列文章中观点鲜明地批评文学叙事中的祛英雄主义甚至反英雄主义倾向，行文甚至咄咄逼人，不惜指名道姓；与此同时，我也尝试着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探索建构英雄叙事的新空间和新向度。伴随着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持续繁荣，我一度看到了“重建英雄叙事”的希望与可能，于是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军旅文学写作伦理的研究，后来便有了2014年出版的理论专著《英雄话语的涅槃——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当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检视当下的文学创作，我以为“重建英雄叙事”不仅尚未完成，而且仍然任重道远。再谈“重建英雄叙事”，也便有了几分孤独悲壮的味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