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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问题的西方化” 此外，值得深思的是，“西方”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或方位指称。在高建平看来，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的俄国文学理论并不被看成是“西方文论”，但俄国形式主义却被看成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被西方看中的就变成“西方”，没有被西方看中的就变成“东方”，这使俄罗斯文论变得极为复杂。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王宁也认为，“西方”的限定非常重要，它既牵涉到复杂的地理概念，而且对于一些国籍身份复杂的理论家，也需要认真处理。 高建平表示，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逐步成为强国，其将自身文明观念的理论和方法输出至非西方国家，“西方”概念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而后，西方文论家关注中国问题，也旨在反思“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祛除自身研究中的主观性遮蔽。所以，研究者有必要回到事实本身，将“西方”还原为一个过程，分析“西方”概念的形成。 王宁则认为，即使现在，西方研究者在面对中国问题时仍有较强的主观性，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并没有参考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仅参考中国学者整理的文献汇编，在学术观点和理论架构上完全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研究。这种只参考材料、不参考方法论的阐释方式，对于中国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需要从‘中国问题的西方化’切入，进而梳理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曾军提出，其中既包括批判西方文论对中国问题的曲解和误释，也包括剖析中国问题对西方文论知识生产的参照和启发。在研究过程中，反思中国学者将“被西方化了的中国问题”照搬为自己的问题意识的现象，同时以中国问题为媒介，探索中国学者与西方文论所可能展开的对话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