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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复杂纷乱的现实面前，缺少深刻整体的观察分析与把控能力，有茫然、无所适从的困惑。不能够在社会生活茫荡的时候，拥有切问近思的自觉，表现不出转释成智的能力，创作就会陷入一种近乎事务性的单纯呈现中。 我们虽然不能要求报告文学只是对那些焦点的政治、急迫的民生话题表达，可是，政治和民生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社会话题最为敏感与关注度极高的对象，也时常是报告文学展现自己个性力量的地方。当下报告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的乏力是一种遗憾。 报告文学是对真实事实的描绘表达，但对真实事实的选择取舍却需要花费心思。报告文学创作从开始选择题材，就需要作家融入其中，艺术方式的开始同步于选材甚至更早。 比起报告文学创作的收获来说，报告文学的批评表现薄弱，未能及时系统地给不少包含了丰富内容的作品以理论解读与阐释，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深入发展不够。” 世界上的事情，一切都处在发展的过程中。这期间的起起伏伏，曲折改变和发展道路，或许就是历史的痕迹。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在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的萌生和八九十年代的强势崛起之后，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缓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报告文学既不像开初那种新锐品种的勃发情形，也缺少了此后在国家处于战争岁月与思想政治变革中的强劲呐喊与声援作用，逐渐地转入了更加接近作家自我社会驱动选择和文学表达的范式当中了。因此，报告文学创作虽然还保持着不断推进的步伐，但其社会影响和声威在减缓；报告文学活动耕耘的天地在扩大，但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却较少有明显特别的轰动突破；报告文学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有探索追求的努力，可似乎较少强悍的表达与影响；报告文学在文学表达的方式上有所用心，可似乎在艺术手段掌握和表现过程中仍然需要认真用心地寻找。 铁肩担道义 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公共意识和努力影响社会向和平文明进步发展的自觉要求非常明确，强烈分明的社会性是报告文学立足和发挥自己独特个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是报告文学实现自身特性价值的很好舞台。 小说、诗歌等文学体裁创作更多建立在作家个人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感受之上，与之相比，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是从一开始就要求作家面对社会公众的一种介入性言说创作。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公共意识和努力影响社会向和平文明进步发展的自觉要求非常明确，强烈分明的社会性是报告文学立足和发挥自己独特个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是报告文学实现自身特性价值的很好舞台。在上个世纪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报告文学这样的特性在瞿秋白、范长江、夏衍、萧乾、徐迟、黄宗英、理由、赵瑜等作家的作品中已经有许多明显的表现，在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都留下了清楚的痕迹。报告文学需要继承这样不游离于社会现实，不逃避现实社会矛盾而退缩到自我，努力在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发展中发挥的传统。 这种在较大的范围内，从国家民族的整体立场角度观察、感受社会生活存在现象的自觉，虽然滥觞于报告文学萌生之时，在此前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成果辉煌；但即使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比较兴盛的时期，今天看来，一些作家的创作中，虽然用心用情急迫，参与现实生活深入，但不时还存在偏颇与情绪化的现象。不少简单地呐喊呼吁与主观的评判，致使某些放眼国家全局和普遍民生的作品处于激情洋溢而缺少冷静理性的思考总结状态，存在明显的主观局限性。世纪之交前后，因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与调整，报告文学创作也开始冷静理性和再兴起来。赵瑜在《强国梦》中最早思考忧患中国的体育运动方向和体制弊端之后，又在《马家军调查》中，通过对辽宁女子中长跑运动队起伏曲折以至衰败的道路探析报告，再次深化了自己对中国体育体制针砭求变的主题。王宏甲在《中国教育风暴》和《教育的良心》中先后对中国教育从传统体制到实际教学现场的追问思索，引发了教育寻找变革的潮涌；梅洁在《西部的倾诉》中对西部女童教育面临的危机；金辉在《恸问苍冥》中对国人在抗日战争的苦难年代不少麻木软弱习性的反省考量；陈桂棣在《淮河的警告》中对淮河遭受严重污染向国人发出的警告呐喊等，都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面对与拷问社会中存在现象的表现。为国承担，为民呼吁，一直是报告文学的责任立场所在。 比较自觉和坚定地推进立场，力求真实生动地表达国家民族经历和重大事变的还有何建明的创作。面对国家各种矿藏资源被无序乱挖乱采，遭受巨大破坏的情景，他焦急地写下《共和国告急》；此后为贫困大学生呼吁解困的《落泪是金》；报告三峡建设移民情形的《国家行动》；历史地追踪余秋里在国家石油开发进程中突出贡献的《部长与国家》；动情地叙述2012年利比亚战争危机中，中国政府全力救护撤离中国侨民壮烈情景的《国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真实揭露当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暴行的《南京大屠杀全纪实》等，都充分体现了何建明关注国家民族利益的浓厚情怀。这种关注民生冷暖和国家事务的自觉，恰是报告文学社会性的需要与特长。 这样出于国家民族立场利益的报告文学叙述还有很多。李鸣生的“航天系列”报告，王旭烽真实报告革命女性不屈不挠甚至舍生追求信仰的《主义之花》，徐剑感受思考青藏铁路建设的《东方哈达》，邢军纪记述对现代科学具有奠基性作用的科学家叶企孙的《最后的大师》，杨晓升考量“只生一个孩子”政策无奈与局限的《只生一个孩子》，陈启文对国家粮食生产销售储存等问题进行考察的《共和国粮食报告》，李春雷追踪任仲夷的脚步书写改革开放的《木棉花开》，铁流、徐锦庚追踪《共产党宣言》最初在山东乡村流传情景的《国家记忆》，李延国、李庆华回顾冀鲁豫根据地战争历史的《根据地》，丰收书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伟大贡献的《西长城》，张雅文从反省评判的角度展示不同二战历史观的《与魔鬼博弈》，黄传会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我的课桌在哪里》，胡平反省中国社会历史负载的《千年沉重》，秦岭关注并积极改变地方群众用水困难的《在水一方》，李青松对外来植物正在产生巨大危害情形而发出警告的《薇甘菊》等，都有很浓重的国家关注特点和对价值弘扬的努力，国家的形象性格和精神情感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是精彩的中国故事的真实文学书写。 还有党益民的《守望天山》、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刘先琴的《玉米人》、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等，在对一个个真实的人物信仰追求及思想感情的表现中，具体地表达了国家意志和精神品格，以小见大，用报告文学的方式书写描绘着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性格，因此同样是一种大感情的表达。 报告文学创作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创作态度和行为，在不少文艺作品表现出过分自我与轻浮之时，显得分外的庄重和真诚、纯粹和清醒，表现了突出的国家民族和社会使命担当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