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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上海方言写作的《繁花》和使用大量的四川方言《我们家》均在参评作品名单中，而《繁花》最终获奖。作者金宇澄也惊讶于，这本大量使用沪语写成的小说，却得到了不少非上海读者的追捧。 其实，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坛上开始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方言小说”，“方言写作”成为文坛一时之热。莫言、余华、张炜、阎连科、韩少功等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借鉴和使用方言资源。同时，争议也随之而来，方言写作是锦上添花还是多此一举？方言写作是否存在局限性？方言写作如何把握好“度”？针对以上问题，记者采访业内专家进行探讨。 价值 体现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方式 “文学创作离不开方言。”《咬文嚼字》杂志执行主编黄安靖认为，很多作品都有方言的痕迹，很多作家的创作带有一定的方言特点。如鲁迅的作品里就有很多绍兴话，沈从文的作品中就有许多湘西方言，老舍作品里的北京话色彩很鲜明，莫言作品里山东话味道非常浓厚，贾平凹作品中的陕西话特色更是十分明显。古代也一样。比如《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都带有方言色彩。在古代，小说一般不署名，或署化名，现在许多学者就从小说中的方言入手，考证小说的原作者。 为什么文学创作离不开方言呢？这主要是由话语的“表达力”决定的。文学创作过程，其实就是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的过程。一个人掌握一种方言，现在大都还会普通话，有人还会说一两门外语。他掌握得最好的是哪种“语言”？一般是方言。因为方言是他习得的“第一语言”，开始说话就学，融入了生命之中。 并不是说普通话表现力不强，而是说方言是人最早习得的“第一语言”，掌握得最好，最能准确地表情达意。文学创作是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最高层次，作家在作品中使用方言，是为了准确地“表达”的需要。 在陕西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杨辉看来，正因为使用方言，才让读者感受到逝去的旧上海的世界，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杨辉认为，文学中方言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而代表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方式，体现作者的“想向读者敞开的世界”，如果变成普通话写作，会丧失原有的调性和韵味。他举例，金宇澄在写《繁花》之前已经有20年左右没有进行小说创作。弄堂网是一个上海方言网，他从最初发帖，开始尝试第一次用上海话写作，越写越有意思。也是因为沪语写作的关系，这本书才能在三个月内迅速完成初稿。 金宇澄也曾谈到，作品中沪语特色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独特性”，“《繁花》是一部用上海话思维写成的小说，与普通话的思维大不一样，之前有人尝试，叙事时用书面语，对话时用方言，而《繁花》全部用方言句式完成，虽然也担心方言色彩太强，会拒绝其他读者，尽量改到与普通话同步，但是句式始终与普通话不一样，有语音的特征。每种语言都有它特别好的东西，有些内容用普通话表现，味道会淡下来。《繁花》的文体，是碰巧找到的。” 同样，在陕西作家中，例如贾平凹作品中使用的方言，以改造后的商洛语言为主，陕西方言中存留下很多古汉语的表达方式，语言文白夹杂，很多作品是陕西方言的结构。例如《秦腔》《古炉》中没有宏达叙事，都是靠细节推进，方言恰好能够表现细节。而莫言作品中，“铁撮子”、“钢精锅”、“笤帚疙瘩”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日用品，“灰挂”则是日常生活中对灰尘的方言称谓，这些方言让莫言的小说沾染了更多的生活气息，也更贴合小说中农村民众的生活。 文化学者、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主编了《天津方言词典》，在天津档案馆的天津方言语音建档工程中担任专家组的组长。在编写《天津方言词典》过程中，通读了冯骥才、蒋子龙、航鹰、林希、肖克凡等一系列天津本土作家的小说，从中感受天津方言在语言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并且把其中精彩例句收入词典。文学离不开语言，文学作品以塑造人物形象为重心，口语、对话以及使用的词语正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巧妙运用方言能更好地体现人物性格，同样也能体现出方言的特色和魅力。天津方言的简洁明快幽默诙谐和富有表现力在天津本土小说中得到生动体现。这些作家的方言写作丰富了天津方言，把天津方言当中的精华吸收，用文学作品呈现出来，对天津方言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对语言生态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