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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殷商开启了文字书写的文学时代 ●主持人：傅先生刚才说到青铜器铭文，认为后不如前。我想这跟文字载体和书写工具的变化也有关系。还有，你讲的《诗经》《左传》的艺术成就，这一点我很赞同，我看了很多后来的小说评点，都很明显地受到史传文学的影响。可以说，先秦文学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以上还是宏观的概论，讲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口头文学和文字记录的文学不同，商代文学和周代文学也不同，那么文学精神有没有变化呢？下面请二位先生再具体、深入地展开讨论。 赵敏俐：要对先秦文学作出更全面的认识，我想还要将先秦文学进行细分，分成两个大的时间段。第一段是殷商以前，我们可以称之为口传时代的文学。对口传时代的文学进行研究，这一工作我们目前重视得还远远不够。比如像《诗经》中的“兴”，它的产生有两个传统，都源于口传时代。一个是文化层面上的，起兴的意象背后都有古代文化传统的遗留，采用的意象都有文化蓄积。另一个是技术层面上的，《诗经》作为音乐文学，保留了许多口传时代的特征，“兴”就是口传时代才形成的诗歌技巧。这是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东西。第二段就是书写时代的文学，它又可以细分为殷商文学和周代文学两个阶段。商和周的历史跨度都比较长，但是他们的文化制度不一样，需要我们结合文化制度对这两段的文学进行分析。殷商时代是中国有文字书写的文学时代的开始，它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作为这一时代的文学，至少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典册散文和诗歌这四大部分。一般人总认为甲骨文记载简略，青铜器铭文也不多，叙事功能不强，由此忽略了它的文学价值，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从书写文学的源起来认识它的奠基意义。此外，殷商时代还有没有内容更为丰富的文学书写呢？自然是有的，那就是典册。我们知道，现在流传下来的殷商文字实物只有卜辞和金文，但是卜辞专记占卜内容，金文仅记载与某一青铜器铸造有关的情况。我们要问，殷商时代的其他国家大事难道就不记吗？如果记的话，用什么记载呢？是典册。对此，周初的文献《尚书·多士》里说得很清楚：“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殷商时期的主要文字记载应该是典册，未必是甲骨文和金文。这种情况，以周初的文字书写材料相佐证可以证明。周初的文字书写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写在简册上的国家大事记载，比如现存《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一种是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还有一种是用于占卜的周原甲骨。在这三种当中，传下来的最成熟的文章，还是书写在典册上的《周书》。这说明，商代虽然只留下了《盘庚》这样一篇最可靠的典册文献，但是还有一些相关材料可以证明殷商时期的叙事文学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高度。另外，经过多年研究，现在的学界已经基本证实了《商颂》是可靠的商代文献，只是经过了后人的整理。而且，近年来新出的考古资料很多，其中有很多青铜器、乐器和诗歌创作相关，还有与乐器随葬的歌舞艺人，这些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相互发明，可以形成“证据链”，我们可以据此做殷商时期歌舞艺术和歌诗的研究。所以我们说先秦文学是一个高峰，不是空口无凭的，而是建立在考据和论证基础上的。 傅道彬：先秦文学自身有内部的发展轨迹。比如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在刚刚建国后多么的雄心万丈，前不久清华简公布的《耆夜》里，姜尚、毕公、召公等悉数到场作歌，形式非常完备，情感非常豪迈。孔子称赞的“二南”也是如此，感情的波澜起伏不大。但是到了东周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作《变风变雅与春秋文学的精神转向》，就是说变风变雅到底变了什么。我觉得有两点：内在精神变了，审美风格变了。精神上，早期的雄心万丈、从容不迫没了，完全成了感伤的那种黍离之悲，屈原式的感伤都有了，《小雅·北山》就是很好的例证。再者就是审美风格变了，三颂诗喜欢用大、高、巨、百、万等字眼描绘硕大无朋的自然景象，而到了“变风变雅”，则开始局部地、细化地描绘生活，艺术上最大的收获也是自由写实主义美学风格的成熟。以往《诗经》的研究者说到《诗经》的艺术成就，往往只强调比兴艺术。其实“比兴”只是一种历史的艺术传统，相较于比兴的浪漫写意，“赋”的工笔写实更具艺术的进步意义。真正代表春秋时代文学进步的其实是“赋”，是以铺陈其事为艺术手段，对社会生活全面的表现和对人物细致而真实的刻画。比如《卫风·硕人》里对美人的描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中国古代诗歌中最细腻真实的人物形象刻画，它代表了春秋时代写实艺术的真正成熟。所以说，西周到东周的文学变化，有形式的变化，有主题的变化，而且有思想情感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