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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古人选本的得失，感觉选本的好坏，确定标准最为关键。首先当然是精，宁缺毋滥。选就是去芜存菁，将最好的作者的最好的作品展示出来。作者与作品是编选时必须面对的两重因素。名人还需名作，名气大，作品不佳，决不勉强。明人张岱对此颇多体会，兄弟张毅儒编《明诗存》，张岱致书说：“见示《明诗存》，博搜精选，具见心力。但窥吾弟之意，存人为急，存诗次之。故存人者诗多不佳，存诗者人多不备。”批评张毅儒的选本只是“明人存”而非“明诗存”，坚持诗歌选本应当秉持：“诗不佳，虽有名者亦删；诗果佳，虽无名者不废”的原则。这里的“明人存”，实则是“名人存”，名人存非名诗存，张毅儒即于此处陷入了迷思。前面说到的《文选》，萧统眼里如果只有名人，陶渊明便难逃弃选的厄运。 其次是要有主见，不为流风影响。为同一个选本，张岱还有第二信。张毅儒编辑明诗选本时文坛上热闹过一阵的竟陵派已经“过气”，受到几社人物的围攻，张毅儒也一改从前对竟陵派的追捧，眼睛里的钟、谭居然一无是处。可见选者因受时尚影响，胸无定见，跟风摇摆，选家对作者作品的评估也因此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中。张岱“自出手眼”，而非“学步邯郸”的提醒，应该引起今人的注意。读张岱《上王谑庵年祖》，其中讲他年少时心志未定，一味嗜好徐渭的诗文，为其编文集，贪多务得。中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自己苦心收辑的诗文，发觉集中文章，“颇多率笔”。可见其劝诫堂弟，多为经验之谈。 其三就是要客观公允，择善而从。选本不是个人把玩，说好说坏，予取予求，全凭个人兴趣；选了要与人共享，这好与坏的评判便与大众有关。选务专业性极强，要广泛听取同行的意见。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作序，认为，昭明之后仿效其编撰文集者有十余家，虽然自称极善，但并不为人认可。其中不乏势要与贿赂之人入选者。“势”与“利”无关审美，因“势”、因“利”，把不合格的作品选进来，违拗了大众的审美旨趣，“致令众口销铄，为知音所痛”。审美不能强迫，让人弃之而去的选本，其结局可想而知。钟惺《诗归序》强调选本要使人“心归”，相信存了心归的欲求，就一定有公允与客观的坚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