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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网络时代数据化的发展对古典文献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当以文献为核心,因此在古代就要求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强调“博闻强识”。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说,“读天下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因此,在论证相关问题时,古代学者往往都旁征博引。换言之,对资料大量阅读和占有,并将之记忆内化,是古代学者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文献学领域一些重要的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如钱大昕、戴震、王念孙等都以淹博著称。但当今时代,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如《四库全书》检索系统、《四部丛刊》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古代典籍数据库相继问世并推广,数据检索成为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使得对于文献材料占有的广度得以扩展。所以,广泛地征引资料不再是学问淹博的标志,这就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再单纯追求文献资料占有的广度,而要在文献资料的研究深度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要求我们不断地挖掘一些稀见的文献,即寻找新材料;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寻找新的角度去认识传统的文献。显然,在上述两方面我们做得都还远远不够。近些年来,随着公共图书馆提高开放程度,一些稀见材料得以披露,成为当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古典文献的重要程度、研究价值与其稀见程度并不完全等同,对于稀见文献的分析先要判断的是其研究价值,因此,我们要避免走入“唯稀见论”的误区。另外,对于稀见文献的研究,很多学者往往停留在简介、释文这样的程度,不注重与传世相关文献结合研究,在深度上有所不足。 其次,要审慎理性地对待海外汉学研究成果。学术界的交流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常态,古典文献学亦是如此。我们需要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以丰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视野。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与国内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差异。对于众多海外汉学家而言,中国古典文献是一个“他者”,而我们与之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在借鉴时形成一种“汉学家心态”,处处以海外汉学研究为重,丧失自我研究的主体意识。我们需要对海外的汉学研究水平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既不能盲目贬低,也不能盲目推崇。对于海外的汉学研究,我们首先要判断研究者的初衷及其所预设的陈述对象,借鉴其研究角度,了解其研究水平,最终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再次,需要提高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地位。古典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而与古典文献学有关的学科往往也是非热门学科,这使得古典文献学成为冷门学科中的边缘学科。在学术界内部,古典文献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近些年情况有所改观,但地位仍需提高。就以大学申报课题项目来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学科列表中,我们是找不到“古典文献学”的,这大概是古典文献学综合性交叉学科的性质使然。但这一情况,使得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在课题申报时十分尴尬,他们只能选择“古代文学”、“中国哲学史”、“历史文献学”或者“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设的“文献学”等领域,“打打擦边球”。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学科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学术术语和较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古典文献学研究的某些选题可能与之接近,但很难向其中一个领域靠拢。同为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图书馆情报学下设“文献学”研究侧重各不相同。古典文献学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在申报课题目录中的“缺席”,恰恰反映了其学科地位不高,因此,提高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地位,也应是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 最后,古典文献学的发展需要社会的支持。目前,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影响力在社会上也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较为冷门,与现实距离较远,因此普及较为困难。大众对于古典文献学缺乏基本的认知和了解,甚至将其等同于考古学。近年来,古典文献的普及有所改观,但仍然十分有限。古典文献学需要普通民众的了解,需要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文献以及相关学术的普及,不是打着传承古典文化的旗号来牟取私利,也不是提供心灵鸡汤,更不应仅仅局限于《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的蒙学文献,而是要在深入理解古代经典文献的基础上,把握其文化要义,从而“古为今用”,丰富当下的文化建设。 古典文献学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有了全社会的重视,加之学科内部相关问题的解决,被认为是“冷门”的古典文献学一定能越来越“热”,而这正是广大古典文献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