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05年,正值西班牙文学历史的黄金时代,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时人的欢笑和嘲弄中诞生。几个世纪以来,经不同时代读者的解读、体悟,这部作品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2016年,纪念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之际,《堂吉诃德》再度吸引了读者关注和审视的目光。面对21世纪阅读模式、阅读习惯业已改变的读者和当代全新的文化审美视域,这部作品在认知、价值和审美上会以怎样的方式被接受?堂吉诃德是否仍能引起我们发笑和沉思? 探讨文学作品经典性的话题,始终应当立足文本、回归文本,对此前辈学人早已有充分且权威的论述。然而,从现代接受美学的视野结合当下语境对文学经典重新思考,或许可以给传统的“经典”话题补充一些时代的新意。 揭示二元对立,彰显永恒价值 现代接受美学所提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文本还是读者决定阐释过程?”不同时代的读者对经典的解读因文化环境、阐释主观性和鉴赏力等问题,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正如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言,每个时代的读者都通过特殊的“期待视界”的透镜对文本作出反应。对于17世纪的读者,塞万提斯所描述的世界是鲜活的,人们“大多视堂吉诃德为有血有肉的凡胎真身”,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纳瓦罗语),他滑稽可笑、读来逗乐、解闷,是“十足的疯子,逗笑的活宝”;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却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激情的堂吉诃德,赞美他“除旧布新”(海涅语)的勇气,视他为英雄来讴歌溢美;以乌纳穆诺为代表的“九八年一代”作家试图在他身上找寻西班牙民族文化的根源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我国,鲁迅、茅盾、杨绛等现代文坛巨匠也都从堂吉诃德身上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 读者反应批评学者霍兰德和布莱契认为,人类具有“同一主题”,恰似音乐主旋律的不同变体,然其同一性是稳定不变的。阅读根据这个主题加工文本,“用文学作品象征并最终复制我们自身”。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把《堂吉诃德》与他们所处时代最关切的问题关联在一处,试图在这古老文本中寻到关于自身的答案,这也正是作品经典性的体现。 批评家曼努埃尔·德·拉·雷维利亚早在1875年就提出,塞万提斯有意识创作的《堂吉诃德》,是“历史的《堂吉诃德》”,“唯一主旨便是对骑士文学及中世纪的骑士理想竭尽嘲讽、批评之能事”;而他无意识创作的《堂吉诃德》,是“永恒的《堂吉诃德》,这部《堂吉诃德》高屋建瓴、深刻无比地揭示了理想和现实的永恒的矛盾”。 面临信仰缺失、精神匮乏、对物欲的过度追求、沟通的不可能性等诸多困境,荣格在20世纪提出的“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仍旧困扰着我们。于是,塞万提斯的作品,仍可照亮时下阴霾的角落。《堂吉诃德》描绘的理想之于现实、个人之于环境、内在之于外在、美与丑、善与恶等矛盾并未解构和消解,正如陈众议指出的,“作为经典的《堂吉诃德》无疑是一系列二元对立(或统一)的产物”,“崇高与滑稽、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知与行、新与旧”等矛盾,正是这些经典的二元对立造就了堂吉诃德这位“永恒的骑士”。而堂吉诃德所彰显的思辨精神、坚定的信仰、独立思考的人文气质和对时代的悲悯和关怀,仍能够表征当代人对自身的期待,在与读者进行“视界融合”(伽达默尔语)的过程中,体现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