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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期待视界”,完成“自我翻新” 然而,成为经典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中的“权威”,20世纪解构主义对于经典的彻底否定,使得经典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越发微妙。经典作品是否会如勒内·韦勒克所言:“作为权威与作者同时代的权威一样遭到相同的反对”? 西班牙学者冈萨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在《国家报》发表的纪念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的文章中认为,《堂吉诃德》恰恰跳出了传统经典的困境,“堂吉诃德把所有他读过的经典化为梦境,将规则变为冒险。在诸多层次的游戏里,塞万提斯的作品至少成为了经典的2.0版”。 的确如此,20世纪以来繁荣的文学批评以当代熟悉的审美体验——如游戏化叙事、多重叙事视角、叙事距离控制、元小说性、狂欢化、对话与复调、后现代性等理论——再次对《堂吉诃德》进行多元、多层次的解读,大都读出了丰富的(后)现代意味,形成了文本批评的狂欢。《堂吉诃德》凭借自身的艺术性完成了在当代的“自我翻新”,从而不动声色地回应了解构主义对经典的片面阐释。它不是强加的权威,而是可堪效仿的范例,正如卡洛斯·富恩特斯所言,“塞万提斯和乔伊斯是两个典范,因为他们分头将现代小说推向了极致”,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制度”与“规则”,而成为“可供把玩的游戏”;哈罗德·布鲁姆也说:“假如在最伟大的文学之中仍能找到人世游戏,那么舍此无他。” 《堂吉诃德》一次次超越读者的“期待视界”,拉近甚至消除文本自身与读者“视界变化”之间的距离。《堂吉诃德》问世之初,旨在清除其时盛行的骑士小说,然而作品本身的文学魅力却使它脱离作者的掌控,绽放出动人的光辉。梅嫩德斯·伊·佩拉约认为,骑士恰恰“在吉诃德身上得到了复活和升华”,称《堂吉诃德》为“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骑士小说”。骑士小说与西方传统文化颇有渊源,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认为,它“是史诗古树干上最后一次伟大的新芽绽放,是目前为止最后一次,但不是简单的最后一次”。 塞万提斯抨击骑士文学,却从未停止彰显骑士精神,这种英雄史诗精神传统不仅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而且渗透到现代。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英国当代作家托尔金的《魔戒》,西班牙战后“世纪半作家群”成员安娜·玛利亚·玛图特的《被遗忘的古杜王》,以及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等,都可称作当代“通俗英雄诗”的代表。尽管米兰·昆德拉哀叹当代小说的视野和空间越发“狭窄”和“封闭”,此类带有“史诗基因”的文学作品仍可折射出当代读者的一个精神向度——究竟是对现实困境、精神压力的想象性解决和超脱,还是对于史诗、传统与经典的回归与呼唤? 此外,塞万提斯借由笔下人物表达的关于骑士小说的创作观:“它为有才情、有想象力的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可以任由挥洒……只要笔触超逸、构思巧妙,而且尽可能生动逼真,就一定会写出色彩斑斓、美轮美奂的作品来。一旦完成,必然秀色可餐、美妙绝伦,既给人以教益,又悦人至深。”这些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堂吉诃德》本身十分贴切的评价。当代读者可以自由地进入《堂吉诃德》的文本,文化、时空的“陌生化”增加了阅读吸引力,也使读者可以暂时跳脱出昆德拉所述的当下“历史的束缚”,在广阔的叙事空间和想象的天地里寻求关于自身的答案。正如巴尔加斯·略萨乐观地表述:“《堂吉诃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自我翻新,无论是从美学的角度,还是从别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来看,它都是一个真正的、取之不尽的阿里巴巴宝藏。” 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阅读,一如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极大地改变。罗德里格斯·马林在一百年前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无论它多么精美、多么雅致,《堂吉诃德》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少有真正的读者了。”当代读者面临的浩瀚信息、过度丰富的网络和多媒体资源,以及碎片化、跳跃性、快餐式的“浅阅读”方式,都使经典阅读受到更大的冲击。 2016年,西班牙本土发起的纪念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系列活动中,不少学者再次发出回归阅读的倡议。在这个“浅阅读”的时代,至少让我们期待《堂吉诃德》能够回到书桌或者电子阅读设备的显示终端,使我们再次体味传统阅读带来的惊喜,会心地发笑、畅快地做梦、理性地沉思。对经典最朴素的敬意和最有价值的传承,或许就蕴含于阅读之中。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