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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的批评立场要求批评家具有明确的介入意识和主体性精神，使批评家避免沦为作家和理论家的附庸。在现象学、阐释学和形式主义的批评传统中，批评家与作家并非处于对等的地位，“文本中心论”排除了批评家的主观能动性，批评家甚至有可能成为作家作品的传声筒。然而，过度抬高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可能产生“令人失望的曲解”。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批评家与作家应该处于平等的关系，批评家在批评活动中应该是一种对话的态度。在批评活动中，对话态度呈现出来的直观形式就是问题意识。德里达在分析卡夫卡的小说《在法的前面》时，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在德里达连续的追问下，“文学的本质”和“法的文学性”呈现出非常紧密的联系，在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德里达拆解了西方传统中关于“文学本质论”的讨论。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德里达不仅与卡夫卡进行对话，而且把康德和弗洛伊德拉入了对话中，更为重要的是，“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涉及到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因此，德里达试图对话的对象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各斯”传统。正是这种对话态度和问题意识，使德里达对西方传统的解构更显出针对性和批判性。朗西埃对《包法利夫人》的分析也可以看作是对话态度和问题意识的典型文本，朗西埃开篇就追问“为什么必须杀死艾玛·包法利？”他认为问题之答案给出的因果关系呈现了文学与现实的差距，福楼拜是因为“纯粹的文学”原因而把艾玛处死，然而朗西埃认为艾玛之死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民主和疾病，在这种对话过程中，朗西埃揭示了西方民主政治与文学虚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批评共同体是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统一，批评共同体要求批评家具备跨学科的理论素养，并最终能达到通向哲学的高度。一般来说，批评实践关注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也就是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但是批评实践仍然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因为批评实践绝对不能脱离对文本和世界的整体性思考。批评理论关注的是批评的操作方式和运作过程，也包括对批评实践本身的关注，批评理论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指出，文学批评是思想和知识构成的大厦，批评家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思想家。韦勒克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认为，文学批评往往包括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他强调批评家应该借助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粉碎文学、语言、哲学和历史所形成的围墙和障碍，使文学批评成为种种声音和交响的合唱。德里达在《文学行动》中指出，一切语言行为和阐释行为都受哲学范畴和哲学观念的支配，批评行为也直接涉及到哲学，并与批评家对哲学、美学、语言学等各种文本的理解密切相关。许多哲学家也是非常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比如本雅明、德里达和朗西埃，他们分别对波德莱尔、卡夫卡和巴尔扎克的批评，可以说都是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本雅明批评波德莱尔其实也是在解剖自我，也是在批判一个混乱和疯狂的时代。德里达批评《在法的面前》是为了剖析西方法律制度的虚构性和欺骗性。朗西埃批评福楼拜和巴尔扎克是为了剖析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性和罪恶性。这些哲学家的批评文本其实包含了深刻的哲学观，包含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度思考，也包含了他们对真理的思辨和追求。可以看出，哲学家的文学批评，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认识能力，而不仅仅使人们局限在获得对文本的理解或者审美的愉悦。哲学家的批评文本给我们很多启示，尤其是对如何告别“批评的平面化”和“为批评而批评”的弊病，应该是大有裨益的。从语言方面来说，哲学语言的浓缩性、思辨性和张力也是文学批评应该借鉴的。 批评共同体强调以文本为基础，批评应该立足于文学性文本，但又要超越文学性文本，批评应该是包含了对社会、对人生、对真理的思辨和追求。批评家应该要有清晰的对话态度和高深的理论素养，所谓对话态度，就是批评家要有与文本对话的能力，要有与理论对话的能力，要有与历史对话的能力，要有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对话能力和理论素养是文学批评必备的要素，批评家绝对不能成为作家的传声筒，更不能成为理论家的附庸。批评家应该力求避免丧失个人化立场和主体性精神，最终使批评活动成为个人的精神活动，成为个人探索奥秘、追求真理的思维活动。在当今时代，文学批评的方式多种多样，因此，坚持个人化立场，运用跨学科理论和哲学思维进行文学批评应该值得我们去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