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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勒克曾经强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规范，然而，当今时代的文学批评既有当代性，更有历史性。比如，当下有些学者倡导“文学的”批评，既可以看作是向20世纪上半叶兴起于英美的“新批评派”的致敬，又可以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的繁荣于中国的“审美的批评”的重返。对“文学是什么？”的理解，应该是文学批评最根本的出发点，因此，韦勒克强调了“文学的本质”，以完成他对“文学批评”概念的界定。文学本质论既可以看作是自赫拉克利特以来就盛行至今的“逻各斯”的颠倒，又可以看作是康德提出的“审美无功利”观念的再现。然而，文学本质论对理性与感性的彻底分割，也可以看作是西方世界中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产物。或许是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王国维曾经希望感性分割能够促进文学纯粹性的发展，以最终实现审美的解放和主体的解放。然而，鲁迅的告诫也是犹言在耳：文学作为“纯粹之美术”根本不可能实现解放目标。从鲁迅的反“文学”观念出发，鲁迅对萧红小说的批评就不只是一种“文学的”批评，更是一种“社会的”批评。贝林特在《艺术与介入》中指出，审美经验是一个“统一体”，任何一种审美经验或者审美活动，都不是纯粹的、绝对的感性实践，也都不能完全排除理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对笛卡尔的“理性论”的批判一样，伊格尔顿深刻指出了韦勒克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概念的种种矛盾。实际上，韦勒克对“批评”概念的历史追溯，就已经暴露了“批评”概念原本就包含了悖论。伊格尔顿指出，无论过去还是当下，任何一种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概念的理解和界定都不是绝对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文学批评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共同体机制，它包含了“文学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哲学的”等多种多样的批评观念和批评规范。 任何关于“批评是什么？”的讨论，都有可能堕入玄学的陷阱，马克思认为改造世界比解释世界更为重要，因此，“怎样进行批评？”才是文学批评真正的立足之处。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或者后现代时代，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冲击，知识分子发现个人主体性的丧失成为不可避免的宿命，以德里达、杰姆逊和萨义德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希望在批评实践中重建个体的主体性精神，他们把文学批评看作是一种“文学行动”，他们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社会实践，他们以文本为基础，注重社会和文化实践。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批评家的任务是揭开文本的面纱，使文本恢复“充分的言语”，批评家不仅要关注文本本身，更要关注文本背后的“未说出的东西”。杰姆逊意识到了当代批评的弊端，他通过对“叙事是社会的象征行为”的揭示，充分说明了“批评作为社会的象征行为”的合理性。德里达在《文学行动》中通过对卡夫卡、乔伊斯和马拉美的批评，实现了他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德里达指出主体的消失与死亡是形而上学的罪恶。杰姆逊和德里达分别在《政治无意识》和《文学行动》中，以明确的个人化立场实现了文学批评的介入意识和主体性精神。所谓个人化立场，一方面，指的是在批评活动中，批评家不人云亦云，重视对文本的独特性发现，能够揭示文本的内涵与价值；另一方面，指的是批评家要有明确的介入意识，能够揭示文本的缺陷和不足，从而真正实现作为批评家存在的主体性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批评也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种艺术活动和思想活动。依据吉登斯的构成理论来看，批评共同体是个人化与整体性的统一，个人化创造了共同体，共同体也创造了个人化，在批评共同体中，个人化的批评立场是批评共同体避免千篇一律的必备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