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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新世纪以来鲁迅杂文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发现,学界已通过严肃的学术劳作,真正逼近了对鲁迅杂文重要性的认识。在深刻的文学、历史和政治眼光的烛照之下,学界认识到,须在反抗内在于现代知识的陷阱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知识谱系和审美标准,才能接近和理解鲁迅杂文文本及其生产过程。 反抗现代知识的陷阱 在鲁迅杂文研究中,最早清晰地表示现代知识有可能构成理解鲁迅杂文的陷阱的是薛毅。在对于鲁迅文学的质疑声中,有一种持续的意见是鲁迅的杂文不是真正的文学,缺乏“艺术的完整性”。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完整性”?这里就存在知识的陷阱。2000年,薛毅指出,所谓“艺术的完整性”的意见出于“纯文学”的立场,而“纯文学”的观念在中国是20世纪30年代经由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人之手建构起来的,80年代又有新一轮的建构,并不是天然正确的。 如何理解“现代”,往往决定着如何理解鲁迅,尤其是理解鲁迅杂文的高度、深度和限度。“现代”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符号,其内部众声喧哗,允许并诱惑着论者以不同的脉络建构“现代”的形象,现代主义、现代化、超克现代、反现代等说法都各具学理、引人深思,鲁迅及其文学与这一切也都颇有瓜葛,值得清理。但是,正如“现代”这一符号所暗示的杂多性一样,对于鲁迅及其文学的理解,也需要一种辩证的逻辑,否则就容易掉进某种知识的陷阱。 开放的可能与限度 当然,将对文学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开放出来,有其可能,也有其限度。从可能的角度而言,一种足够开放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将充分触及鲁迅杂文作为现代中国的诗史的广阔视野,真正理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内在于鲁迅及其杂文的根脉。 张旭东将杂文、鲁迅和时代作了三位一体的对待,把杂文与个体生命和时代精神作了同构处理。这也就意味着,文学、作家和时代在一种动态的互动中建立关系,对一定的文学和作家的理解,必须与对时代的理解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说明文学的性质、位置、价值和意义。 而一旦将杂文和鲁迅之间的关系视为相互选择的关系,将杂文视为鲁迅与时代融合之后的文体,则意味着杂文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是随着新的历史时代及新时代人的精神痛苦而诞生的一种新生事物,必然要求相应的新的知识对其进行理解和阐释。若不如此,鲁迅作为一名小说、散文(诗)的伟大作者却转而以几乎全部的精力写作杂文就显得匪夷所思,即使是鲁迅思想和精神本来就有的内在统一性,也会因为不理解鲁迅写作杂文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件,而被人为地切割开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