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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代表着一个时代，开创了新文学运动的新纪元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遭受战争破坏，所有生产停息下来，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诸多出版物停止出版。有意思的是，《东方杂志》在商务印书馆复馆计划中，得以重新开张，但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却再也没有恢复。 一些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无力支持《小说月报》出版，所以停刊。问题是商务印书馆在《小说月报》停刊之后，如何来挖掘和出版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在此前的二十世纪行进过程中，面对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及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商务印书馆都有所回应。但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小说月报》的关闭，似乎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告一段落了。这一变化，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人的影响有关，也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期刊的实际生存处境密切相关。如果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与二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作对比，或许就会看到，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所面对的，是国民党党治之后，迎来的同样是激烈的党派组织的文学反抗。1930年“左联”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文学组织化的时代，上百种文学杂志背后都有着政治势力的强势介入。这种情况下，在商言商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担忧在政治的漩涡里遭遇麻烦，更何况郑振铎等人在王云五眼中根本不是同路人，因而要获得商务印书馆的资助，基本上不可能。 由此，《小说月报》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月报》代表着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新文学的新纪元。如果没有上世纪二十年代《小说月报》的努力，三十年代新文学的局面大概不会如此热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