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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月报》的“后茅盾时期”：“读后感”栏目开创“作家论”批评文体之先河 如果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期，回应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步阶段及新文学的要求，那么，到了郑振铎手里，《小说月报》将回应新文学面向社会革命时提出的种种要求以及新文学内部的分裂。 1923年5月，《创造周报》第二号发表成仿吾的文章《新文学之使命》，第三号发表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以及郭沫若的《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认为中国的政治面临一种转折，文学上应该有一种新的运动。《中国青年》第八期、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刊发了恽代英的《八股》、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和肖楚女的《诗的方式与方程式的生活》，呼吁新文学运动要与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相结合。与《小说月报》联系密切的茅盾，也在《文学》周报第一百零三期发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呼应恽代英等人的观点，强调文学要有时代的担当。 一些分属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成员，在1923年开始，都在呼吁文学的转向，由封闭的文学世界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广阔的社会生活，其实有着特定含义，主要指正在酝酿的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茅盾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为题，来形容他1923年以后的生活。 接替茅盾的郑振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得比茅盾要温和一些。比如，《小说月报》在郑振铎接手后的第一期，就开设“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题，并发表郑振铎自己的《读〈毛诗序〉》，第二期开始又开设“读书杂记”栏目，发表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文章。这些内容一方面体现了郑振铎个人的文学取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胡适在北京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相呼应。 茅盾对“整理国故”是持批评和保留意见的。1924年，茅盾在《文学周报》第一百二十一期发表《文学界的反动运动》，对文学领域中的复古空气予以批评。1922至1923年，郑振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新月集》等作品，并在《小说月报》开设泰戈尔专号。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对于泰戈尔访华，新文学阵营内部有着不同意见。鲁迅、茅盾等发表文章，对国内一些借泰戈尔访华而鼓吹东方文化复兴论的复古论调，予以批判。郑振铎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则对泰戈尔访华持积极的欢迎姿态，郑振铎还亲自去汇山码头迎接泰戈尔。这些差异，与茅盾和郑振铎的不同社会背景有关。 “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经过国共合作的由合到分的激烈社会动荡，一批文学新锐脱颖而出。像鲁迅编辑的《莽原》和后来接编的《语丝》，刊载的大多是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些被“五四”召唤起来的青年人，与此前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前期成员，在精神气质和思想观念上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最主要地表现在他们对新潮的追逐上。这一时期，文学新人的同人刊物层出不穷，各种标新立异的话语纷纷出笼。 相比之下，《小说月报》显得沉稳而厚重，它所拥有的作者队伍的基本面，还是一批元老级的“五四”新文学人士，包括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冰心、庐隐、许地山、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等。一些文坛新人，尽管叱咤风云，但在《小说月报》是以创作实绩来引人注目的。如丰子恺、丁玲、巴金、戴望舒、梁宗岱、沈从文、罗黑芷、施蛰存、胡也频等，他们在其他刊物上或言论尖锐或创作手法新颖独特，但在《小说月报》露脸时，则以扎实的创作实力见长。所以，《小说月报》并非完全是先锋新颖开拓型的文学期刊，而是带有沉稳风格的累积性质的文学期刊。特别是它开设的“读后感”栏目，直接对新文学家的作品予以批评，从文学评论视角，总结和引导作家创作。茅盾发表的《鲁迅论》（第十八卷第十一号）、《王鲁彦论》（第十九卷第一号），从整体上对新文学家的思想观念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予以理论论述，开创了作家论这一批评文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先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