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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青年写作的“同质化”现象，至少要兼顾创作与接受两个层面，既要提防批评界删繁就简的权宜之举，以“类”的归属削足适履地钳制写作者的个性；写作的主体也要有美学自觉，以富有辨识度的文字确立自己的艺术风格，而不是沉陷于代际美学的大而化之。 当下青年写作的佼佼者，已经或正在建立自己的文体格局，他们尤其应该警惕，不应让自己的写作过早定型，成为简单的量的增殖。与其附着人后，不如用自己的关注和责任丰富代际的体验，用和而不同的写作观留下自我无可替代的一笔。 当我们使用“青年写作”这个概念时，便隐含着将个体性的写作纳入到某种共同体的框架下来理解的倾向；而当我们讨论青年写作的“同质化”问题时，似乎又在强调“同质化”是这一群体写作的痼疾。事实上，同质化的审美趋同性并不是青年作家群体所独有的，毋宁说是整个新世纪以来文坛上下的流行病。而青年写作的同质化被首当其冲受到质疑，又确乎关联着他们作为一个美学共同体的悖论。 齐格蒙特·鲍曼在《共同体》一书中给出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后来者需要一个全新的共同体来标示自己，以“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并与传统的共同体做出区分，他的原话是：“个体身份认同的脆弱性和独自建构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性，促使身份认同的建构者们去寻找能拴住个体体验的担心与焦虑的钉子标。”他借此提出了“美学共同体”的概念。但问题在于，美学共同体并不能提供一劳永逸的庇护，一来它的形成是个体选择的结果，而非源自稳定的利益联系；二来对共同体的融入势必带来自由与确定性的两难，“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的保护，意味着将很快失去自由”。因此，鲍曼认为，美学共同体的本质也只能是一种想象式的抚慰。 借用鲍曼的这个观点，我们不难看到，在上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也好、“70后”作家也好，他们作为主要群体参与的“私人化”和“个体化”的写作浪潮，一开始固然曾被标举为一种异质性的美学实践而受到推崇或批判，但是冲破集体规约的极端个体化，又会加重人的丧失感，使个体变为精神孤立的“没有情感的享乐者”。为了克服这种个体的孤独所产生的疏离感，这些文坛的后辈又在寻求一种“同代人”式的身份共享，在消费逻辑的助推之下，作为个体的、多元的新生代写作或“70后”写作，渐渐被一种新的共同体概念收编和涵盖。而此后，对于他们写作的同质化的探讨和批评开始多了起来，作为个体写作风格的确证而被批评界鼓吹过的“小叙事”、“城市叙事”、“脱历史化”、“轻逸”、“身体的祛魅”等等一旦成为集体的症候就变得面目可疑甚至是可憎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