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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持人：张教授给流寓下的定义是“不得已离开本土而移居他乡”，蒋教授又引经据典，补充了一些内容。经过蒋教授的补充，我想大家对流寓的认识更为完备和深入了。蒋教授也提到流寓在文人那里是一种生活常态，不是说偶尔出现一次或者是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是被贬谪，出去开个馆，教个私塾，当个师爷，当个幕僚，或者是求学等等，他都要离开故乡，他离开自己的故土，在流寓地生活，并且有所创造，那么这些创造，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请两位谈谈。 蒋寅：刚才张教授把儒释道的形成跟流寓的关系讲得很细致。在中国历史上，或者是在别的国家历史上也是这样，很多重要思想的产生都与流放、贬谪这种经历有关。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就是被流放的革命者，列宁的一些著作也是在流放中写成的。大概在流放中，人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下，由于遭受到重大打击，这时候人的内心会异常地敏感，很多的想法就会在那个时候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龙场悟道，苏东坡被贬黄州，都是重要的例子。 我曾有一篇论文，提出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三位诗人正好代表了我们中国人的三种时间意识及在文学里的表现。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思想意识发生极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东坡早年是个典型的儒生，儒家思想的主导倾向是要积极进取的，但是在黄州那段时间，经过被贬谪的打击，东坡开始学佛，诗文里出现很多人生如梦的话头，诗里反复出现人生如梦、多少年如一梦这样的说法，就是从黄州开始的。 杜甫代表着儒家式的最普通的一种时间意识，就是逝水如斯。如果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时间流逝感，那么李白代表的就是一种异常的时间意识的表达。李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念头，就是说功名心很重。但是现实的遭遇又没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他的焦虑感就特别强烈，充满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像李白诗中表现的时间意识，就是极度夸张的时间感，时间流逝得非常快，青春流逝得非常快。他要想解决这种痛苦，只好用想象的方式，用神话的方式，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来克服时间的焦虑感。相比杜甫儒家式的顺从自然的态度，李白就是一种反抗的态度，那么到苏东坡这里呢，又是一种佛教的时间观念。 佛教认为外物与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主观意识的一种分别，所谓时间也是我们意识的一种分别。如果你意识到世界的虚幻性的话，就可以超然于时间，时间对你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东坡诗文中常说多少年如一梦啊、人生如梦啊，这种把人生比作梦幻的比喻本身就是从佛教来的，在东坡诗里出现则从黄州开始。因为梦幻非常空虚，没有办法用时间来度量，所以人生如梦也可以说就是将时间过程抽象化。苏东坡在黄州的贬谪经历促使他学佛，学佛的过程又造成了他思想观念一个极大的转变，改变了他的时间意识。不过我认为，在黄州他还没有真正解决时间的问题，只不过开始意识到时间的问题，并且试图用佛教的观念来解决它。再后来，到了海南，又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他连人生如梦都不讲了，诗里出现一种时间淡化的感觉。在他这时的诗里你找不到他对时间的感觉了，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解决了时间问题，真正解除了焦虑，连人生如梦作为一个话语都没有了，消失了，这是一种彻底的思想解放，从时间的焦虑中脱身。他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被贬谪或者我们说的流寓的状态中，恰好能说明流寓的生活，也就是非常态的生活，对你的人生你的经历会有多大的改变，会让你的思想意识发生多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然，关于流寓、文学和思想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面也很广，我在以前写的一个文章里面，大概讲到人和地域的几种关系。一种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有一种不适感、不融入感，一种与你家乡的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感，这是文学里最自然的反应。然后呢，等你居住一段时间，或者说发现了当地的人情风物之美，你又会有一种新的体会新的发现，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欣赏的感觉，重新欣赏当地的风物之美。你用外来人新鲜的眼光来看，自然会看到一些本地人习而不察的东西，从而写出一种专门记述地方风物的诗歌，像《竹枝词》之类。古代有很多《竹枝词》，专写地方风物，它们经常不是本地人写的，而是外来人的作品。外地人到一个人情风物特异的地方，尤其是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常会感受到强烈刺激，写很多描写地方风物和异俗的诗作，而且一写就是几十首。这就是流寓生活带来的新题材新风貌。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流寓给文学带来一个新的人地关系问题。过去讲人和地域的关系，都是按籍贯来说的，说某作家是某地人。比如说，李白是四川人，杜甫是河南人，都会这样讲。编写地域文学史，也往往以作家籍贯为基准。但是我们想一想，作家籍贯和地域的联系到底有多深呢？这是很复杂的，就拿清初文人周亮工来说，籍贯是河南祥符，但是他出生在南京也死在南京，祥符对他来说只是个符号，他其实跟我是个真正的南京老乡。那么，籍贯对他有没有意义呢？肯定是有的。如果他在故乡生活过一段时间，少年时代在这个地方受教育，受到地方文化的熏陶，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就有意义。但如果他没有在故乡生活过，那么这个符号对于他只能是很遥远的文化认同，也就是一种心理认同。流寓，我称之为最真实的人地关系，就是流寓者和流寓地的联系比他与籍贯的联系更为真实和紧密。流寓意味着你在一个地理空间里真实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在这一期间写的东西，你创作的文学，是和这个地域有紧密关系的，所以，写一个地方的文学史，可能写流寓作家比写籍贯作家更有意义。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写扬州文学史，你光写张若虚、朱自清这样的扬州人，当然也可以，但是，那样的扬州文学史就会很单薄，很贫乏。如果你写到比如像王渔洋，在扬州做了四年地方官，留下了大量诗作，而且他最有名的一句诗“绿杨城郭是扬州”后来就成了扬州的名片，人们对扬州的想象，就由这一句诗展现出来，这样的扬州文学史就会比较精彩。王渔洋在扬州写的那些风景诗，后来都成了名作，而且被当地人传颂，成为值得当地人骄傲的文化资本。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文化，就是靠文学来记忆来表现的。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唐代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就是扬州的文化名片。 主持人：流寓文学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十分受关注的问题。顺带提一句，苏东坡在从开封到黄州的路上，路过了信阳光山县的净居寺。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里专门有一个房子，是东坡读书处。下面也请张教授给我们谈一谈流寓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张学松：流寓与创作的关系是我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流寓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要有二：一是促进了创作丰收——既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提升；二是改变了创作风格。 流寓黄州使东坡文学创作呈现高峰——诗词文赋都是这样，尤其是词。仅以词为例，东坡一生作词340余首，而据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等统计，在黄州四年多东坡作词近100首，占其一生词作三分之一多。杜甫自746年进入长安求仕，旅居京华，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辗转流徙，晚年漂泊西南以至终老。其一生自35岁起特别是安史乱后都是在流寓中度过。35岁之前的漫游我不视之为流寓，因为那是“裘马颇清狂”的生活。据香雪《杜甫的最后十年》统计，安史乱前杜存诗仅100多首，而从759年12月入川到768年1月出川，杜在巴蜀作诗800多首，占其全部诗作1400多首的近六成，可见他的诗大多作于流寓尤其晚年漂泊西南时。 以上说流寓对创作量的影响，下面重点说对质的影响。近年来，武汉大学王兆鹏先生及其门生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唐宋诗词经典，根据古今选本、评论、互联网链接等数据，按照一定权重排出全唐诗前300首、全宋诗前100首、全宋词前300首为其经典名篇。在唐诗300首经典作品中杜甫有51首，宋诗100首经典中苏轼有25首，宋词300首经典中苏轼有23首。我根据作家年谱等资料，对杜甫51首经典诗歌、苏轼48首经典诗词进行编年系地，结果是：杜51首经典诗歌除《望岳》《房兵曹胡马诗》《登兖州城楼》3首外，其余48首都是流寓时作；苏25首经典诗歌除《惠崇春江晚景》《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题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其一）》《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外，其余20首及23首经典词，皆作于黄州、惠州、儋州流贬之地或途中及自请外放任地方官时，即有43首为流寓时作。对杜、苏流寓文学经典诗词，我又从写景、咏物、人生、怀古四个类型中各选若干首，对照“独创性”“典范性”“超越时空性”经典文学的基本特征进行考释，它们大都符合经典的标准。由此我认为：流寓产生经典。 流寓何以产生经典？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它跟流寓作家的生存状态有关。 无论是因政治而遭贬谪，还是因战乱而流徙，抑或是因出使而被扣留，流寓作家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如精神的痛苦、孤独、迷茫，物质生活的匮乏，流寓地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的不适等。我倒着说，先说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的困境。屈原的《涉江》大家都熟悉。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与李翰林书》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蔡琰《悲愤诗》“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丈夫去世后，做妻子的要嫁给儿子，谁受得了？再说物质生活的困境。杜甫759年冬由秦州入川，一路的艰难困苦难以形容，《同谷七歌》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堂堂大诗人白头乱发，手脚冻裂，在山谷中捡野果充饥，形同乞丐。在诸多困境中流寓者精神的痛苦、孤独、迷茫则是最大的生存困境。中国历史上，苏轼是公认最达观的，“乌台诗案”流贬黄州，初到黄州就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论者往往以此证明苏轼的旷达与乐观。这两句诗确实显示了苏轼“乐天”的个性，但它并非苏轼此时深层的内心世界。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被判流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由汴京起程往黄州。正月下旬途径光山游二苏山净居寺，作《游净居寺》诗一首。净居寺并未让诗人受伤的心灵得到多少慰藉，诗中所呈现的是东坡前所未有的痛苦、孤独、苍凉和迷茫。东坡一生深研佛经，遍游佛寺，广交僧友，但并未出家，可游净居寺时不仅“举头双涕挥”，而且萌生出家之念，“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二圣指在此弘法、习法的释思、释顗。东坡此前有关寺院、僧舍的诗计约40首，之后20余首，从未有这种念头，也从未有如此涕泪双流的悲痛。诗的结尾写诗人离开净居寺：“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因净居寺所在的大小二苏山与东坡同姓同宗故自称“吾家山”，这显然有故乡之思，但回头望望吾家山，行将老去的我真不知身归何处？这种孤独无助、苍凉和迷茫的心境几乎与司马迁初受宫刑时“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无异。《游净居寺》诗所呈现的心态才是苏轼遭乌台诗案初流黄州的深层而本真的心态。不过正像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发愤著书成就史学名著一样，苏轼遭乌台诗案而迎来黄州创作高峰，经典名作迭出。 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何以产生经典？这还要回到经典的特性上来。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超越时空性”，即有永久魅力。崔颢的《黄鹤楼》何以超越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就在于它表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乡关之思。 司马迁《报任安书》“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发愤著书与韩愈《送孟东野序》的“不平则鸣”是历来被公认为讲作家经历与创作关系的经典名言，其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一段话更为重要：“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人们大多从“《骚》自怨生”来理解这段话，而我认为“人穷则返本”是对人与创作关系的更为经典的揭示。不过这“本”字不仅仅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与“父母”，其更本质的含义则是本性，即人类共通的本性。作家在处于极度生存困境时不仅呼天呼父母，而且其人性的本真才能表现出来。既然经典作品的重要因素是表现了人类的一般本性，“人穷则返本”，那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便是流寓经典产生的重要因素。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说“诗穷而后工”，作家处于生存困境时，除对生命的执着外无复他求，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诗人被放还后心灰意冷，一切都无所谓了。无所追求也就无所畏惧，无所畏惧思想就会获得解放，才能有诗才的充分发挥，庄子“解衣盘礴”，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