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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学的样貌呈现丰富的状态，文学边界的划分却有些模糊不清，文学边界这个话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版邀请施战军、柳建伟、何平3位专家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探讨，也欢迎大家以文章形式参与讨论。 ——编者 主持人：杨 鸥（本报记者） 对话人：施战军（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柳建伟（作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何 平（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今年《人民文学》第九期将发表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而《花城》杂志在今年的第四期发表了剧作家朱宜的话剧剧本《特洛马科》。近年来文学期刊稀见剧本，文学成为以小说和诗歌为中心。在文学丰富而多元的当下，文学的边界应如何划分？应更宽泛还是更严格？ 分工太细束缚文学的手脚 主持人：过去我们说起曹禺，都把他归入文学家行列。近年来，戏剧渐渐淡出文学的视野，文学期刊也很少发剧本。文学边界应怎样划分？剧本、歌词等是否应该归到文学？为什么？ 施战军：今年《人民文学》第九期将要发出的莫言最新创作的戏曲剧本《锦衣》，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元素鲜活多趣，又能感受到历史的重量和生活、人性与想象的多维状貌，引人入胜的同时又令人回味不已。《人民文学》杂志一直都在发剧本，我们已经发过上百个剧本，许多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近几年还发过刘恒的《窝头会馆》、何冀平的《甲子园》、徐坤的《金融街》、温方伊的《蒋公的面子》等话剧剧本。《人民文学》还发过歌词、政论片解说词、相声、快书作品等等。剧本的文字部分应该属于文学的范围，这是从悠远的传统传承演变过来的。现在文学分工越来越细，束缚文学的手脚。文学从古到今都是包含了剧本、歌词这些体裁，过去没有这么多边界，如曹禺这些剧作家是属于文学界，莎士比亚剧作是属于文学，安徒生童话也是属于文学，只是如今很多人习惯上把诗歌、小说、散文作为文学，把剧本、歌词等归到文学之外。 何 平：剧本和歌词进入到文学史早已经不是问题。因此，如果从剧本和歌词来讨论文学的边界，并不是一个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而是一种“习惯”，比如当我们谈论当代文学时，习焉不察地就把剧本和歌词过滤、排斥掉了；比如文学期刊选稿时，也自然不包括剧本和歌词。剧本和歌词属于文学的疆域这是无疑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要注意剧本和歌词的特殊性，以剧本为例子，“剧本是需要演出来的”。“读”剧本能“读”出的“文学”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现在通行的文学史也会涉及到剧作，但我们往往只是根据剧本来衡长论短。适合案头阅读的剧本是不是适合“演出来”？我们不能因为客观存在的大量可以“读”的剧本，比如早已经成为经典的《雷雨》《茶馆》《车站》《野人》等等，以及靠近一些的张献、过士行、田沁鑫、孟京辉、廖一梅等的剧作——这些都是出色的文学文本，就否认事实上剧作最终要“演出来”的。 柳建伟：文学边界的划分，有中外较为一致的固定的划法，也有一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较为独特的划法。出现这种状况是正常的。 我个人比较赞同比较传统的，分类不要太细的划法。在我看来，文学也就分成小说、散文、诗歌、剧本、评论几个大类。剧本和歌词当然应归到文学这个大类。我国所说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从大的体裁来分，应该都归为散文，茨威格的《人类星光灿烂时》《昨日的战争》和丘吉尔的回忆录，在西方都被看成散文类作品。 分得太细不好。缺乏历史的传承性和跨越国界的共识性的分法，会导致混乱。譬如：西方的小说只分长的和短的两类，我们又加个中篇和小小说，我们的就乱些，西方的好把握。我还认同文学只分大型体裁和小型体裁。其实，历史只会留下好的作品。 主持人：剧本、歌词等归到文学会给文学带来怎样的影响？ 柳建伟：中国历史上，剧本和歌词都是归到文学的。文学史上，元杂剧、汤显祖为代表的明清的剧作，都是作为文学来评说的。宋词可唱，文学史从未无视宋词的存在。 近些年，却有把剧本和歌词踢出文学界的倾向，有很多人认为剧作和歌词是低端的，这种观念很有害。我认为，好的原创舞台剧剧本、影视剧剧本和传唱多年的歌的歌词，均是文学界内的重要风景，无视这类风景的存在，就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文学界。 何 平：改变剧本和歌词被排斥出文学的“习惯”，当然最直接的影响是拓展文学的疆域，可以在一个更多样的文类之上对当代汉语文学作出价值判断。 当下中国文学，以话剧为例，其先锋性或许要超出其他文学类型，且是如此持久地坚持着先锋探索，甚至话剧也是中国当下文学参与到世界文学程度较高的部分。 我曾经在一篇谈论1985年前后先锋文学的短文中提出一个疑问：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成为了以小说和诗歌为中心来叙述这种样子？那么，不以小说和诗歌为中心呢？比如所谓的新时期文学，首先到场的“先锋”，甚至比小说和诗歌更彻底的“先锋”，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明明是话剧——如果我们把“先锋”理解为对文学成规的反抗和反叛。因此，我们对新时期“先锋文学”谱系的叙述，即使不以话剧为中心，而是将话剧加诸其中，中国当代先锋文学肯定是另外一种景观。在先锋小说未成气候之前，《野人》《车站》等等先锋戏剧，做了中国当代文学革命的前锋，而1990年代先锋退隐之后，也有《思凡》《我爱×××》《零档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恋爱的犀牛》绵延不绝地续燃着先锋的火种。 主持人：过度强调文学边界有何利弊？ 施战军：过度强调文学的边界会束缚文学，文学应该是丰富的、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应该打破框框，扩大文学的审美界面。新文学百年来也是始终求变求新。文学应该表现更多更立体的光影色彩，体现更多的可能性，修复过去曾经繁盛且自由的文体，并以新的时代特色不断创造文学的新界域。 柳建伟：适度强调文学边界，是有益的，这样可以弄清一种文学体裁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同时也可把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极致。唐尊诗，诗就有高峰，元行杂剧，中国从此就有了剧的成熟。 过度强调文学边界，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譬如：近几十年我们从西方和日本引进或引进加工了许多强调文学边界的概念，如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没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多少积极的作用。受此种分类的影响，已经低估了很多作品的价值判定，也高估了一些作品的独创性贡献。金庸，到现在为止，一般中国人把它看成是一位通俗文学作家，很多论家几乎都不屑看他的作品一眼，遑论到位评说。事实是，金庸的优秀作品如《鹿鼎记》，早是过去百年中国文学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了。金庸写出一个韦小宝，已足以以文学大家不朽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