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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联系。在“人民性”的写作传统中，曾强调知识分子要与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反映人民生活是否成功，取决于知识分子对人民生活的熟悉程度。知识分子只有走向人民，贴近生活，客观真实地反映人民的苦乐，才能使其作品真正具有活力和魅力。在这方面，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虽然存在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但也不乏成功的实践，产生过很多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作品。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很多研究者质疑文学反映论，主张文学“超越”现实生活，认为直面现实的作品不具备超时空的审美价值，或审美价值比较低，而一些作家也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撤离，远离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精心构筑自己的“小世界”，从而使文学凌空高蹈，不接地气。 在今天，一些商业媒体在利益的驱动下生产同质化的信息内容，也对作家的“人民性”写作构成一定的阻碍。许多作家满足于从这些媒体中获取写作的材料，由于一些媒体在呈现生活的“真相”时，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加工”过的，更由于作家们只能以部分的感官面对媒体“真相”，所以很难全方位地体验到生活的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作家失去感知真实生活的能力，他们对人民生活的感知，不是更广阔了，而是更狭窄了，不是更深入了，而是越来越表层化了。一些作家对生活的想象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受到损害，失去了把握社会生活的“整体”和“发展方向”的能力，满足于书写没有高度也没有深度的平面的、琐碎的生活状态，在创作上出现惊人的雷同现象。 要想增强文学创作与人民生活的联系，作家们必须要重视“亲历”生活，直接面对生活的真实。在“人民性”的写作传统中，作家们深入生活时，非常重视“身入”和“心入”，他们所有的感官对于生活现场都是开放的，比较容易在观察、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对生活整体的判断。过去谈论文学的“人民性”，经常强调要写出人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要想做到这一点，作家们必须从各种狭小的圈子中走出来，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大地，去接触不同的社会群体，正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正视制度和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富有创造性地来回应这些问题。作家必须从政治、经济、道德、历史、文化等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中，透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这些经验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的文学创作借鉴。 其三，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文学的理想性和精神性。在“人民性”写作传统中被确立为典范的作品，大多是有力量、有热情、有理想的，大多具有正面引导人心的凝聚力。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追求文学的理想性和精神性时，是根据时代问题的需要而不断调整的，如革命年代的“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等精神，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科学”、“务实”、“开拓”、“进取”等精神。这些精神的素质，往往会作为作品的“倾向性”、作为作品主人公的精神成长的方向而体现出来。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理想性和精神性不断失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中出现“非英雄化”的潮流和“无动于衷”的新写实；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出现“躲避崇高”、“拒谈理想”的论调。不少人简单地把“世俗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把理想和精神等同于体制和道统，把理想和精神置于“世俗化”的对立面。在这一强大潮流的支配下，不少作品“情感冷漠”、“悲观厌世”、“软弱无力”，无原则地认同“世俗化”的逻辑，无限度地迎合人心人性的一些弱点，失去滋养、守护和引导精神生活的热情，更谈不上担当民族精神建构的重任。这样的文学，哪里谈得上是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呢？ 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需要作家具有投身社会生活激流的勇气和激情，在充分借鉴“人民性”写作资源的基础上，融入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的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等一切方面，并在人民生活中寻找新生力量的萌芽，寻找民族精神成长的新的可能性。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