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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傅修延：不过西方叙事学家也有自己的问题。像许多兴起于西方的学科一样，西方叙事学家创立的叙事学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他们引以为据的具体材料很少越出西欧与北美的范围。这种情况当然可以理解，但若长此以往，叙事学就会真的成为缺乏普适性的西方叙事学，无法做到“置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只盯着西方的叙事作品，而应同时“兼顾”或者说更着重于自己身边的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与后经典叙事学兼容并蓄的精神一脉相承，有利于西方诞生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成长为更具广泛基础、更有“世界文学”意味的学科。 萧惠荣：所以您的研究会脱出西方叙事学的轨道，向中国叙事学倾斜，对吗？我记得您最早的叙事学论文和《讲故事的奥秘》那本书，里面举的例子大多出自我们自己的叙事作品，看来那时您就在思考中国人自己的讲故事传统。 傅修延：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国后，看到自己一向钦佩的陈良运教授正兴致勃勃地做着中国诗学研究，受其鼓舞我也想把中国叙事学提上议事日程。那时我还未料到西方叙事学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只是凭直觉感到不应在叙事学与结构主义之间划等号，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自己的叙事传统。 萧惠荣：您最近出版的《中国叙事学》是否说明您在接近这一目标？ 傅修延：离这个目标还远着呢。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还有董乃斌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一系列研究，属于这方面的先行者，我的新著以“中国叙事学”为名，表明我是尾随其后，一路紧跟。 萧惠荣：您的意思是您的研究只是“紧跟”？ 傅修延：哈哈，长跑中“紧跟”也是一种策略。我是搞方法论“起家”的，我的第一本书是1986年的《文学批评方法基础》，记得那年的《文学评论》还发表了对这本书的书评。从方法上说，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有五条：一是调查范围的扩大，二是考察时段的提前，三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四，既有观念的“裂变”。五是“地方性知识”的介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