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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起承转合”篇章结构存在的根本动因是“内形式”，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喜欢顺序描写和叙述的文化传统，是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中矛盾冲突呈现的发生、发展、转折、收结并循环往复的逻辑进程。 “起承转合”多用来概括事物发展变化的逻辑进程与有序形态，也内化为中国古代诗文自成体系的篇章结构理论。20世纪以来，随着讨论逐渐深入，对“起承转合”结构的再思考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体现圆融之审美特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笔名“烟桥”的学者在题为《“起承转合”与三段论法》一文中，将“起承转合”之法与西方的“三段论法”进行比较，认为彼此毫无二致。作者提出：“我们既然以为三段论法可以运用到论说的文章上去，那么‘起承转合’何尝不可运用呢？” “起承转合”结构古已有之，是汉语篇章语段表达的主要特征。启功将其视为我们“民族的语言规律”。他说，凡可分为四截的文字，“常常第一截是‘起’；第二截接住上句，或发挥，或补充，即具‘承’的作用；第三截转下，或反问，或另提问题，即具‘转’的作用；第四截收束，或作出答案，或给上边作出结论，即具‘合’的作用。这种四截的，可称之为起承转合”。“起承转合”结构说，作为中国古代诗文的章法结构理论之一，有其历史发展的源流。具体来说，“起承转合”结构说在唐代试律和律赋的作法中萌芽，在宋代时文中形成，在律诗作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并在明清八股文中得到强化。 “起承转合”结构的内涵更为丰富。从时间维度看，中国人习惯于把握事物发展中起承转合的逻辑进程；从空间维度看，中国人擅长区分事物呈现的起承转合的有序形态，在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中认识万事万物。因此，“起承转合”不仅是文体的章法结构，更是一种思维习惯。它对应的是一种事物发生、发展、转折、收结并循环往复的客观规律。无论是作为章法结构，还是思维习惯，它直接的文化渊源是中国古代人们的天道观、宇宙观中对圆境的高度崇尚。“起承转合”结构首尾呼应，运行变化周而复始，相抱成圆，体现了圆满、圆融、圆活的审美特征。 20世纪80年代，陈伯海在《唐诗学引论》中说：“律诗天生四联，每联一结，正好应得上起承转合的模式。所以尽管诗人写作时未必有意遵循这个模子，也确有不少诗作突破了这一公式，而多数篇章仍不免与之暗合……在我看来，‘起承转合’不仅不足以为诟病，恰恰有助于发挥律诗的美学功能。”斯言有理，尤其是“暗合”一说，准确地概括了“起承转合”结构作为思维习惯内化为篇章结构的路径。律诗如此，绝句亦不例外。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黄河远上白云间”，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诗歌如此，散文何尝不是如此？苏轼的《前赤壁赋》不管如何分段，内在意脉主干不过是“主人乐，客人悲，主人解，主客乐”的“起承转合”结构而已。叙事性的文学样式比起抒情性的诗歌，更易于暗合这一篇章结构，因为叙事性的文学样式直接表现社会生活中跌宕起伏的矛盾冲突，如戏曲、小说等文学样式。元杂剧一本四折，大多数呈现为“起承转合”结构。而有些剧本的第四折被喻为“强弩之末”，就是因为前三折已经完成了一个“起承转合”的布局，第四折不过是节外生枝或画蛇添足而已。与此相反，明清小说中如“三请诸葛亮”这样屡见不鲜的“三叠式”情节，则是对这一结构的机智灵活的运用。 (责任编辑：admin) |